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图片截图：尼泊尔藏人在博大哈佛塔自焚）
2013年藏历新年，藏人为了悼念反抗中共暴政前赴后继引火自焚的同胞，放下了欢庆，转而向这些背负民族灾难，以身许义的英雄进行祈祷。2月13 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在博大哈大佛塔下，一位藏族青年僧侣引火自焚，当火焰从他身上窜起，绛红色的僧袍，瞬间形成了一个滚动的火球，他围绕着佛塔奔 跑，呼喊着让西藏自由的口号，街头的藏人跟着他呼喊，街头的警察跟着他奔跑，人声鼎沸，经幡飘动，大佛落泪。
这位藏人自焚所在地博大哈大佛塔，正是我不久前到过的地方，也许那位僧人我与他曾擦肩而过，也许我与他在佛塔的台阶上曾并肩而坐，也许我们曾相对一笑。在无数个佛袍飘动的身影中，我想一定有一个他。
这位僧侣被送到医院后，以百分之九十六的烧伤面积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以自焚形式抗议中共当局对西藏暴力统治的第一百零一位藏人。这位在加德满都 自焚的藏人，他的身份还没有被确定，他是尼泊尔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还是刚刚从中共虎口出逃的藏人，但我相信他刚刚来自西藏，他要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 告诉国际社会西藏的人权状况。这位自焚的僧侣，促使我把不久前到加德 满都，一次没有成功的采访写下来，而这个没有成功的采访，正好说明了尼泊尔藏人的生存环境。
去年十一月，在达兰萨拉开完会，我从德里的藏人社区嘎久曼追拉坐上巴士，经过三十八个小时的长途劳顿，到达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在这辆开往尼泊 尔的巴士上，我是唯一的一个印、尼以外国籍的人，车上的人都 以惊讶的目光端祥着我。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印度轻年人，很惊奇的问我，到尼泊尔去干啥，为何不坐飞机。坐巴士的原因当然不便细说，去尼泊尔的目的我很明了 地告诉了他。他听后久久不语，且神色凝重，良久才说：你到尼泊尔后，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起你是为了藏人到尼泊尔来的，这样对你的安全不利。
他的话让我已经被丢到脑后，有关中共特务充斥尼泊尔的状况，与尼泊尔目前的政治生态又记忆了起来。在到尼泊尔前，我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也在藏人朋友这里对尼泊尔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些了解：
尼泊尔是处在印度与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山地小国，早在马亨德拉国王执政期间，无论历史还是文化与政治上的原因，这位国王都 让尼泊尔给于受难藏人留了一席藏身之地，也将源源不断的从喜马拉雅雪山翻越过来的藏人，在尼泊尔停留休息后送到印度定居。据藏人作家唯色的博客是这样写道 的：“1959年，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Mahendra）回绝了毛主席的要求并同意给来自图伯特的难民予以庇护。尼泊尔最早的博巴定居点迦瓦拉科尔 （Jawalakhel）和乔巴迪（Jorpati）是尼泊尔王室在1960年作为王室礼物赠送给图伯特难民的。坐落在安纳普尔纳峰 （Annapurna）山谷中的博卡拉（Pokhara）容纳了4座图伯特难民营。其中包括，瑞士红十字会于1962年建造的扎西佩吉（Tashi Peykhil）难民营和1965年建造的扎西林（Tashiling）难民营。还有由“四水六岗”护教志愿军（Chushi Gangdruk）在1972年建造的巴觉林（Paljorling）和强巴林（Jampaling）两座难民营。在从索洛罕布（Solokhumbu） 到雷瓦萨（Rewalsar）一线的边境地区还分布着很多小型的图伯特难民安置点。
比兰德拉国王延续了他父亲的政策，在8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难民潮期间，慷慨接纳图伯特难民。2008年图伯特起义之后，通过难民通道成功出逃的人 数从每年 6000至8000人下降到不足700人。联合国难民署（UNHCR）还在加德满都继续运营着一个“难民接待中心”，为新难民提供临时住所、食物和医疗服 务，并且与印度驻尼泊尔使馆配合，给新难民发放签证。”
