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精神科医生的闲话：毛泽东、李纳曾有精神病

     昨天与久违的刘锡伟主任在高级法院旁边的喜来公社咖啡馆见面，两年未见了，感觉他又老了一点，脸上的忧虑又多了一重。

    刘主任已经76岁，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他一直为呼吁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而奔走。曾相继介入南京姐妹泼硫酸案，陈丹蕾案、马加爵案、 邱兴华案、徐闵超案等轰动一时的大案。不仅如此，刘锡伟关注过美国赵承熙案、胡德堡枪击案。但迄今为止，他为肇祸的精神病人之权利奔走呼告近十年，却无一 例成功。

     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邱兴华案，我也是因为这个案子认识的刘主任。当时，在精神病学界和法学界的呼吁下，我曾乐观地以为陕西省高院会对邱兴华进行精神鉴定，但是，在最高人民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前四天，邱被执行了死刑。

    不过，刘主任至今矢志不渝，他现在关注湖南的刘爱斌杀人案，并希望我能介入，我为之惭愧。年会上发现，有同事已经说我眼里凡杀人犯都有精神病了。 为之辩解而自觉无果，甚是无趣。想来刘教授介入这么多起案子，所承受质疑得有多少，压力得有多大。

    刘主任谈的一大内容是，毛泽东长征时曾经发过精神病。见证人是粟裕将军，刘主任年轻时曾见过粟裕，对方称毛在长征期间有一次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显 然是发了疯，但后来不治自愈。据说粟裕将军的一位亲戚曾患有精神病，这使得他成为为数不多的对精神病有着较深认识的高级领导干部之一。

    在刘主任看来，毛泽东晚年之所以拿一个个开国将领开刀，主要是由被迫害妄想——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所致。支持毛患有精神病的重要证据，是毛泽东 家族中多人患病，其中包括其子毛岸青和女儿李纳。李纳发病是因为江青干涉她的婚事引发。在刘主任看来，所谓的十年洗劫，根源在于一个人的“疯劫”。疯劫是 刘主任自创的一个概念，特指精神病人因为发病导致的肇祸。

    毛有精神病的说法，据说在精神病圈内有相当市场，但敢于公开站出来说者廖廖。

    对于刘主任的作为，除了妻子，家人中没有一个人支持。有一次女儿曾经拿出1万元钱让他出去旅游，前提是不要再介入那些吃力不讨好的案子，刘主任戏称这是“封口费”，没有收。刘主任的亲家是一位海军领导，对于刘主任的作为同样也是不以为然。

    除了关注精神病，刘主任还对中国的自由民主深为期待，然而他的一个做着某种生意的儿子却反对，在他看来，如果自由民主实现，他的生意不会那么好做。对此，刘主任只能慨叹：D国将他的儿子教坏了。

    李纳1940年生于延安。幼时由一位姓景的年轻保姆照管。当然，小保姆也是中员，为毛和江带孩子也属于“革命工作”。战争年代，李纳也上过几天简易小学，直到中共进入北平，才正式进入专为高干和烈士子女设立的寄宿制学校----北京育英学校。
   
    中学起李纳就开始住校，周末才回中南海的家。由于江青的娇惯，从小就非常任性和固执。
   
    1959年，李纳进入北大历史系。可以想象，以毛之尊和江之骄，李纳在北大是个极其特殊的人物，决非其他“中央首长”子女可比。但由于那时党风还 够清正，李回家也都是自己乘公交车，从不坐小车。因此，不少同学甚至不知道她就是中国第一号“公主”。但北大校方却不敢怠慢，专门选派一名“又红又专”、 正直可靠的郝老师全面负责她的学习和生活。一次周末，李纳感冒发烧还要回家，郝老师本着“对党对毛主席负责”的精神，怕她路上出差错，坚持不让她走。引得 这位“公主”极不高兴。后来这位郝老师在文革中因“迫害主席女儿”惨遭批斗，这是后话。
   
    李纳的任性、固执甚至骄横突出表现在“四清”中的一个例子。一位“四不清”干部贪污了数百斤玉米粒，玉米粒有黄有白。在核查贪污数额时，李纳坚持 要把玉米粒分黄白两种分别计算，这无疑要增加许多无谓的工作量（将黄和白分开），一同去四清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没有必要，统称玉米粒即可。李纳认为别人 “小看”自己并且“不讲原则”，非常生气。但凡此类小事，李纳回家对江青讲过不少，江便无端认为是有人故意“迫害”。
   
    文革开始后，已经在“解放军报”工作的李纳带头造反，以“萧力”（小李之谐音）名义写大字报，指斥军报总编辑赵易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 思想”。大字报一出，即惊动了“林副主席”。急令林办主任兼妻子的叶群前往观看，并根据叶群的“汇报”，亲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的革命同志”即萧力。此信 报“伟大领袖”审阅时，毛又亲下“最高指示”赞成林彪的答复并肯定他女儿李纳即萧力等“小将”的革命行动。于是，萧力的大名就随着其父兼伟大导师的“光辉 指示”及副统帅极其重要的“次高指示”传遍中国大地----当然，很多人并不知晓这位“萧力”是男是女，更不知她显赫的家庭背景。
   
