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大地雷：800万个体户消失

万维读者网记者逸民综合报道：朱大鸣凤凰博客4月27日文章说，个体户减少是中国经济最大地雷。国务院最近决定，小微企业减税延长到2015年底，这是一个很及时的政策，因为当前决定中国经济真实命运的小商小贩小企业主的日子不好过。

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3452.89万户，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国的“个体户”问题关系到上亿人的生计。

 但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数据表明，中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正在逐年减少，据说平均每年要减少135万户，6年减少了810万户。
 
 文章说，正是这些商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当年改革和开放最活跃一批人就是这些商人。但城管们和一些基层官员主要寻租的对象也是这些底层商人。
 
 官僚打着公权力的幌子祸害小民，是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盘点历史，追溯往昔，能不能善待个体户，其实关系到整个中国命运大局。
 
 文章说这些天国家不停出台政策挽救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这很好，但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决维护小商贩的合法权益。少一点剥夺、少一点寻租、少一点胡乱管，就是中国经济之福。

文章共有7个跟帖，2个认为“有道理”。有1个跟帖表示不同意见：说实话，我们浙江的个体户的生存环境是相当不错的。不相信的朋友可以来浙江看看，如果合法经营，保证可积累自己想要的财富。

据新京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经济界小组讨论时说，当前中国经济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出口增长减速情况下的就业问题，而解决就业问题主要是依靠小微企业。

此外，厉以宁特别提出个体工商户的问题。“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有无区别，有无单列必要值得考虑。”他说，“国内个体工商户也应尽量登记为小微企业，让它享受小微企业的优待，比如在融资方面的优待。”

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 个体户问题转变为中国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

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在成都做手机维修生意的一位王姓个体户的相关事迹。今年3月，该个体户打电话找到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张道阳副处长反映情况。

张道阳告诉记者：“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有大量底层农民要从做摊贩开始进城谋生，并通过个体经营最终融入城市。但在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几千万个体户的声音和利益却往往被忽视。”

（图：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个体户最初是个贬义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个体户最初出现，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后来，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通过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赚取中间的差价，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个体户也就不是个贬义词了。）

张道阳希望有人去关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几千万个体户的生活，因为在当今中国，“个体户问题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事关社会公正，甚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和大多数个体户一样，老王来自农村。10年前，他放下锄头，带着“成为城里人”的小梦想来到成都。进城的第一个月，便因为“个子比较小”，“又没得技术”，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资。后来，他当上了个体户，干过广告灯箱生意，如今做手机维修。他的摊子过去曾有营业执照，但几年前因没有按时参加年检而被吊销。

2008年，成都市创建文明城市，为消除无照经营，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给不能满足办理工商登记条件的小商贩颁发了“灵活就业（营业）辅导证”，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财政部、发改委、工商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因每年能为个体户减负上百亿元，这项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声。

去年，“辅导证”到期，老王想再办个正经的工商营业执照，却遭遇踢皮球的尴尬——当地工商所以房子没有产权证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开具的场所合法使用证明；而街道则称“我们只是个民间组织，没资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还合法的老王就这样成了“非法”，这事儿让他想起过去还收管理费的时候，“追着我们办执照，不去办就处罚，这种事情多噻！”没有营业执照，罚款是逃不掉的，连发票也只能买假的，执法者说他是“危害国家利益”。

“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满足每个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吗？我们自己养活自己，也算危害国家利益？”他连珠炮式地发问。

长期参与个体私营经济登记工作的张道阳告诉他，按照中央颁布的《个体户条例》以及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他“应该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我们不跟中央打交道，我们跟地方打交道。每一级部门都有权力增加个说法卡我们，合法的生意，却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钱挣到，老百姓日子咋过吗？”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老王冲着话筒吼道。

张道阳说，自己平时常会与一些学者探讨经济问题，但只要聊起个体户，很多颇具声望的学者都说自己“没有什么深入认识”。在经济学已成显学的今天，他发现，中国竟然连一个专门研究个体经济的学会都没有。