但是这个山地王国在2001年人类进入新世纪之时，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王室血案，6月1日晚，尼泊尔王储迪彭德拉在皇宫开枪打死了国王比兰德拉 和王后艾什瓦尔雅等数名王室重要成员，他自己也开枪自杀！这一血案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山地小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也改变了居住在尼泊尔藏人的生存环境，及翻 山越岭来到尼泊尔准备前往印度流亡藏人的境遇。在毛派游击队走出丛林，在大选中获胜后，尼泊尔国王给予藏人的庇护全部失去，生活在尼泊尔的藏人成了二等公 民，那些从希马拉雅山翻越而来的流亡藏人，不再成为受庇护的难民，而且成为尼泊尔当局遣返回中，向中共当局邀功行赏的筹码。
1996年，当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已经走进中国历史时，尼泊尔的共产党打着毛泽东的思想，开了人民战争的第一枪。他们自称自己是毛泽东主义游击队， 将一个安定平和的山地小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动荡的国家。毛派游击队仿照中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使尼泊尔陷入长达十年的内战，2006年策划大规模的反 政府游行，迫使贾南德国王下台，毛派游击队进入加德满都。2008年尼泊尔举行大选，毛派在240个直选议席中获得了120个席位组建 联合政府，但毛派军队依然为党所有。毛派掌权后，对中共政权大献殷情，中共更是将毛派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要求毛派清除在尼的“反华势力”，而所谓的 反华势力，就是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在尼泊尔设立的难民机构。致使西藏流亡政府不得不变卖在尼的产业，停止了难民接待办公室的工作。与此同时尼泊尔藏人的产 业也受到逼迫，骚扰，致使使许多藏人不得不关闭了在尼泊尔运转多年，且对尼泊尔经济有着重大贡献的产业。甚至那些旅馆饭店的小生意也难以经营，不得不转让 给尼泊尔人。对于出生在尼泊尔的藏人也不再按惯例给于身份证，甚至连出生证也不给，使他们成了什么地方也去不了的黑户。那些从西藏逃奔过来的西藏难民，只 要被尼泊尔警察抓住，就关入难民营，最后遣返中国。遣返藏人难民，既是尼泊尔政府对中共的一个交差，也成了警方的一个生意，尼泊尔警方每遣返一个难民，都 可以得到中国政府钱，这种生意已如同人口买卖。尼泊尔也禁止藏人进行任何有关政治的游行集会，对违抗者进行严厉的惩罚。
中国政府在指令尼泊尔政府对藏民迫害的同时，也派遣了大量的安全人员，直接在尼泊尔执行任务，在藏人的社区有着大量来自中国的安全人员，有的还混 入流亡的难民中，致使生活在尼泊尔的藏人，如同生活在共产党统治的西藏一样，昔日西藏难民庇护所的尼泊尔成了迫害藏民的受难营。
巴士过了边境，进入尼泊尔不久后，车就进入崇山峻岭，路面颠簸，险象环生，但是此去目的，怕是更危险，我要去寻找的是海外敌对势力的藏人，而我自 己本人也是被中共视作敌对势力的人。夜半车到了加德滿都一個边缘地区，没有灯光，漆黑一片，一车人都 走完了，司机也跑了，一对看上去象是夏巴人的同车年轻人，用手机给我喊来一辆出租车，我让司机给我带到市中心泰米尔的旅馆，我本想让他给我找一家藏人旅 馆，但一想到刚才车上印度青年的告示，话到嘴边又回了下去。
车在漆黑的街巷中穿行，毛骨悚然，良久，灯光渐明，街头出现了几个西方游客，我知道此地已是泰米尔了。我找了一家看上去尚过得去的旅馆，一个独立 的单人房，可以上网，一千尼泊尔卢比合美金十元多一点，和网上查的差不多，就住了下来。经近四十个小时的舟车劳顿，我很快地睡着了。
早上起来，我向柜台要一份加德满都的地图，意外地发现一个藏人职员，他出生在这里，中文只会说“谢谢”二字。于是我向他打听去西藏办事处的地址， 我没有向他说明去意，他在地图上给我标出街区，并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不要向行人打听西藏办事处，只要问法国大使馆就可以了，它在法国大使馆的隔壁，有一扇铁 门，没有任何标志，车上印度青年所说不虚，人们都忌讳说西藏，西藏在此竟然成了敏感词，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我走到“杜巴广场”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法国 大使馆，我下了车没有进使馆，司机赶上来说，就在这里，我诳他说在这里等一个朋友。
我来回在法国使馆周围走了一遍，看看有无中共安全人员模样的人，才在那扇紧闭的铁门前停下来，我在铁门缝里张了一下，里面并没有房子，只有一条杂 草丛生的小路，但看了一下法国使馆边上，也只有这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我寻找到门铃，连续按了几下，良久，才有人出来开门，我给他看了地址，他说跟我进来 吧。走完小路才看到有一幢带有藏族风格的屋子。
