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对中国领导层即将到来的更替进行的系统分析都不能不深入考察军队高层精英的现状和可能的变化。 与其它威权政体一样，中国的文职领导人必须拥有军方的支持〔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层的支持），才能到达权力顶峰。当然，这并不是说军方精英是“国王缔造者”，恰恰相反，如今的中国并没有军方强人，解放军的领导人没有谁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后邓时代达成了一项坚定共识，那就是军方总体上应当专注于国防，而国内政治事务则应留给政治领导层去处理。但是，军方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群体。解放军需要促进自身的官僚利益，这使得中国军方作为集体和个人在中国政治中都能发挥重大影响力，并且可能承担巨大的政治权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更替中更是如此。
任何对中国领导层即将到来的更替进行的系统分析都不能不深入考察军队高层精英的现状和可能的变化。[1]与其它威权政体一样，中国的文职领导人必须拥有军方的支持〔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层的支持），才能到达权力顶峰。当然，这并不是说军方精英是“国王缔造者”，恰恰相反，如今的中国并没有军方强人，解放军的领导人没有谁能充当这样的角色。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后邓时代达成了一项坚定共识，那就是军方总体上应当专注于国防，而国内政治事务则应留给政治领导层去处理。但是，军方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群体。解放军需要促进自身的官僚利益，这使得中国军方作为集体和个人在中国政治中都能发挥重大影响力，并且可能承担巨大的政治权重，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更替中更是如此。
同样重要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代表比例日趋显要。例如，2007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第17届中央委员会共有371名成员，而军队领导层的成员就占据了其中65个席位。[2]由此可见，军方精英就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构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足以使我们密切关注他们的各种特征和政治角色。此外，由于2012年的下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军队领导层将会出现大量人事更替，我们有必要精确地分析军队领导层的内部动态，而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共十八大可能对中国政治具有广泛意义，我们就更应进行分析。
表1列出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现任10名军方委员，该委员会是中国军事事务的最终决策机构。根据下届中共中央委员会预计强制退休的出生年限（1944年），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预测7名委员将会退休，其中包括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1942年生）和徐才厚上将（1943年生），以及国防部部长梁光烈（1940年生）。可能会留任的3名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上将（1949年生）、吴胜利海军上将（1945年生）和许其亮上将（1950年生）将是接替他们的主要候选人。
表 1
现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其 2012 年十八大之后的职业前景
姓名
|
现任职务
|
出生年份
|
2012年时的年龄
|
十八大后可能的地位
|
郭伯雄
|
中央军委副主席、
|
|||
政治局委员
|
1942
|
70
|
退休
| |
徐才厚
|
中央军委副主席、
|
|||
政治局委员
|
1943
|
69
|
退休
| |
梁光烈
|
中央军委委员、
|
|||
国防部部长、国务委员
|
1940
|
72
|
退休
| |
陈炳德
|
中央军委委员、
|
|||
总参谋长
|
1941
|
71
|
退休
| |
李继耐
|
中央军委委员、
|
|||
总政治部主任
|
1942
|
70
|
退休
| |
廖锡龙
|
中央军委委员、
|
|||
总后勤部部长
|
1940
|
72
|
退休
| |
常万全
|
中央军委委员、
|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 ||
总装备部部长
|
1949
|
63
|
政治局委员
| |
靖志远
|
中央军委委员、
|
|||
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
|
1944
|
68
|
退休
| |
吴胜利
|
中央军委委员、
|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 ||
海军司令员
|
1945
|
67
|
政治局委员
| |
许其亮
|
中央军委委员、
|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 ||
空军司令员
|
1950
|
62
|
政治局委员
|
新晋者将会填补下届中央军委的空缺，并同时兼任军方所有最重要的职务，包括解放军四总部的首长职位（总参谋长、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以及三大军种的司令员职位（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部队）。此外，一群更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将进入第18届中共中央委员会，担任略低一级的军队高级领导，他们绝大多数是在50多岁或45到50岁之间。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解放军代表的变化将有可能是二十年来中国军方领导层更替规模最大的一次。
解放军在中国内政外交中的重要性