这让他感触颇深，“许多利益群体都有代言人，但底层的这些个体经营者，好像没什么人给他们说话。”

事实上，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3452.89万户，从业人员7097.67万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国的“个体户”问题关系到上亿人的生计。

张道阳表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都与什么科技创新、财富积累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每天辛苦经营，只是养家煳口，只是为了生存。

在发达国家，这个群体通常被叫做小商人。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个体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紧密相关，其意义在于，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发展。

在那次20多分钟的通话里，老王说了这样一句话：“各个部门都不厚道，他们要把他们的利益考虑完了，再来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这让张道阳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有一个缝衣服的小贩，最开始在显眼一点的位置摆摊，后来因为“没有孝敬店长”，就被调到了消防通道里。“一个店长，本身就是个雇员，都有这么大权力，而处在底层的个体工商户却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张道阳感叹，“你就可以想见，有多少管理部门，有多少强势者，就有多少类似的事情发生。伤害他们越重，他们孝敬就越多，恶性循环。”

另一次，张道阳到外地调研，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审批）上。执法人员对女老板说：“你不达标，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上面有检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关门几天。”对这家美容院来说，6万元意味着一年请了两个雇工去伺候这位队长。

实际上，许多个体户有着与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中国，涉及工商登记的前置行政许可（审批）起码有100多项，这意味存在相当多的行业，要想在其中经营，拿到营业执照之前，总要碰上一两项前置许可的坎儿要过。

张道阳说，“一些前置审批部门坐享其成，有利的抢着，没利的推着，只坐在家里要钱，心情好了，请我吃喝了，上货了，有关系了，就给你办；否则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儿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断腿，看你敢不来求我？店还没开，审批就把你审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条款时多考虑一下，该条款会不会被某个执法单位当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中国是最普遍的问题，往往执法者扒了你的皮后，还指着某某条款振振有词地问你，你懂法吗？”

与此同时，在这套外表光鲜、监管严格的管理体制之下，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很多地区都出现了“个体大户”现象。张道阳告诉记者，有的夜总会要雇佣几百人，却可以登记为个体户，从而避开高额税负，就像开着宝马车买经济适用房一样，很滑稽。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个体户”3个字曾象征着自由与希望。

1979年的2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知青返城大潮开始，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曾是“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经济，其合法性第一次在模模煳煳中得到了确认——做生意不用再逃了。

1980年，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来到北京，走进只有3张桌子的“悦宾饭馆”。他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当时，个体户、私营业主和企业承包者属于中国的高收入阶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一句流行的顺口熘。《中国青年报》198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最受人们欢迎的职业前三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名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

1987年，国务院颁布《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一位美联社记者曾专程来到北京钱粮胡同，拜访一位将3台缝纫机抬进卧室、办起私营西服缝纫店的妇女。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评价眼前的个体户：“她在赚钱，也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张道阳曾经问过单位里亲历过改革初期的老同事，那个年代的经营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亲历者告诉他，那时候的市场很简单，要拿到经营执照很容易，“也没有什么人来折腾你”。

某种意义上，在改革开放初期，大部分计划经济部门并没有将精力放在非公有制经济上，严格的管理没有辐射到新兴的个体户群体。

张道阳将1995年称为分水岭。那一年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监管部门也随之转型，纷纷“把触角伸了出去”，更多地腾出精力面对所有市场主体。事实上，正是1995年前后，大量行业管理法出台。据他观察，各部门在立法过程中普遍借鉴国际标准，标准“偏高偏严”。

张道阳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出于对资源、环境、市场秩序等多方面的考虑，确实应该对各种行业设立相关行业进入标准。

“但这个标准应当实事求是。”他话锋一转，“个体经济的特点就是多层次性。在我国，仍然存在相当多不发达地区，即使在发达地区，也存在相当多不发达角落。就像国际上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样，国家的标准也要考虑广大底层民众生产生活的现实情况。在这背后，是对个体发展权的尊重和保护。”