这一天，是休假日，只有一位女职员值班，我说了来意，希望能有一个藏语翻译带我去难民营采访，他说你要找的那位秘书出去了，我们这里也没有一个人 能翻译中文的，她给了我一个寺庙的地址，他说那里有许多僧人会说中文，可以帮助你翻译。我到了那里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博大哈大佛塔。一到那边我就 被博大哈宏伟的佛塔吸引住了，博大哈佛塔是世界最大的覆钵半圆体佛塔，三层八角型平台衬出了他恢宏磅礴的气势，他那巨大的眼睛注视着加都河谷，注视着人间 沧桑，世态炎凉。但要事在身办事要紧，我匆匆而过，便走进了博大哈佛塔正门对面的一个寺庙，一进门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僧人在点灯，我对着他笑了一笑，他也 回应着，笑容十分慈爱。于是我向他打了招呼，问他是否会说汉语，没想到他脱口而出的汉语，十分正宗，比我说得还好，我说明来意，他说好的，等一会儿，我点 完灯，陪你去一个地方。
记得这位藏人的名字叫多吉，当然也许可能记错了，我没有把他书写下来。我们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博大哈的藏人定居点，穿过几个街巷我们到那边时， 藏人正在做祈祷，多吉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藏区负责人接待了我，他管博大哈地区的藏人。我们坐下后，那位负责人让职员给我们端来二杯热乎乎的奶茶，我向他 表示了我的意愿，他说这可能比较难办，因为难民营现在由尼泊尔政府管着，不过你可以试试看，我给你地址，你自己去找。
这位藏人负责人从他的语气来看，他对我并不信任地，尽管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感谢，我向他了解藏人社区的情况时，他介绍得十分谨慎，我知道他对我的身 份尚有怀疑，虽然我给他看了我的身份证件，及一张来自达兰萨拉的便条。我知道他这里了解不到什么，还是直接去难民营吧。多吉送我上了车，并向司机讨了本地 居民的车价。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这是我作为一个藏人应该做的，你一个中国人，怎么远跑来，为我们藏人作采访让我感动，可惜我也没能帮上你的忙，今天，我 在寺里值班，难民营离这里很远，不能陪你去，只能说一声对不起了。你到那里去采访，要注意安全，这里有太多的中共安全人员，有什么事，你可以再来寺庙找我。
在尼泊尔共有13座西藏难民营，7座位于加德满都4座在波卡拉，我去的是尼泊尔西藏难民中心（Tibetan Refugee Reception Center）它与西藏难民中学为邻，虽然只有一墙之隔，但那带着铁丝网紧闭的铁门，却显出了它的诡秘。
我敲开了大铁门旁的小铁门，门刚开启开了一个缝，我就一脚跨了进去，一个身穿制服的尼泊尔保安，只身把我当住了，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打量了我半 天，说不行。我说能不能请一位藏人负责人出来，我与他说几句话，他说今天不办公，你明天来吧。我只得心痒痒地返回。从难民营返回，穿过一条大街，对面山上 是宏大的藏传佛教寺庙群，巨大的释迦牟尼像抬头便见，这就是著名的斯瓦扬佛院，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亲临此地，收了一千五百个弟子，斯瓦扬佛院是围绕着斯瓦扬 山而形成的佛教建筑群，这里寺庙、经塔、神像密布，来到此地真的以为身在佛国天堂，如同雪域西藏一般。虽然在尼泊尔多数人信印度教，但是佛教却是尼泊尔的 传统文化，当佛教在印度消退后，来自西藏的僧侣让佛教文化得以传承弦扬。把信仰看作比生命更为珍贵的藏人来说，哪里有佛哪里就是自己的故乡。这块土地不但 与藏民族拥有共同的宗教文化，也拥有共同的母亲，这就是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山，它养育了山北的藏人，也养育了山南的尼泊尔人，尼泊尔曾经将尺尊公 主嫁到西藏，松赞干布为尺尊公主建立了大昭寺，以结尼藏的友好，这个在历史上与藏族友好的国家，曾经庇护善待藏人，现在却成了藏人去之不舍，留之惊心担战 的地方。
站在金光灿灿的释迦牟尼佛像下，抬头望去，佛像正在维修，被脚手架框了起来，他面朝的前方正是“藏人难民营”，他双眼垂目，不忍目睹，在这末法时 期，他被 当作一尊偶像，束之高阁，面对浊世，佛也无奈，佛灭度后与众生的缘分已尽，但他为众生流下的二行清泪，却一直垂挂在众生的心里。
加德满都是一个拥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城，其建筑之精美在亚洲国家是无与伦比的，在不足七平方公里的的市中心有佛塔、庙宇有2700多座，可谓五步 一庙，十步一寺，就是普通的居民楼也十分精美，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孔雀窗，从皇室宫殿，到街巷里弄寻常百姓家随处可见。有人把加都称之为寺庙之城，艺术 之城实不为过。
