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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28日星期六

吴仁华:中共不可能实行军队国家化

近些年来,呼吁或要求“军队国家化”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执政当局依然我行我素,强调“党指挥枪”,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执行共产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将“军队国家化”的提法视为“敌对势力全盘西化,分化中国”的手段。

纵观历史,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曾经要求军队国家化,以军队国家化作为幌子抨击执政的国民党,争取民主党派及舆论支持。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希望与执政的国民党分享政权,由此提出了首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国家民主化,然后与国民党一起把武装力量交给新的民主国家,即“先国家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的主张。1945年9月27日,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关于“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的提问时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为了向国民党表达“诚意”,中共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同时进行的让步方案。在此前后,中共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均对军队国家化问题表示过赞成的态度。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最高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在重庆达成了《双十协定》,明确把军队国家化作为共同目标。1946年1月16日,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等党派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同时,做了《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发言,代表中共公布军队国家化的具体标准:1、军队不属于个人。即军队不得为个人私有,成为私家军队。2、军队不属于派系。即军队不得成为派系政争的筹码。3、军队不属于地方。即军队不属于地方军阀,成为地方割据的资本。4、军队不属于政党。即军队不得为党军,任何政党不得在军队中有公开或秘密之活动。周恩来说,“要认识过去历史的发展。造成国内军队派系不同之现象,有其政治的历史原因。中共所领导的武装,是被逼而拿起武器来的。现在要所有军队国家化,我们非常同意。”周恩来说:“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周恩来还说,“军队要属于人民,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周恩来还说,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各种政治力量凡事都要用拳头、用枪炮来“商量”那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1946年1月31日,通过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军队国家化政协决议案,决议中“和平建国纲领”第三条即明定“确认蒋主席(蒋介石)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而决议案之军事问题案更明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

中共在1949年依靠武力夺取政权后再也不提军队国家化,而是明确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即所谓的“党指挥枪”。这正是专制政党的本质。中共自建立军队始,即主张“党指挥枪”。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主持了红军部队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治军方略,将军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在对军队的控制方面,以俄为师的中共不仅超越当年的国民党,也超越了老大哥苏联。

专制政党相信的是武力。毛泽东有一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自始至终是中共的信条。中共建政前,依靠军队打天下,正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建政后,依靠军队维护专制政权,依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典型的事例是,1989年,为了维护专制政权,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悍然下令调动逾二十万军队进入北京,动用坦克、装甲车,真枪实弹,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

军队国家化是民主国家的常态,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和个人,只服从人民普选产生的政府,也就是服从人民的意志。而专制独裁国家的军队则作为党卫军存在,只服从党派或独裁者的意志。在专制独裁国家,谁掌握了军队就意味着掌握了政权,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无一不是首先掌控军队。没能掌控住军队的刘少奇、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最终都一一被赶下台。

六四屠杀事件,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带来震动,也带来耻辱,其间出现了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第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第39集团军第116师师长许峰等诸多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抗命军人。但是,当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以为“党指挥枪”是真理,进一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此外,大大加强武警部队,将武警部队的职能从“内务执勤”增加了“处理突发事件”(即镇压群体事件),并以“处理突发事件”作为主要职能,解放军的14个野战师原封不动地转为武警机动师,成为镇压群体事件的常用力量。

从国内的八九天安门事件,到国外的九十年代的东欧苏联剧变,去年以来的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茉莉花事件,都未能让当局引以为鉴,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反而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更加强调“党指挥枪”,继续用枪杆子捍卫独裁专制政权,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今天的中国,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已经极端尖锐,群体事件一年逾18万起(2010年统计数字),当局依然采取一味镇压的政策,将“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为了“维稳大业”,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惜一次次动员武警部队实施镇压。因此,我的结论是,执政当局根本不可能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根本不可能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没有民主化,中国军队不可能国家化。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3期201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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