即将到来的军方人事更替将发生在中国发展的艰难时刻。中国不仅正在经历领导层政治和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而且在国内外都还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对以下三大因素的分析将有助于揭示军方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首先，文职官员领导中国军方的重任目前仍由兼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承担。除了胡锦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官在中央军委中任职。很多人预计现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获任中央军委的文职副主席，这是习近平在2012年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关键一步，但迄今为止这还是镜花水月。尽管习近平的确可能会在今年秋天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在2012年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但他仍可能会被视为软弱的文职领导人，而这主要是因为他缺乏非凡的领导力，缺少权力的坚实基础，并且没有重大成就。虽然习近平是即将上位的第五代领导任中唯一一名拥有军队经历的文职领导人（他曾在1979至1982年间担任前国防部部长耿彪的私人秘书），但这并不足以获得军方领导层的真正信任。同时，其他正在崛起的文职新星在军方事务方面的资质则更微不足道。
其次，整个国家的政治矛盾正在升级。这归因于诸多因素，包括严重的贫富分化、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对环境恶化的忧虑、公共健康危机、社会不公事件频发、近期民族冲突升级，以及中国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痛苦寻求自我全球角色带来的迷茫。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通常被视为执政的共产党的政治联盟，但近期出台了各种损害他们利益的政策，导致他们对政府日益持批评态度。[3]近期征收城市房产税的政策提议一旦采纳，必将进一步激怒这一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中产阶级的成员同时也痛恨官员的腐败和国家对许多重要产业的垄断。此外，通常被视为城市二三等公民的农民工的抗议和城市工人的罢工将在未来几年中更为频繁，规模也将更大。人民武装警察是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下的一支特殊的准军事化力量，近年来常常在各种危机中维持稳定。由于解放军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对外作战，镇压国内骚乱和参与自然灾害营救似乎也已成为其重要的任务。这反过来也增加了军方在国内事务中的声望和影响力。
第三，近年来，围绕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军方精英在公开讨论中的角色日益活跃。解放军高级军官最近公开评论了许多事务，包括美国近期的对台军售，中国宣布对南中国海的争议诸岛拥有主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利益”，以及朝鲜半岛由于韩国沉船事件引发的紧张局势等。这似乎表明，解放军的战略家们已经成功地扩展了其受众面，他们似乎比外交体制内的官员们能更好地反映中国公众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4]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在其所著的2010年畅销书《中国梦》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应当寻求新的“军事崛起”发展战略，进而获得并保持全球领导位置，藉此可与美国匹敌。[5]
有趣的是，中国官方并没有禁止出版这一具有煽动性的书籍，而以前军方官员编著的类似煽动性著作常常是禁止出版的。恰恰相反，江泽民的亲信、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甚至还为该书作了序。中国目前正在继续甚或可能加速建设业已相当庞大的军备，其重要标志则是建设蓝水海军以及制造能够保证中国的“能源和资源供给”安全的航空母舰。由此可见，军方领导人在中国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决策力可能将会继续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57名高级将领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审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7名现任军方高级领导人的个人背景、职业经历和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一群体包括了中央军委的全体军方委员，人民解放军四总部的主任/部长、政委和副主任/副部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空军、海军、第二炮兵部队和人民武装警察的司令员、政委，七大军区（北京、沈阳、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3大军事院校（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大学）的院长和政委。
表2列出了这些军方高级官员在第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的委员资格情况。其中共有34名正式委员，包括两名政治局委员郭伯雄和徐才厚。另有10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第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65名军方委员中，他们的比例共计68%。9名既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也不在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任职的官员绝大部分都是解放军中正在崛起的年轻新星，其中包括副总参谋长侯树森中将（1950年生）、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中将（1952年生）、北京军区政委刘福连中将（1953年生）。2012年他们很有可能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一重要领导机构中的席位。
表2
现任军方高级领导人的第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情况（截止2010年6月）
委员资格情况
|
领导人人数
|
百分比
|
政治局委员
|
2
|
3.5
|
正式委员
|
32
|
56.1
|
候补委员
|
10
|
17.5
|