张道阳坦言，越到基层，部门利益表现得越明显，“每个部门都会想方设法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攫取最大利益，把权力用尽”。

2009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曾对摊贩经济进行过实证研究。他认为，过严的政府规制，大幅提高了商贩的经营成本，商贩又不得不将成本转嫁给市场，便会直接导致食品安全问题。

张道阳与何兵看法一致。“人啊，只要觉得生活还有奔头，有前途，有希望，就会自觉地讲诚信。你把他逼得没有前途了，没指望了，他还讲什么诚信？”他皱着眉头说道。

在一次赴日本考察时，他听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卖米的商人因为向酒厂提供了变质的大米，导致酒厂因生产劣质清酒被媒体曝光，卖米的商人竟然因此绝望自杀。

当地商人告诉他，在自然形成的市场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遵守公序良俗，卖变质米的商人被曝光后名声扫地，以后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他也就无法生存了。这样的环境里，小商人都很珍视自己的商业信誉，有很多家庭经营、父子相承的手艺世家和餐饮老字号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

张道阳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在中国自古有之，并没有现在这么多形形色色的监管门槛，小商人同样全靠诚信经营。

面对个体户所遭遇的种种困境，有人曾评价，这是个从“改革先锋”变成“改革弃儿”的群体。

张道阳则察觉到，30多年来，个体经济的形态并没有多大变化，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已经改变。

他的感觉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先冲破传统体制的力量，个体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高效得多，而其参与者也是那个年代最渴望经济自由的一群人。但改革至今，多层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呈现，个体经济变成弱势的经济形态，并不会给政府贡献太多财政收入，其组成成分也转变为以谋生、煳口为主要目的的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大量进城务工、创业的农民工群体。

这意味着，个体户问题已经从改革问题转变为社会公平公正问题。

张道阳遇见过一个年轻的个体户。这个22岁的年轻人这样描写自己的生活，“从7岁开始我的生活就不那么明亮了”。他从小陪着父母在菜场里做生意，还要照顾风瘫的爷爷。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便在作文里许愿：“希望有一个可以安心奔生活的地方，让每个人都可以勤勤奋奋安安稳稳地过上他们的日子。”

一篇2009年发表、题为《北京外来农民个体户经营现状调查研究》的论文指出，进京的农民个体户年平均利润呈逐渐下降趋势。90%以上的受访者提到，以前随便做点生意都赚钱，现在却是稍不努力就赔钱。

另一个现实是，政府对于个体户的扶持政策面临“制度性冷漠”。

据张道阳观察，每年进行就业统计的时候，往往会把个体户的数字纳入中小企业计算，而要扶持中小企业的时候，登场的却都是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不会再有人“搭理个体户”。

张道阳解释，某些政府部门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往往是谁有能力谁争取，而个体户“连争取的能力都没有”。

“归根到底还是发展观的问题。很多官员想的是，这些人对GDP没有多大贡献，对财政也没有多大贡献，为什么要扶持他们？更何况，他们当中很多还是外来的农民工。”张道阳说。

他注意到，在美国纽约市曾发生过一件与小商人有关的事情。有议员提出，对纽约一直允许的占道经营加以“有条件”限制，结果被大部分议员否决，理由是，取缔占道经营将使一部分“新移民”、“小生意从业者”的生存权利受到“可想而知的伤害”。

目前，纽约有超过1.2万名有执照的街头小贩，86%都是外来移民，其中人数第二多的恰恰是来自中国的小商贩。

张道阳评价道，一个穷人过不好的社会，富人同样不会过好。而对一个国家而言，“公正地尊重和维护每个公民的发展权比什么都重要”。

有一年，张道阳去伦敦考察。在一个停车场内，他看到了一辆经营食品的流动厢车，车身印着加勒比海风貌的图案。原来车主是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靠做小生意为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家人已经住进了当地社区，逐渐融入了英国社会。

