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事

李吉诃德，博客中国

讲两个故事，两个真实的故事。尽管她们可以展成两个长篇，但我尽量将她们压缩。我希望自己能有欧·亨利的手笔，以及他的情怀。

第一个故事——

鱼贩王培军死了，他的灵堂就设在菜市场入口，阻止着人们的走动。妻子何群独自哭泣，儿子表情木然。

王培军活着的时候，某天骑车上货，与另一辆三轮车发生了刮擦。另辆车主情急跳车，撞倒了路过的83岁的袁老太太。袁老太倒地后，王培军忙上前搀扶。袁老太称是王培军撞倒了自己，要他赔钱。王培军与另辆车主商量，两人共拿出100元钱给了袁老太。两人送袁老太去医院检查，共拍了3张X光片，结果显示没有问题。其间另辆车主逃逸，留下王培军支付了全部费用。

第二天一早，袁老太找上门来，称胸口疼痛，说医院诊断并不准确，要王培军再支付7000元，去其他医院诊治。后经派出所调解，王培军支付6500元，袁老太立下字据，并写明此款为“一次性负担，以后王培军不负任何责任”，由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签字确认。

转天，派出所传王培军前去调解，原因是袁老太儿子儿媳找到派出所，称袁老太5根肋骨骨折，医疗费花掉2.3万。经协调，王培军同意再赔偿6000元。

第二天，王培军去送赔偿金，袁老太儿子反悔，要求赔偿20万。

王培军原本就是小本经营，度日艰辛，哪能拿出一笔巨款。回到店里，他与妻子通话，诉说了事情经过，情绪几近绝望。

再转天，就有两三个光头男子携刀上门，找王培军收钱，扬言下午2时前不交出20万就要他命。中午，王培军丢下妻儿老小，服农药自尽。

第二个故事——

付达信老人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倘若不知他的身世，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位“教授”、“公知”之类。而他只是湖南乡下的一个村民，今年73岁。

2008年，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2年徒刑。审判期间，付达信不满刑期太短，恳求法官重判。

服刑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住进敬老院。付达信恨恨道：“我不该减刑。”

为了重新入狱，他设计过抢劫警察，结果未遂。他的腿脚太慢，未到跟前，警察已经走开。

他又计划抢劫妇女，结果被人骂做“有病”，未遂。

他决定抢劫女学生。他拉住学生的背包，拼命撕扯，终因体力不支落了下风。于是他掏出水果刀，女学生喊来警察，付达信方如愿以偿。

付达信如此怪诞，原因只有一个：外面的日子过于艰难，他已长年处在为温饱奔命，苟延残喘的状态。若进监狱，他不仅不必再为温饱疾病操心，而且监狱里的“生活质量”远胜过清冷贫寒的敬老院。于是，他要使自己的晚年能在监狱终了。

之前，人们只能在欧·亨利的小说里见到这样的故事，其实她就是真实的生活。

付达信的命运很像一出悲剧的模本：早年，他在村里多少也算一个“秀才”，高小毕业考上了县林业中学，一年后却因故停办。他回到村里，正赶上县城招工，可他的户口却押在学校。错过了招工只好从此务农，他曾经做过鸭倌，结果鸭子被人毒死，之后又常年在两广打工，维持温饱而已。直到年迈体衰，付达信只好回乡养老，从此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

付达信也收废品，有天，废报纸上的一则新闻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一个人为了治病，不惜犯罪入狱，而监狱竟真的治好了他的病。于是付达信决定上京抢劫，终于过上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说说我的一点感受——

王培军与付达信尽管境遇不同，却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弱者。付达信的聪明在于找到了活下去的方法，而王培军没有，他选择了自杀。

我从小知道人命很贱，因为那时的社会黑暗、贫穷；而今天，社会有了改观，人们也富裕起来，却何故人命依旧很贱，甚而更贱？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心贪恶，社会不公。所谓上善若水，下恶若泥，如今的中国人依旧还在这样的泥潭里争斗相残。

对于袁老太一家，王培军不过就是一条毛虫，可以任意要挟凌辱。但袁老太一家就是虎豹熊罴，豺狼鬣狗么？绝不是，他们只是鸡婆蟾蜍，专吃毛虫而已。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食物链”，袁老太一家在真正的强人治下，同样也是弱者，只有被压迫与损害的命运。但他们一旦面对王培军，便成了凶恶之徒，将全部的恶施展出来——就像当年那些黑砖窑的窑主与打手。

这就是所谓的“奴隶之恶”、“恶仆之心”。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国的恶才没有尽头，才会形成恶的传递与循环，直至蔓延为整个社会的恶。

然而警察呢？作为权力者，既然能够“调解”，却为何一任袁老太家的贪婪而不去制止？因为麻木与渎职。正如主管此事的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所说：我只负责调解，王培军的自杀与我无关。

但强不压邪抑恶，便视为同恶。所以王培军的自杀与他有关。

自然，这只是一点苍白的说法。王培军白死的结果不会改变。警察没有责任，袁老太没有责任，袁老太的子媳没有责任，那几个提刀威胁的“光头男子”没有责任。责任在王培军，在那瓶农药。

这也是对“毛虫”们的一种警醒：当今世道，不要信人，只要信己；不要信理，只要信刀。与流氓讲理，如同将自己的手放进狗嘴，还以为是叫它“尝尝拳头的厉害”。既然总是一死，何不去拉上袁家一口恶人再走？你也提刀上门，他们的贪欲就会减免一些。你将刀染红，他们就会认怂。这是一定的，因为鸡婆永远只是鸡婆，蟾蜍也是一样。

所以袁老太的健在实在也是一份福气，只是她的子媳有所损失：他们再也收不到王培军的赔款，只好拿去一些纸钱作为报应的记号——我信他们还要倒霉，这是一定的！

有时不免臆想：如果王培军撞到的是付达信，他的命运大约就会完全不同——我相信人性，至少付达信不会讹人，否则，他便不会千里迢迢上京“抢劫”，而会专事碰瓷耍赖，仿佛那些老而不死的贼人。

我进而想：倘若欧·亨利能够“穿越”回来，他或许还会写出《新警察与赞美诗》——这样的事在中国的作家是万难实现的，因为他们的写作只是歌德，只为名利；而他们的沉寂也只是佯装写作。或是剽窃，或是代笔，前台的表演者尽量配合着这样的“写作”沉寂下去，以备在若干时间之后如沉渣泛起，也就是“大作”出笼之时了。

付达信一定不知道美国曾有一个苏比，如同欧·亨利不会想到多年之后，他的故事会在另一个中国老人身上应验。但人类总是相通的，因为社会总有相同的丑陋与恶。

付达信的梦想就是能过上监狱里的美好生活，他的梦自然与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无法相比，却也一样地珍贵。因为她们都关乎生命与尊严。

付达信73岁，是到了该抓紧“犯罪”，抓紧投监的时候了。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犯下一个无期之罪，使自己的一生有所托付。这在一个“民族复兴”已达62％的国度，也该算是“幸福而平静的晚年”了吧？

让我们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