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论坛
“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
“国家一旦抛弃正义，就沦落为最大的匪帮。”
—— 奥古斯丁
5月27日，“天安门母亲”群体沉痛宣布：“六四”死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先生于5月25日自杀身亡，享年73岁。同为“六四”难属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轧伟林先生自杀前写有遗书，遗书的内容是：
“我叫轧伟林，我的儿子轧爱国于1989年被戒严部队枪杀，至今23年，没有讨回公道。我以死抗争”
这个消息令人万分悲痛！！！“零八宪章论坛”也因此向轧伟林先生表示沉痛哀悼，向轧伟林先生的亲友表示深切慰问！与此同时，我们对制造“六四”血债并长期坚持历史罪恶的执政当局表示强烈谴责！
众所周知，1989年
的春夏之交，以悼念胡耀邦去世为契机，中国大学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性民主运动。青年学生高扬“反官倒”、“反腐败”、“争自由”、“争民主”的旗
帜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并因此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但却被执政党污蔑为“动乱”和“暴乱”，最终被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中共权贵集团调动机枪和坦
克进行了血腥野蛮的屠杀。不仅成百上千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倒在英勇抗争的长安街头，而且许多和平居民和无辜平民（包括丁子霖女士年仅17岁的儿子蒋捷连以及轧伟林先生22岁的儿子轧爱国等）也在执政党的红色恐怖中悲怆地倒下……，从此，中国的国家躯体便多了一道不断流血的伤口！
二
十多年来，以丁子霖、张先玲为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和中国各界良心人士为了安慰死难者仍未安息的灵魂，为了讨回被执政党屠戮的生命和正义，进行了坚持不
懈的抗争。她们多次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六四”死难者做出负责任的交代，要求公布“六四”真相，给予国家赔偿，追究相关责任，并多次提出与有关方面
开展平等对话，以求医治历史的伤口。2008年12月，由303人签名发布的《零八宪章》也在“转型正义”条文中公开主张：“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令
人遗憾的是，二十多年来，无论对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泣血诉求，还是对于各界良知人士和《零八宪章》的正义诉求，执政党和执政府始终摆出一幅傲慢的姿态，他
们不仅置若罔闻，而且会对六四难属采取包括监控、跟踪、软禁、恫吓、威胁一类的国家恐怖手段进行打压，甚至会把许多呼吁为六四“平反”的良心人士如江棋
生、李海、黄琦等人逮捕入狱。也因此，执政党89年6月4日用屠刀刺向中国国家的伤口、刺向中华民族的伤口不仅始终流淌着鲜血，而且这样的鲜血已经流淌了漫长的23年……
也正是在权力的冷酷和傲慢中，许多“六四”难属背负了更多的苦难和屈辱，一部分人在“党和政府”的持久伤害中先后悲惨地故去，而轧伟林先生则以“自杀”的
方式来宣布自己对执政当局背弃正义和人道的最后绝望和抗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轧伟林先生的自杀是执政当局“逼”出来的，是执政党在“六四”伤口旁边用
刺刀刺出的一道新的鲜血淋漓的伤口……！！
正
义是一个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基础，中世纪思想家奥古斯丁在谈到“国家”与“正义”的关系时，曾这样宣布：“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国家
一旦抛弃正义，就沦落为最大的匪帮。”回顾执政党在中国建政六十多年的历史，在很大程度被奥古斯丁不幸而言中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悲剧就不说了，就是在所
谓的“改革开放”时代，执政党和属下的政府又以“国家”的名义干了多少强盗和匪徒的勾当呢？九十年代的农民税费负担逼得潘群英们投水自杀，国企改革逼得大
批工人沦落为街头“无产阶级”，警察城管对城市底层民众的微薄生计形成致命威胁，而拆迁征地运动则将千千万万的唐福珍、钱云会、钱明奇逼上自焚、上访与死
亡的道路……通过一系列匪徒般的抢劫和搜刮，使得中国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被集中在一小撮权贵集团手中——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是全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远东经济评论》则指出：至2010年3月底，大陆私人财富（不包括在境外、国外的财产）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多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权贵集团不仅蚕食鲸吞、抢劫瓜分了大量国家社会财富，而且还极尽腐败、极尽龌龊肮脏之能事，包二奶、养小三、共享情妇、成批量诱奸未成年少女……屡屡罪恶，可谓罄竹难书。由此可见，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不仅在23年前使用重型武器制造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而且六四之后，这个政权及其各级官僚们仍然在使用包括国家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在中华大地胡作非为、横行无忌——“六四”的鲜血不仅没有止住，而且又变相制造了难以数计的新的伤口。
一
个抛弃正义的政权是注定无法长久的。回顾人类文明进程，一切试图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权都将被人类正义所颠覆。无论是封建专制政权、德意日法西斯权、苏东共
产主义政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还是萨达姆、卡扎菲式独裁政权均已受到历史和正义的严肃审判，“有中国特色”的大陆政权也不会例外。在今日中国，抛弃正义
的权贵集团和渴望正义的人民之间已形成势同水火的矛盾，官民矛盾已经上升为今日中国的最主要矛盾。每年几十万起人民抗议事件的发生、每年数千万人次的访民
控告运动、已经连续三年超过国防经费的维稳费用都在宣布着同一个真理：大变革时代即将到来，正义终将回归中华大地！历史的伤口终将得到正义的医治。
“六
四”也一样，无论执政当局二十三年前高举屠刀时是多么的凶残和暴虐，无论二十三年来执政当局是多么不愿意面对“六四”话题，但凶手就是凶手，罪犯就是罪
犯，再打扮再涂抹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那份虚弱和恐惧。我们注意到，不仅执政党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将自己定性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淡化为“政治风波”或
“风波”，而且在“六四”元凶邓小平死后，一些“六四”帮凶如李鹏、陈希同之流都著书立说，试图推卸或减轻自己在“六四”问题上的历史责任。这说明什么？
直接说明“六四”大屠杀的罪恶性，间接说明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正义性，既然如此，对于执政党来说，在“六四”面前，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尽早低下罪恶的头颅。
当
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民已经不需要执政党来为“六四”“平反”，人民不想再拷贝“四五运动”的悲剧，不希望执政党以处理“四五运动”的模式来解决“六
四”问题——因为那是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医治“六四”创伤、治愈淌血伤口的根本办法是进行政治改革，回归民主与正义。使各级政府从与民争利、与民
为敌的强盗、匪徒身份回归到执行正义、服务人民的恰当位置上来。
说得再具体些，执政党必须告别官僚社会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必须启动以多党政治和分权制衡为目标的国家政体改革，必须建立起以自由和人权为核心价值的国家最高伦理目标，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导向，通过政治改革建立起民主宪政的中华共和国。
唯有如此，不仅“六四”死难者的亡灵会得到安息，不仅自杀的轧伟林先生会得到安息，不仅“六四”的创伤会愈合，而且执政党和中国政府也会重新获得国家政权的正义基础与合法性基础，中国以及她的每一位国家公民也会在全世界面前重新捡回应有的尊重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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