中纪委委员
|
4
|
7
|
以上都不是
|
9
|
15.8
|
总计
|
57
|
100.0
|
年龄、教育、出生地和职业经历
表3（见下页）分类列出这57名军方高级领导人的个人背景和职业背景。除中央军委的7名成员由于出生在1944年之前而必须在2012年之后腾出席位之外，本研究中的其他军官全部出生于1945年之后，今后几年中他们大部分将不会退休。其中将近有40%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最年轻的3名领导人是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少将（1956年生）、总装备部副部长刘胜少将（1956年生）和国防科技大学校长张育林中将（1958年生）。刘胜和张育林都拥有工程学博士学位（分别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和浙江大学）。他们在航空和导弹技术领域都有广泛的工作经历。张育林也曾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国防科技大学的3名副校长（由于他们级别略低，本文未将他们列为研究对象）也全都拥有工程学博士学位，其中还有一人是在法国获得的学位。
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军方精英正在迅速崛起，担任解放军的高级职务，这反映出了中国军方的官僚技术化趋势。过去十余年间，解放军始终致力于改善自身的“C4-I”（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基础设施。解放军的军事信条一直都是努力实现从机械化、半机械化装备的部队到数字化设施装备部队的“跨越式”转变，就像中国媒体经常说的那样，造就“一支信息时代的武装力量”。[6]在中国军事战略家（前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所称的“全球新军事变革”之后，解放军事实上已致力于全方位的自身改革，目的就是为“信息新时代的战争”做好准备。[7]
表3
军方高级领导人的个人信息（截止2010年6月，总计57人，百分比总计100%）
人数
|
百分比
| |
年龄范围/（出生年份范围）
|
||
66-70 / (1940-1944)
|
7
|
12.3
|
61-65 / (1945-1949)
|
28
|
49.1
|
56-60 / (1950-1954)
|
19
|
33.3
|
51-55 / (1955-1959)
|
3
|
5.3
|
最集中的五个省份
|
||
山东
|
9
|
15.8
|
河北
|
8
|
14.0
|
河南
|
6
|
10.5
|
陕西
|
6
|
10.5
|
辽宁
|
4
|
7.0
|
军衔
|
||
上将/海军上将
|
20
|
35.1
|
中将/海军中将
|
32
|
56.1
|
少将/海军少将
|
5
|
8.8
|
军种
|
||
陆军
|
33
|
57.9
|
空军
|
7
|
12.3
|
海军
|
6
|
10.5
|
导弹部队
|
8
|
14.0
|
其它（武装警察、警备部队等）
|
3
|
5.3
|
职能领域
|
||
军事
|
26
|
45.6
|
政治
|
24
|
42.1
|
技术
|
2
|
3.5
|
其它
|
5
|
8.8
|
来源：新华社。由作者计算得出。
本研究中几乎所有57名官员都参加过国防大学或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位课程或在职培训。例如，空军司令员许其亮早期曾作为飞行员在解放军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空军第八航空学校和空军第五航空学校学习。他后来在1982年参加了解放军空军学院为期半年的军事高级培训班，1986至1988年间在国防大学学习，1994年参加了国防大学为期3个月的高级战役培训班，其后于2001年参加了国防大学为期5个月的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
表3还列出了高级军官出生地最为集中的5个省份。尽管山东高居榜首，但本研究中山东籍的总人数比例(15.8%)却远不及以前的一些研究。例如，在1997年16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67名军方成员中，14人(21%)生于山东；更令人惊讶的是，1992年第14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46名军方委员中，山东籍占了28%。[8]出生地相同这种关系在军方官员的提拔中作用很大。山东籍官员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军方领导层中大量涌现，而其中一种解释就是九十年代的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和迟浩田上将恰好都来自山东。[9]出生地可能有助于解释现任军方高级领导人的晋升。例如，两名重量级军方领导于永波上将和徐才厚上将之前或现在都曾任职于中央军委，同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他们还是同一个县的老乡，都来自辽宁瓦房店。而且，徐才厚之前还曾担任过于永波的助手。
而军队中同乡更易获得政治青睐的这种现象似乎延续到了如今。例如，两名海军最高级将领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孙建国出生于同一个县（河北省吴桥县）。孙建国是今后两年中继任吴胜利海军司令员职位的最有力候选人。中国的非官方媒体一直都有报道说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倾向于将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中将（1948年生）提拔为下届的总参谋长。梁光烈和李世明也出生于同一个县（四川省三台县）。[10]
太子党和秘书大行其道
除了同乡背景之外，政治网络的另外两种形式是家族关系（最主要的就是太子党）和政治庇护关系（私人助理或秘书），而这两种形式也有助于官员们利用优势在职业道路上平步青云。和文职领导人一样，很多以前高级官员的子女现在也都担任了重要职位（下届政治局常委席位的6名顶级竞争者中有4人都是这种情况〉，而在军队中，这些“太子党”担任的实权职位也在不断增加。[11]表4（见下页）列出了10名太子党出身的军方高级官员。本研究中的其他将领也有可能来自高官家庭，但是要证实所有太子党的身份相当困难，因为中国官方的报道中很少透露高级领导人的家庭背景。
表4的10名军官中，只有李继耐上将（1942年生）由于年龄关系将会在2012年十八大之后退休。大部分人可能在今后几年里进一步晋升。其中有几人来自于非常显赫的政治家庭，例如，刘源上将（1951年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张海阳上将（1949年生）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刘晓江海军中将（1949年生）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女婿。