    赵易亚被“揪出”后，“萧力”成了军报的实际首脑。不久，即在众人的“一致推举”下就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当此时，李纳才不过26岁。
   
    1967年后，李纳更是一步登天，成为毛个人的“联络员”和“代表”，负责了解北京各大专院校的运动情况，并直接向毛汇报，直到1969年“九大”以后。
   
    1970年，毛与林之间渐显争执。毛因4个儿子两死、一丢、一疯，故对李纳寄予厚望，有意培养担当“大任”。为“从基层”锻炼起，特地将她安排到 江西井冈山下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毛虽然“高瞻远瞩”“智者千虑”，不料“终有一失”，那就是忽略了李纳的年龄。此时的李纳年届30，仍孑然一身。 因身份太特殊，无人敢于问津。这也自然让李纳愁肠百结，寂寞难耐。
   
    大千世界、人间万象。有信邪的就有不信邪的。这“五七干校”中就有这么一个：姓徐，20多岁、工农出身、没啥文化，却生的眉清目秀、机智灵活，性 格好动、为人热情。他看李纳终日里落落寡欢，无人与之交往，便主动邀她打球、聊天，一来二往，两人竟产生了感情。干校领导起先虽看在眼里，终因两人地位、 性情、文化相差太大，并不往深处想，再加上李纳平日里孤独，心境不佳，也乐得有人照顾她。等到发现二人“情况有异”，早已为时过晚，二人已经如胶似漆、难 舍难分。
   
    这可闯下大祸了！干校当局乃至中办领导闻讯后一个个目瞪口呆。这还得了？伟大舵手和“文革旗手”的独生女，怎么能与一个工农出身又没文化的“战 士”恋爱？他们一面硬着头皮紧急报告毛泽东，一面写检查自请“处分”。对李纳，他们自然不敢怎么样；徐某则被“立即”看管起来，等候发落。不料，他们这么 一来，反倒是把李纳那固执、任性的“公主”脾气大大的激发起来。李纳怒不可遏，直接上书毛泽东，坚决要求与徐某结婚。
   
    毛泽东拗不过爱女，恐怕也没打算拗，遂在李纳的信上批示同意，并转江青阅。正忙于“斗争”的“旗手”对此却毫无心理准备，闻讯有如晴天霹雳。她原 本有意将此“优质资源”运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恩格斯有言：封建社会里通常通过联姻的方式来扩大政治势力）没想到叫这样一个“小小的战士”给 “浪费”了，气不打一处来。但毛已先行同意，她岂敢杵逆？无奈，只有先咽下这口气。她虽然也批示同意，但实在不甘心。一有机会，便挑唆李纳“离婚”，重找 一门政治上可以互作援手的婚姻，此为后话。
   
    有了伟大领袖和文革旗手的双双批准，李纳与徐某的婚事自然大开绿灯。干校领导急忙将徐某放出，好言慰籍。不久，李纳与徐某这对中国近代差距最大的 婚姻，在没怎么声张中举行了婚礼。但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也不失为一段佳话。然而，几个月后，便开始出现问题。新婚燕尔的新鲜感一过，难以克服的障碍 便接踵而至。两人在各方面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怎么形容都不为过。结果，徐某被“保送”进河北省某大专院校当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李纳也怀有身孕， 后产下一子，两人也实际上分居了。
   
    而此时的江青看到有机会，也就更加紧鼓动李纳“离婚”。她甚暗中采取措施将李纳与徐某隔离开来，甚至还亲自操刀为李纳慕色了一位刚刚死了夫人的部 长。可怜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的李纳，竟被这次自己选择的婚姻击垮了！她开始精神恍惚，喜怒无常，甚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有时连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不认得 了。不久，李纳正式离婚。徐某大学毕业后，便复员回了东北老家。江青张罗的那位部长，最终也没能让李纳对他产生兴趣。

     李纳虽然在婚姻上遭受挫折，但晚年无子的毛泽东仍不改初衷，寄予厚望，着力培养。70年代中期，李纳地位不断上升。1974--1975年，李纳 先后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之一）。无奈李纳实在不堪重任，一次次失望后，毛泽东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终于以悲哀的心情接受了李纳的现状。 1975年底，毛将侄儿毛远新从沈阳军区政委任上调至北京，担任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可以说是取代了李纳的地位。否则，李纳会不会成为中国的“英 迪拉.甘地夫人”都未可知呢！

    不幸中的万幸，李纳因精神有问题，没有像毛远新那样牵连进“四人帮”的阴谋之中。北京市委书记是当不成了，但也总算免掉了一场牢狱之灾。这也算是她的“因祸得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