这样一座古老的艺术之城，但是如今走在街上却是步步惊心，不是小偷，不是强盗，而是士兵。在加都任何一条街上都可以看到穿着迷彩服，防弹服，手持 冲锋枪的士兵，在主要街上的路口更是成队成行，让你恍若这个城市处在战争状况，处在戒严之中。我不知道在毛派进城前的加都是否是这个样子，这些军警要对付 的是谁？要恐吓的是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藏人在街上抗议中共政权时，这些军警就会象狼一样地赴过去，因为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好多起了。尼泊尔的主流报纸 “喜马拉雅人报”说：藏人抗议者已对国家安全形成了威胁。尼泊尔现在已禁止藏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对中共的抗议活动。在多吉送我上车的路上对我说，我们藏人现 在在大街上走的感觉和在拉萨一样，我们随时可能受到军警的盘问，特别象我们这些穿着袈裟的僧人，我们现在都很少走出藏人集居区。是啊，我说我虽然没有去过 拉萨，但从拉萨的新闻图片上可以看到，加都的街头和拉萨的街头是何等的相似，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
第二天，我又去了难民营，正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孩子们追追打打的嬉戏，也没有打破难民营那扇铁门的冷峻。我敲了门进去，保安已非昨日那位，我说明 来意，他说你不能进去，我说那就把里面的藏人请出来吧。这时正好有二位年青的藏人过来，我把他们叫住，问他们能说汉语吗，其中一位瘦削的青年以流利的汉语 回答了我。我介绍自己，想对你作个采访。他说我刚到这里才二个星期，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我想采访的就是刚从国内过来的藏人。我这一说，他立时慌张了起 来，竟然声音发颤，人也象发疟疾一般地抖了起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别问我，别问我”说着扭头就走。见状，我知道他是把我看成中共派来的人了。
这个时候尼泊尔保安已用电话喊来两位藏人，他们自我介绍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向他们表明了来意，并给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明。他们很客气地表示了对我的感谢，但又表示这里不接受采访，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地微妙，敏感，采访可能会给这里带来麻烦。
对于他们所说我自然理解，如果采访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益处，只能增添麻烦，即使他们愿意，我也于心不忍。采访虽然没有进行，但是通过对这里环境的 了解与他们的短短对话，也许已经是一个很好的采访了。与他们握手告别时，我说能否拍一张照片作个纪念，他指着墙上的一张告示说：很遗憾，这里不但禁止使用 手机，也禁止拍照。看了告示，我也释然了，连拍照与手机都被禁止，何况进行采访了。
走出难民营铁门就轰然关上了，我回首看着铁门紧闭的难民营，那幢三层楼面，黄色与绛红相间，略带藏族建筑的营房，可以看得出当年尼泊尔政府曾是善待过藏民的，我走了几步在远处拿出相机，将镜头拉近拍了几张，作为此“采访”的留念，也算不虚此行了。
本想再回到博大哈，到寺庙找多吉聊聊，知道多一点藏人的在此的生存状态，但一看时间已经不多了，明天就要离开加都，我还想留下的一点时间看一看加都的名胜，在这个希马拉雅山的河谷分布着7个世界级的遗产，既来此，当然不能错过。
第二天，我坐巴士返回德里，出境，入境那是一个得另说的惊险故事。如果说从德里到加都的巴士尚可称作巴士的话，那么因种种原因我坐上回德里的那辆 巴士，只能是“地狱之舟”了，其肮脏破旧到了恐怖的程度，车开起来，象要散架似的，叮叮当当尤如昔日的铜匠担，车上的拥挤，连发动机盖上都坐满了人，车上 的乘客都是衣衫褴褛的社会底层，但他们浑然不觉，一路吃得高兴，睡得香甜。坐在这辆颠簸的车上，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难民营那位因我的到来，而让他瑟瑟发抖 的藏族青年，如果他能幸免被遣返，能够坐在这辆巴士上面，他一定会感到多么地幸福，因为这辆开往印度的巴士对他来说，不谛是自由的开始……
2013、02、21
（我在加都所拍的博大哈藏人自焚的街道）
（博大哈佛塔）
（博大哈藏人社区的藏人在作祈祷）
（尼泊尔藏人难民中心）
（斯瓦扬山上的释迦牟尼像）
（加都的名胜一景）
（在回德里的巴士上，我乘停车吃饭之际拍下的巴士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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