表 4
太子党出身的军方高级将领
姓名
|
出生年份
|
现任职务
|
太子党背景
|
李继耐
|
1942
|
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委员
|
前副总参谋长李景的侄子
|
吴胜利
|
1945
|
海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
|
浙江省某前任副省长之子
|
马晓天
|
1949
|
副总参谋长
|
前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马载尧之子、前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张少华的女婿
|
张海洋
|
1949
|
第二炮兵部队政委
|
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之子、前南京军区副政委孙克骥的女婿
|
章沁生
|
1948
|
副总参谋长
|
前山西省吕梁地委副书记章志之子
|
张又侠
|
1950
|
沈阳军区司令员
|
前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之子
|
刘晓江
|
1949
|
海军政委
|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女婿、前陕西省人大副主任刘西元之子
|
刘源
|
1951
|
军事科学院政委
|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
|
刘胜
|
1956
|
总装备部副部长
|
前解放军中将刘培三之子
|
刘亚洲
|
1952
|
国防大学政委
|
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前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刘建德之子
|
这些太子党都有明显的政治派系。这些太子党出身的将领在职业生涯早期无一例外地都曾大大受益于自身的家庭关系。他们“生于红色年代”，大多数都是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那时他们的父辈刚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成为新的共产党政权的统治者。普遍而言，他们不仅接受了当时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教育，进入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样的精英学校学习，或者后来参加国防大学的精英培训，而且在职业前进的道路上踏上了捷径，经常是在其父辈的战友们的直接“指导”之下平步青云。
在解放军的“文化”中，娶高级领导人的女儿是最快的升官之道。[12]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中将（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就是明证。刘亚洲1952年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部队家庭。他的父亲曾作为低级军官参加过朝鲜战争。刘亚洲在山西太原长大，在那里就读了一个专为部队子女开办的学校。1968年，他参加解放军，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排长，直到成为某团宣传部的通讯员。1972年，亦即中国的大学向“工农兵学员”重新开放的第二年，刘亚洲考入武汉大学学习英语。197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机场宣传部。1979年，刘亚洲和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结婚，那时李先念是中共副主席。那一年，刘亚洲调入了空军政治部联络部担任干事，参与了对国外空军发展的研究。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出版了几部小说，并调入了空军政治部文化部，1986年，他在该部门获得了副团级职位。
1986至1987年，刘亚洲在斯坦福大学当了一年访问学者。1988年，他开始担任中央军委政治部干事（副师职），1990年转任总参谋部某研究所政委。1992年，他作为作家访问了台湾，随后写了很多关于两岸事务的评论文章。[13]据信他是当时总书记江泽民的亲信，而江泽民曾得到他岳父李先念的提携。1993至2002年，他担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2002年，他获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一年后升任空军副政委。2007年十七大上，他当选中纪委委员。2009年，他获任国防大学政委。在每一个转折点上，刘亚洲都获得了最好的机会。他的部队职业生涯与那些没有家庭关系的军官们迥然不同，那些人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晋升。
普遍而言，这类与官员的“岳父关系”相关的信息很难获得。其他一些可能拥有跟刘亚洲类似的太子党女婿背景的高官通常很难找出，但根据现有的信息，外界可以合理推断太子党现象在中国军方领导层中相当普遍。[14]需要提及的是，2009年7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授予3名军官上将军衔，这是解放军的最高军衔，而这3名军官（马晓天、张海阳和刘源）全都是太子党。通过这一举措，胡锦涛向军方的太子党发出了一项重要讯息：他会像他的前任江泽民（也是太子党）一样照顾他们。而这其中暗示的政治交换就是解放军中的太子党应当表现出强烈支持胡锦涛的领导权。如果这种分析正确，那么太子党出身的军方领导人权力的扩张和增长将会对文职领导层的未来形成日渐严重的挑战。
“秘书”角色在精英选拔和晋升中发挥的作用无处不在，这是如今中国政治中另外一种重要现象。[15]曾担任过高级领导人的私人助理、办公室主任或参谋长的秘书或办公室人员在职业前景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在高级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使他们能够了解权威和权力如何紧密运作，如何构建政治关系，以及如何获得职业晋升的优势。过去二十年间，除了文职领导人之外，秘书经历在军方也已成为众多的晋升渠道之一。这部分归因于解放军几十年来几乎未曾打战，军官很少能有机会表现出战斗才能。因此，政治忠诚度和政治管理技巧就变成了最有价值的因素。本研究中57名重要的军方将领中，至少有20名(35%)拥有担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助理和/或办公室主任之类的经历（见下页表5）。
