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防十八大内幕曝光，胡锦涛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秘密监听全面升级

樵夫专稿

据来自北京的一位隶属安全体系的消息可靠人士透露，最近以来，海外媒体不断透露中共十八大的消息，引起中共极大不安，胡锦涛更是借此专门批示，“一定要做好十八大的保密工作，确保十八大召开”。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内监听全面升级，不仅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听与监视，而且在中共内部，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共高官的全部活动，也都受到了严密监听与监视，而且这种监听与监视的范围已经基本接近中共在文化革命的最高水平。

这位消息人士介绍说，中共自建党之后就开始监听工作，不过这种监听在最初只是对外，而不是对内，尤其不是针对自己的高级干部。不过随着党内斗争的发展，对内的监听也一步一步开始针对党内重要官员。到了所谓的“延安整风”时期，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康生、邓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这种对内的监听，更是发展到了高峰，中共不仅专门设置了所谓保密局，更形成了一种制度，与党内的相互告密相结合，组成了一种对内全面控制的监听体系。但是，在中共内部，一些人对于这种内部的监听非常不满，而且由于党内一直在推行相互监督与告密，同时还严禁高官之间有横向联系，甚至于不允许高官之间在节日期间的相互串门，所以已经形成了对内部的有效和严密控制体系，因此，对内的监听并没有严重到监视每一个高官的严密水平。不过相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而言，中共内部的这种监听与监视体系还是非常严密的。

这位消息人士继续介绍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毛泽东授令康生，开始中共对内部高官的一举一动都实施全面的监听，形成了一种非常严密的对内高官的监视体系；同时也建立了一种极为严密的对民众的监听与监视体系，严防内部出现任何不满。这种严密的监听与监视体系可以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远远超过了上个世纪下半叶共产党说控制的东德所建立的监听与监视水平。这种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做法引起了中共内部很多人的不满。因此在胡耀邦主政时期，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这种对自己的每一个高级干部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听与监视才基本停止；少数真正涉及国家安全、需要秘密监听的事件和个人进行监听，需要经过一种较为严格审批。在这种制度下，除非经过非常复杂的程序，得到最高层的同意，且有证据表明正在涉及国家安全，否则对自己的高级干部一律绝不允许监听；同时对民众的监听与监视也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不再实施全民全面监听与监视。可是到了江泽民时代，这种反监听与反监视的优良制度开始受到破坏。中共国家安全部又重新开始对民众实施较大规模的监听，同时也恢复了对一些高官，尤其是秘书班子和家人的秘密监听监视。不过这种监听，主要对象基本上还是限于和国家安全有重要关系的，而且有非常严格的审判程序。对省、部级高官的监听，更是需要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即使对民众的秘密监听与监视，也需要有一定根据，例如涉及民主运动或重大刑事犯罪等等，而且由国家安全部门负责实施。

这位消息人士披露：可是到了胡锦涛时代，胡耀邦在八十年代所确立的不准采用法西斯主义统治方式，对内监听与监视的制度，受到了全面的破坏。胡锦涛主政不久，就伙同周永康借口加强网络管理，在政治局通过了恢复对人民群众实施网络严密的全面监听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现在中共已经建立起一套非常全面的监听与监视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网络监听、电话监听以及以其它即使方式窃听等等，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都在这一体系的全面监听与监视之下。现在，人民群众在境内的上网活动，包括登录的网站、浏览的网站、聊天等等，都难以逃过这一体系的监视与监听。中共甚至于还耗巨资建立起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手机监听体系，对境内的每一个手机的所有通话，都实行进行监听，并全部录音。现在，中共公安机关、纪检等部门，只要有需要就可以随时查看任何一个手机号码在任何时间的对话内容。同时，对中共高官的秘密监听，也在胡锦涛的亲自秘密批示下，重新部分恢复；而且胡锦涛还借口对中共高官的“监听一定要谨慎，绝对不能泄密，造成不好后果”，将对中共高官的监听机构，从国家安全部全部独立出来，直接由他个人掌控或由他的心腹令计划负责。

这位消息人士透露，对于胡锦涛和周永康的这种做法，中共内部的反对之声非常强烈，尤其是胡锦涛要恢复对高官的全面监听，更受到一些中共大佬的批评。有元老表态说，“胡锦涛这样做，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用法西斯的方式控制我们的党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锦涛不得不暂缓对中共高官的全面内部监听。但是，在十八大召开前，胡锦涛再次以确保十八大安全为由，批示隶属政法委的中共秘密监听机构，对所谓涉密十八大的中共高官及其秘书班子，甚至于包括家人在内，都实施全面电子监听，其结果直接上报令计划和他本人。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薄熙来执掌重庆之后，也模仿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做法，不仅对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地监听监视，对重庆的高官也实施全面的电子监听；甚至于连北京赴重庆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高官，在重庆的一举一动也毫无例外地进行全面电子监听。这位消息人士进一步透露说，重庆在唱红打黑期间，绝大多数的高官下台，都是因为被薄熙来监听到他们有对薄熙来不满的结果。薄熙来的这种法西斯主义秘密监听监视一切的做法，不仅使得重庆的中共官员极为不满，也引起中共高层的恐慌与震怒，他们纷纷向北京高层投诉。然而胡锦涛却对薄熙来的这种文革做法，“视若无睹，不闻不问”，任由薄熙来王立军肆意妄为。不过在薄熙来事件爆发之后，胡锦涛又借口薄熙来王立军的这种监听监视，违法了党的纪律，将薄熙来王立军所建立起来的监听体系，分别纳入由自己直接控制的监控机构和周永康所掌控的政法委。

这位消息人士最后表示，虽然目前对于中共高官秘密监听的范围已经接近文化革命时期，可是由于现在中共内部高官对于胡锦涛的不满极为普遍，而胡锦涛本人对政治家面的整体控制能力，远远不及毛泽东，因此除非获得非常强有力的、可以使大家都无话可说的叛党叛国证据，胡锦涛即使通过秘密监听发现了高官有不满他的言论，甚至于贪污腐败的事实，也不敢更不会对他们采取类似薄熙来一样的决断性手段，而且对于那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高官，胡锦涛更是会竭力地保护和继续加以重用。所以，现在中共对自己高官的监听，其实也就是胡锦涛对中共高官的全面秘密监听，完全是为了胡锦涛个人的政治利益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