中共还是铁板一块——倒薄以后

自今年2月6日王立军“私自进入”美领馆，到拖延两个月后的4月10日新华社被授权发布对薄熙来“立案调查”的决定，再一次表明了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仍旧僵化和黑箱操作。其实，别说这么件大事，就是小事，中共也全是黑箱作业。这本来是共产党的家丑，可人民日报评论员却把这窝里斗说成是共产党的“自我纯洁”，再一次自我贴金，又“伟光正”一把。

围绕薄熙来事件，中共利用官方媒体引导国内的舆论，却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做详细具体的报导，只收集党内各级领导的表态和所谓民众的反应。此外，还安排“知情人”把拟定好的“消息”传递给他们指定的所谓 “民间人士”，如王康，让王康以私人身份把“内情”透露给外国媒体。在海外，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记者海涛紧跟配合，特意撰文追捧王康这种被授意做官方传声筒的非正常行为，以此强化中共对舆论的导向。中共还通过它的传声筒以“知情人”身份向海外有些媒体，如博讯，以“首发”形式传播真假掺杂的消息。迄今为止，对此事件，海内外媒体的第一手资料实质上都出自中共之手，所以舆论基本上受中共导向，既便有人力图分析推测，也不得要领，更无人知晓事实真相。

在国内，各色文化人或挺薄，或挺温。除了王康做官方传声筒外，还有沙叶新为温家宝撰文叫好，说 “温面目和善”，“温面貌端方”, “温眼常含泪……有恻隐之心”, “拿温和他的某些同僚们相比，更是极为难得，极为稀罕。”等等，等等。如此肉麻，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荡然无存，用这类吹捧党魁的文字来评论倒薄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实在令人喷饭。挺薄人士中，有大学教员王铮，向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发出公开信，要求会见人大代表薄熙来，用国法高于党纪，向中共最高当局发难，以此救薄熙来于水火。殊不知，共产党的党纪和中国现有法律本来就是冲突的。共产党用党纪整肃薄熙来乃是它内部的事情，不关党外人士的事；现在王铮认为党纪高于法律是错误的，这样侵犯了薄熙来的人大代表的特殊权利。那么王铮首先应该问薄熙来，你当初干嘛加入共产党？入党可以不服从党纪吗？难道薄熙来出事前的胡作非为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那时有谁出来说话了？出了事的时候王铮却说薄要受法律的保护。以我之见，在中国，用入党谋取私利者应该放弃法律这个保护伞。

在海外，各色人物也即刻忙碌起来，有上电视台为薄熙来说话的，说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现在中央对薄的做法比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有人撰文追捧温家宝，说倒薄是中共启动改革的契机；也有人私下打电话到处游说。我在芝加哥的两位法轮功朋友接到游说电话，说是要法轮功的《大纪元报》登载王铮的公开信。凡此种种，令人眼花缭乱。不料想，我自己也接到香港打来的游说电话，告诉我周永康在北京已经调动武警，天上有战机巡视，地上有军车调动，并劝我赶紧写文章挺温家宝，还说既便要追查中共高官的腐败，温家宝也应该是最后一个被追查的，还一再要我点穿，余杰是周永康放到海外咬温家宝的一条狗。

一时间，各种消息、猜测和判断铺天盖地：周永康与薄熙来勾结谋反，周永康绝地大反击，周永康调动武警和军车进京，战斗机不断穿过北京上空。还说什么，周永康在背后挑动重庆百姓上街抗争。在我看来，海外形形色色的人，挺薄熙来也好，挺温家宝也罢，他们的猜测和判断，多半被中共直接和间接释放出来的消息所忽悠；有的一厢情愿地臆想，希望事情发展成他们愿意看到的那样，有的在中共的思维框架中打转转，把共产党分成左右派，用的是过时的阶级斗争理论，生搬硬套在倒薄事件上。

四月十三日时，我电话中对一位媒体人说：“你们别胡猜瞎判断了，中共整不到周永康身上。中共是能捂就捂能盖就盖。”对方大吃一惊，说：“啊！？周永康已经和温家宝撕破脸了，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我说：“你死我活是共产党对人民而言的党思维，而他们对内部则是同舟共济，全力维稳。”

现在的中共党魁有深重的危机感，所以，他们对内部高层的腐败是能捂就捂，能盖就盖，捂不住盖不住了才不得已开刀。就倒薄事件而言，温家宝所谓的“会给人民以回答”，实属不得已。如今的胡温已经没有当初毛泽东、邓小平那种经常整肃党内的臆想政敌的能力了。胡温的心态是，尽量保住共产极权的铁板不裂，破船不沉。要不是王立军的鱼死网破之举，中共未必把薄熙来的问题公开化。倒薄事件并不是海外某些人所称的“中共大分裂”，“改革的契机”。此外，海外对周永康的猜测也离谱，说周永康必定步薄熙来后尘，必被整肃。其实，周永康长期掌握司法国安，对中共内部而言，他是一把双刃剑。中共高层没几个干净的，整来整去没准就整到自己头上。不到迫不得已，中共犯不着把周永康揭个底儿朝天，他已经七十岁了，让他退休也就结了，这样更有利于中共内部的稳定。