这些从秘书升迁的将军中包括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中将（1952年生），他从1982年就开始担任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的江泽民的秘书。江泽民到上海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之后，贾廷安继续担任他的秘书。1989年，江泽民把贾廷安带到北京，担任他的办公室主任。2003年，贾廷安获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现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冠中中将（1953年生）曾担任前国家主席、前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秘书。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少将（1952年生）职业生涯开始时是担任前国防部长、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的警卫兼秘书。解放军中几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也都曾担任过军方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曾于1978至1982年间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秘书，副总参谋长侯树森在职业生涯早期担任过前总后勤部部长王克上将的秘书。
上面的例子表明，需要重点观察担任过高级领导人的秘书或警卫的那些将领。这些有秘书和警卫经历的将领通常都是高级领导人最可信赖的亲信。然而，不仅是一般公众，就连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内部通常也都对秘书和其它形式的政治偏爱持相当批评的态度。在第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中，贾廷安获得的票数最低，因为他的很多政治同僚都抵制对他的任命。类似的低票数也一直伴随着业已退休的由喜贵中将的提名。由喜贵曾担任过江泽民的警卫，是第16届中央候补委员，但在2002年的选举中失掉了很多票数。这些事实表明，甚至党的政治领导层也不喜欢看到现任高级领导人的秘书或警卫获得太多权力。
秘书和太子党出身的军官和非秘书或太子党出身的军官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今后几年中是否会愈演愈烈？这仍有待观察。尽管现在偏向于能者为先、标准化程序和技术型官僚的趋势对选拔解放军领导人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但似乎矛盾的是，类似血缘关系、政治庇护关系、同乡联系等非正式的政治网络在军方领导层不断变化的结构中的影响仍然极为普遍。
2012 年下届中央军委席位的有力竞争者
围绕即将发生的解放军领导层变更和2012年下届中央军委的组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谁将成为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委员？中国军方最重要的决策实体的新一届委员组成能否揭示文职精英和军方精英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这种互动后面又存在什么样的潜在挑战？分析谁将进入和谁将退出中央军委能否揭示中国军队现代化前进的方向？
表 5
拥有秘书经历的军方高层领导人
姓名 现任职务 曾担任过谁的秘书、助理或办公室主任
徐才厚
|
中央军委副主席
|
于永波（前总政治部主任）
|
李继耐
|
总政治部主任
|
余秋里（前总政治部主任）
|
常万全
|
总装备部部长
|
韩先楚（前兰州军区司令员）
|
王冠中
|
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
杨尚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
|
章沁生
|
副总参谋长
|
梁光烈（国防部部长）
|
孙建国
|
副总参谋长
|
陈炳德（总参谋长）
|
侯树森
|
副总参谋长
|
王克（前总后勤部部长）
|
曹清
|
中央警卫局局长
|
叶剑英〔前国防部长）
|
贾廷安
|
总政治部副主任
|
江泽民（前中央军委主席）
|
刘振起
|
总政治部副主任
|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
童世平
|
总政治部副主任
|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
杜金才
|
总政治部副主任
|
李继耐（总政治部主任）
|
李安东
|
总装备部副部长
|
曹刚川（前总装备部部长）
|
孙大发
|
总后勤部政委
|
李德生（前总政治部主任）
|
谷俊山
|
总后勤部副部长
|
廖锡龙（前总后勤部部长）
|
孙思敬
|
总后勤部副政委
|
周克玉（前总后勤部政委）
|
喻林祥
|
人们武警部队政委
|
姓名未知（前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
房峰辉
|
北京军区司令员
|
姓名未知（前第21集团军司令员）
|
田修思
|
成都军区政委
|
姓名未知（前新疆军分区司令员）
|
范长龙
|
济南军区司令员
|
梁光烈〔前总参谋长）
|
表6（见下页）列出了最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央军委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个名单是根据以下5个标准：1)年龄；2)候选人现有职位的重要性；3)目前在中央军委和/或第17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的任职情况；4)军衔；以及5)太子党背景或其它政治庇护关系（有助于促进现有中国领导层政治权力平衡的因素）。
常万全上将、吴胜利上将和许其亮上将现在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在2012年有可能分别接替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职位。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人的工作领域都是军事运作领域，都不是通过军方的政治事务职能领域升迁的。解放军在几乎所有领导层面都有两个并行的职能领域，即军事运作（例如司令员和参谋长）和政治事务（例如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政委是军事单位中与司令员拥有同等等级和权力的高级官员。军事运作领域或政治事务领域的军官的职业晋升之路通常都限于各自的领域之中。一般而言，如果事先没有司令员和政委的一致认可，那么就不会发出任何军事命令。[16]有鉴于此，传统上中央军委的两个副主席职位一直都是一个由拥有军事作战背景的人出任，另一个则由来自政治事务方面的人出任。在江泽民时代，张万年（军事）和迟浩田（政治）担任了这两个职位。同样的，在胡锦涛担任主席期间，郭伯雄（军事）和徐才厚（政治）担任了这两个职位。本研究中的57名解放军高级将领也显示出这两大领域拥有的军官数量几乎相同（见表3）。