“一个城市的繁荣，绝对不只是富人的繁荣。”张道阳有所感悟，专门拍下了这个场景。

他发现，在发达国家，有大量新移民均是通过个体经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中的组成部分，并逐渐融入城市。

在张道阳看来，这同样也应该是中国完成城市化进而完成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单纯打工的农民，无力维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他甚至想象过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理想模式：一个农民工，通过打工积累一点钱、增长点见识，然后可以在城里摆个小摊或者开一个小铺，有稳定的收入，他的家庭从此生活在城市里，子女可以接受城里的现代教育。第一代的农民工本人终生可能只是个城市里的小商贩、个体户，但他的孩子可能就是个出色的医生、工程师、科学家。

但这只是想象。张道阳隐约感到，近几年，因为各种或明或暗的成本，许多怀有此类美好憧憬的农民工兄弟，离他们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远了。

一个广东的小伙子，曾用打工挣来的钱开了家小店，卖手机。干了两年，现在一个月下来还赚不到1000元。他写道：“没办法，做完今年看来也要关门了。中国又少了一个个体户，多了一个农民工。”

成都的老王同样感到营生不易。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一年只能存上几千块钱；娃娃初中要毕业了，没有资格参加中考。但他同时告诉记者，农村也回不去了，“从乡镇到村里的路，只有车轮子上没长荒草”。

他如今的愿望是，办下营业执照，再办个5年的居住证。他坚持说，哪怕给他一个很小的门脸，就能养活一家人。

在采访当中，张道阳向记者推荐了一位美国社会评论家发表于190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与贫民窟的斗争》。文中，他用铅笔标注了一段话：“我们总要伸出手，将那溺水者从水中拉出的。现在是时候了。再晚一点，我们恐怕将难逃被溺水者拖下水去而一道沉没的危险。”

个体户升级不应成为消灭个体户的过程

去年11月，北京市工商局公布《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登记办法》，个体工商户可以自愿申请转型升级为3种企业形式。

南方都市报社论指出，个体户升格为企业，对政府有显而易见的好处，方便公共管理与数据统计。对于北京等大城市而言，个体户升级为企业有其急迫性。北京计划于“十二五”末期，将服务业占全市经济总量的比重提升至超过78%。服务业税收成为未来北京增加税源的重点。

但是南都希望不要趁转型之机提升个体户税收水平，以转型为名，将不符合政府产业要求的个体户驱逐出市场。

因为个体工商户是最基层的草根经济，资金量小、受过基本工作训练的人，随时都可以用较小的代价进入市场，个体户成就了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基础，是中国民间人士最大的市场熔炉。中国之所以能在城市容纳如此之大的农村就业者，服务行业遍地开花，个体户的发展模式功不可没。没有个体户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绝不可能如此快速。

但是个体户的小规模经营正在遭遇挑战。中低端个体经济一则与某些城市自封的“国际大都市”形象不匹配，二则与服务业的高端走势不相称。北京正在集中力量塑造“北京服务”品牌，建立辐射全国、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目前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四大行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49%，引入的服务人才也是高端服务人才。

社论指出个体户升级可能成为淘汰已现征兆，北京针对低端外地人的淘汰业已开始。自2003年开始，北京顺义区逐步清理整顿小百货、小食店等“五小”企业；升级改造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传统服务业，同时奖励雇用本地人的企业，2010年下半年来，房山、丰台等区县纷纷仿效。而在2011年1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上，“以业控人”、“加减法”规划出台。北京市政府相关领导明确表示，屏蔽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行业形态；小百货等17类业态将提升审批准入门槛，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流动人口。低端人口被驱逐，个体户通过引导逐渐退出市场。

社论最后写道，没有活跃的个体经营，不可能有庞大的有活力的城市服务体系。大城市的个体户升级过程，不应成为消灭个体户的过程，而应成为小型企业降低门槛，从各方面做实市场经济基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