那些寄希望于温家宝的人认为温家宝可以借“倒薄”推动民主改革，这真是自作多情，自己犯傻。这些总是对中共抱幻想的人一直认为“中共不是铁板一块”，里面也有好共产党员，有改革派，他们能拯救共产党。

这些人认为的好党员无非是，为人正派，有正义感，不贪污腐败。他们往往是好家长，好丈夫，好同事，既有人性又不整人害人的好干部，但是，这些“好党员”首先是服从党纪的有党性的工具。他们既不能改变中共的罪恶史，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性质，对中共日益加速的腐败与堕落，他们更无能为力。中共烂到这般地步，改革已死，中共内部有多好的党员，也无济于事。

我这个从中共红窝里出来的红色后代太了解这一点，因为我家中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们全都是再好不过的“好共产党员”，好到我这个反共分子都感动的地步。我家这么多共产党员竟然没出一个坏的，可在关键时刻他们又都是服从党性的“好党员”。上至我大伯那样的部长级老党员，八十年代的北京市委书记，从不整人、两袖清风的好书记，今年一百岁，是共产党发动的“一二九学运”领袖、现今留下的唯一的活恐龙；下至我的吴西叔叔那样的前唐山市烟酒公司总经理，这位十七岁就做我奶奶警卫勤务员的大字不识的孤儿，由我奶奶天天教他写字读书，成长为一位特别好的共产党员干部。烟酒公司总经理是肥缺，可吴西叔叔的工资养不起三个下岗的儿女，靠我大款的哥哥定期寄生活费支撑生活。二00七年吴西叔叔去世，死得很穷，妻子一辈子家庭妇女不工作，他这一死，真是只留给了家人清贫一生的清名。葬礼那天，我哥哥带上他和我大姑凑起的两万块钱，从北京开车开到唐山去送钱。在中国现今这种腐败透顶的社会，吴西叔叔却清贫度日，这种共产党员有多感人，有多好。我敢说，吴西叔叔从始至终都是人民的一员，一生廉洁，可他离民主改革却很远，可以说完全没关系。别说低层的好共产党员，就是那些高层的好共产党员未必就能对改革起作用，稍微开明一点的就会被整下去，赵紫阳和胡耀邦就是实例。

共产极权的特性就是在关键时刻由最高层的几个人甚至一个人起作用。这个制度又从上到下地控制着整个社会，包括思想和言论。虽说它已经从早期极权的僵化教条蜕变成今日晚期极权的实用和投机，但是在关键时刻，最终拍板起作用的还是上层那几个人。对内部整肃，他们仍旧采用黑箱作业；对外部镇压，他们仍旧采用死硬手段。他们对媒体的控制和导向愈趋精致化和多样化：收买、封锁和垄断，无所不用其极。在薄熙来事件上，他们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共这种现状还是铁板一块的状态。薄熙来事件尽管闹得风声满世界，中共并不会像有些人所臆想的那样出现分裂，也不会在整倒政敌后启动政治改革。其实，清醒的人们早就看出，要使铁板破裂只有两条路：或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从内部瓦解它，或发生人民革命从外部打破它。

今天的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人物已绝无可能，因为，中国现今政治情况与当初苏联的政治情况很不相同：当初的苏共没有当今中共如此庞大巩固的利益集团，当初的苏共高层没有当今中共高层这样背负着如此巨大的贪污腐败的包袱。中共今天的利益集团遍布党政军界、财政金融界、商业界、产业界、体育界、文化界、医疗界、教育界…… 再看看党外，看看“文化名人”沙叶新肉麻地吹捧温家宝这样一个党魁，看看“民间思想家”王康心甘情愿为党效力、替党说出党不便公开说的话，你就能多少看到今天的所谓文化精英已经堕落到何种地步——以谄媚权势为荣。在时下这种腐败透顶的中国社会，人民抗争的微弱呼声往往被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和文化人的谄媚权势之声所淹没。

让我们用清醒冷静的头脑面对这一切和极权铁板，不幻想，不失望。哪怕世界变得再荒诞，铁板再僵硬，有着光荣抗争历史的中国人民也终将把这块极权铁板砸碎。如果东欧人民和中东人民能够做到，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做到。

三妹于芝加哥

二0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