2012年新的中央军委是否会打破将这两个解放军最高职位分配给两大职能领域的模式？这仍有待观察。一些分析家认为现在担任第二炮兵部队政委的张海阳上将将会在十八大上晋升为副主席，代表政治事务职能领域。[17]然而，与前面提到的3名候选人常万全、吴胜利和许其亮相比，张海阳要想获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可能还需要再等5年。张海阳现在还不是中央军委委员，而更重要的是，他是在2009年才获授的上将军衔。鉴于中国军方等级森严的政治环境，这样的提拔可能会引发政治领导层强烈抵制，而这种抵制有一部分更是因为张海阳还是太子党。除非他在2012年十八大之前获任中央军委委员，否则他很难连跳两级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要授予一名拥有政委背景的将领任副主席职位，空军政委邓昌友上将（1947年生）和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上将〔1946年生）则是最有可能获任的人选，因为他们在2006年就已获授上将军衔。张海阳上将更有可能会在2012年获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获得中央军委委员资格。
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上将（1949年生）和孙建国海军中将（1952年生）最有可能将分别接替许其亮上将和吴胜利海军上将，成为空军司令员和海军司令员。同时，现任第二炮兵部队参谋长的魏凤和中将〔1954年生）预计将在今后两年里成为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这三名军官都将获得中央军委委员席位，分别代表解放军中三大重要军种。如果这一预测正确的话，那么下届中央军委里来自陆军的军官所占的比例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低的一次。中央军委现任的10名委员中，6人来自陆军。假定下届中央军委委员数量不变，那么其中至少六到七个席位将由来自其它军种的军官担任，包括一到两名副主席（吴胜利、许其亮、马晓天、张海阳、邓昌友或迟万春、孙建国和魏凤和）。这反映出了陆军在解放军最高领导层中的相对衰落，同时也符合了中国领导层宣称的备战二十一世纪现代化战争的战略。
表 6
2012 年下届中央军委席位的有力竞争者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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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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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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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时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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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获授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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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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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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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委员资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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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之后可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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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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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 |||||
常万全
|
总装备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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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
63
|
(2007)
|
陆军
|
军事
|
（自十六大起）
|
政治局委员
|
中央军委委员、
|
海军上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 |||||
吴胜利
|
海军司令员
|
1945
|
67
|
(2007)
|
海军
|
军事
|
（自十七大起）
|
政治局委员
|
中央军委委员、
|
上将
|
正式（自十六大起），
|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 |||||
许其亮
|
空军司令员
|
1950
|
62
|
(2007)
|
空军
|
军事
|
候补（自十四大起）
|
政治局委员
|
上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马晓天
|
副总参谋长
|
1949
|
63
|
(2009)
|
空军
|
军事
|
（自十六大起）
|
空军司令员
|
第二炮兵
|
上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张海阳
|
部队政委
|
1949
|
63
|
(2009)
|
第二炮兵
|
政治
|
（自十七大起）
|
总政治部主任
|
上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邓昌友
|
空军政委
|
1947
|
65
|
(2006)
|
空军
|
政治
|
（自十六大起）
|
总政治部主任
|
上将
|
正式
|
|||||||
迟万春
|
总装备部政委
|
1946
|
66
|
(2006)
|
第二炮兵
|
政治
|
（自十六大起）
|
晋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
上将
|
正式（自十七大起），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范长龙
|
济南军区司令员
|
1947
|
65
|
(2008)
|
陆军
|
军事
|
候补（自十六大起）
|
总装备部部长
|
中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章沁生
|
副总参谋长
|
1948
|
64
|
(2006)
|
陆军
|
军事
|
（自十七大起）
|
总参谋长
|
海军中将
|
候补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孙建国
|
副总参谋长
|
1952
|
60
|
(2006)
|
海军
|
军事
|
（自十七大起）
|
海军司令员
|
海军中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刘晓江
|
海军政委
|
1949
|
63
|
(2002)
|
空军
|
政治
|
（自十七大起）
|
总政治部主任
|
第二炮兵部队
|
中将
|
候补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魏凤和
|
参谋长
|
1954
|
58
|
(2008)
|
第二炮兵
|
军事
|
（自十七大起）
|
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
|
中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房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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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司令员
|
1951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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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陆军
|
军事
|
（自十七大起）
|
总参谋长
|
中将
|
正式
|
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
| ||||||
张又侠
|
沈阳军区司令员
|
1950
|
62
|
(2007)
|
陆军
|
军事
|
（自十七大起）
|
总后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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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代表陆军的新星还因联合军事战役理论和训练背景闻名。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中将（1948年生）即以此著称。2002年时他还只是国防大学的教育长，但是在8年间迅速晋升，从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2003-2004)晋升至总参谋长助理(2004-2006)，再晋升至副总参谋长(2006-2007)、再晋升至广州军区司令员(2007-2009)，最后升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党委副书记（2009年至今〉。章沁生预计将获得下届中央军委的席位，并担任四总部中某一部的主任/部长。
与过去二十余年间的情况一样，在党的十八大上，解放军七大军区的现任司令员可能会被安排到四总部担任主任/部长。表6列出了3名目前担任军区司令员的新星：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1947年生）、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1951年生）和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1950年生）。范长龙拥有上将军衔，是徐才厚的亲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一起在第十六集团军工作时，徐才厚就开始提携范长龙。范长龙一直被视作解放军领导层中正在崛起的新星，但他的升迁之路在最近几年间却有所放缓，导致有人猜疑四起，认为他为个人升迁进行的政治游说太过明显。[18]徐才厚上将退休在即，可能会尽最后努力帮助他的亲信获任中央军委委员。房峰辉中将的职业前景现在似乎与胡锦涛紧密相连：房峰辉在2009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庆典的阅兵式总指挥；胡锦涛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公开赞扬房峰辉出色的指挥能力确保了阅兵式大获成功。[19]张又侠中将是前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上将之子。但是，与大多数太子党出身的军官不同，他的晋升之路是一步一步走来的，历任连、营、团、师、军分区和军区等各级别的指挥员。在领导层的更替中，他将是四总部主任/部长的有力候选人之一。
表6列出的下届中央军委席位的14名候选人中，有6人是太子党（吴胜利、马晓天、刘晓江、张海阳、章沁生和张又侠）。虽然他们可能并不会全部获任中央军委委员，但可以预计的是，在新的中央军委中太子党将会比现在更多，因为目前中央军委中只有两人是太子党（李继耐和吴胜利）。太子党出身的军方领导人数量日益增多，折射出太子党在文职领导层内的攀升。如果未来再度爆发派系斗争（就像1989年天安门暴乱中发生的那样），那么由于同为特权家庭出身，并且拥有共同的政治利益，中国的军方太子党将很可能与中共文职领导层里的太子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站在一起。如果真的这样，太子党在军队中的盛行可能对这种精英内部斗争的结果起到关键作用。
尽管外界的分析家可能会较为容易发现中国文职领导层内的派系和联盟，但在军方领导层中，这种派系的边界却常常很模糊，因为中国当局对于这种分裂带来的潜在危险非常敏感。一些分析家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派系关系：许其亮上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任职于上海时就是江泽民的亲信，而常万全上将则有胡锦涛的庇佑。但是，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似乎充分了解为个人政治利益利用军方高级领导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政治游戏。[20]
过去二十年间，中国的最高级领导人齐心协力将军队中的派系政治严格控制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是，裙带关系和个人偏袒在军方选拔与晋升中却从未绝迹。中国国内正面临着尚不确定的领导层承继，在国际舞台上又必须沿着一条未知的道路寻求新的大国地位，身处这样的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发生的大规模领导层更替以及与此联系的潜在陷阱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作者感谢李银生(Yinsheng Li)的研究帮助，也感谢乔丹·李(Jordan Lee)就阐明本文的研究提供的建议。
[1] 更多关于这种观察的讨论，参见：李成和林恩·怀特(Lynn White)《邓小平后的军队：熟悉的忠诚和技术型官僚趋势》，刊于《亚洲调查33》第8号（1993年8月）第757-786页；李成《新军事精英：世代特征与矛盾趋势》，刊于大卫·芬克尔斯坦(David M. Finkelstein)和克里斯滕·冈尼斯主编的《新海畅泳：今日中国的官军问题》（纽约：夏普出版社，2007年）第48-73页；林玉宇(Yü Yü-lin)《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大陆权力过渡中的角色》，刊于《问题与研究21》第12号（1985年12月）第79-83页；威廉·惠特森(William Whitson)《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刊于《中国季刊》第37号（1969年1月/3月）；威廉·帕里什(William Parish)《中国军事政治中的派系》，刊于《中国季刊》第56号（1973年10月/12月）第667-669页；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问题与前景》（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李成和斯科特·哈罗德(Scott W. Harold)《中国的新军事精英》，刊于《中国安全3》第4号（2007年秋季）第65页。
[1] 更多关于这种观察的讨论，参见：李成和林恩·怀特(Lynn White)《邓小平后的军队：熟悉的忠诚和技术型官僚趋势》，刊于《亚洲调查33》第8号（1993年8月）第757-786页；李成《新军事精英：世代特征与矛盾趋势》，刊于大卫·芬克尔斯坦(David M. Finkelstein)和克里斯滕·冈尼斯主编的《新海畅泳：今日中国的官军问题》（纽约：夏普出版社，2007年）第48-73页；林玉宇(Yü Yü-lin)《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大陆权力过渡中的角色》，刊于《问题与研究21》第12号（1985年12月）第79-83页；威廉·惠特森(William Whitson)《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刊于《中国季刊》第37号（1969年1月/3月）；威廉·帕里什(William Parish)《中国军事政治中的派系》，刊于《中国季刊》第56号（1973年10月/12月）第667-669页；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问题与前景》（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李成和斯科特·哈罗德(Scott W. Harold)《中国的新军事精英》，刊于《中国安全3》第4号（2007年秋季）第65页。
[3] 更多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参见李成主编的《中国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超越经济改革》（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0年，即将出版）。
[4] 阿特·派恩(Art Pine)《打破记录？》，刊于《国会日报》，2010年6月14日，亦可参见http://www.nationaljournal.com/congressdaily。
[5] 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
[6] 《人民日报》，2003年5月25日，第1版。
[8] 李成和林恩·怀特(Lynn White)《邓小平后的军队》第767页。
[9] 凌海剑《中共军队新将星》，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3年，第367页。
[11] 2012年18大的6名主要竞争者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汪洋和薄熙来），有4人（习近平、王岐山、李源潮、薄熙来）是太子党。关于当前中国文职领导层中大量的太子党，参见李成《中国最有权势的太子党：几人将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刊于《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7》第19号（2007年10月）第2-5页。
[12] 有一个成语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况，在解放军中尤为流行：乘龙快婿。
[13] 于石坪，《新太子军》，香港：明镜出版社，2010，第196页。
[14] 更多关于这种现象的更多讨论，参见于石坪《新太子军》。
[15] 更多关于各种类型秘书之间区别的讨论，参见魏礼(Wei Li)和白鲁恂(Lucian W. Pye)《秘书在中国政治中无处不在的作用》，刊于《中国季刊132》（1992年10月）第916-925页。
[16] 更多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17] 许三桐《军中少壮派：掌握中国兵权》，香港：哈耶出版社，2009年，124-125页。
[18] 同上，第106页。
[19] 同上，第93-101页。
[20] 高新《中国党政军中央领导层》，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亦可参见许三桐《军中少壮派：掌握中国兵权》，第42和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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