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要么法西斯主义，要么民国当归

作者：陈永苗
      
    　　　（参与2013年2月27日讯）太子党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与海内外新闻记者见面时致辞说的，与过去的官话套话不同，围绕民族复兴与反腐败。这不再是，或者已经摆脱左右之争的高度，回归到共产党诞生之时的民族主义高度。反腐败同样是嵌入这个高度，作为妨碍民族崛起的敌对因素而存在。
   
    　　　在太子党看来，民族是太阳，共党就是月亮，在漫漫黑夜中渴望光明，共党就成了光明之源，如此日月不可分，有太阳必须承认要月亮，只要求强调民族主义，就必须承认共党的领导。
   
    　　就政治矛盾而言，改革是一个进一步产生自然状态的进程，越改革矛盾越大社会政治冲突越激烈。权贵官僚集团去政治化，也会产生自然状态。目前来自底层的思潮把这个本来面目呈现出来。
   
    　　这是一个不断回归1949年政治秩序原教旨的过程。太子党习近平上台，意味着如此原教旨道德的再次开始，网上传闻整风运动再次开始。回归到起点处，就是终点，首尾相连一循环。
   
    　　 1949年之内的左右之争，都在毛主义之下，毛左毛右之争，其争论的结果，是这么一个需要决断的悬崖：新民主主义还是终结训政立即实现宪政。
   
    不再是左右之争，也不是社资之争，这一些被民国与共国的敌对这对范畴所攫取，原有的思潮重新站队。按照是否支持或者暗中支持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帝国冲动而显示出来的官民矛盾来区分。如右派自由派在即将来临的革命前面，分化为革命派和保党派，自己将不存在。因此在今天，作为毛粉，支持毛，反而是社会的亚健康力量；反毛的，一定要根除掉民众心底毛崇拜的，一定是不健康的，病态的力量。
   
    习近平国内殖民的法西斯主义，也就是以文化政治，而不是一实实在在的政治方式存在。以永远不实现的旗帜和鸦片的方式存在，并不转化为政治措施，是一种与具体政治现实脱离有着强大鸿沟的意识形态口号，光有雷声，不会有雨点。现实之中，不会有改革成果的再分配，而只会有维稳和继续深化掠夺国内殖民结构。和平崛起，把征收和掠夺的冲动，从外部收回，进一步对准国内民众，让内部殖民抵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就战斗力高度而言，只有民国当归才能与之对抗。 要么沿着习近平法西斯主义道路走向深渊，要么回归中华民国走向坚实大地，中国只有两条路，只能二选一。
   
   
    汉贼不两立
   
   
    奠基之后至今的历史中，凡是要求宪政当下立即实现的时期，必然是要求回到民国奠基的时期，如抗日战争之后的大一统时刻，文革之后的改革初期，改革已死之后的维稳—维权时代，都是要求原初目标当下急迫实现的时刻，这与民国奠基毕其功于一役地渴望，精神结构上吻合的。重大时刻，串成一串“珍珠”。
   
    我认为经过毛泽东的专政和文革十年浩劫，于改革之初复兴的法治民主精神，是民国精神的复兴，其证据在改革初期的推动着，绝大部分都是吃着民国的乳汁长大的，暗中的民国遗民。八六年之后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经济热的主要推动者，则是49年之后出生的吃着狼奶长大的。一旦秉持法律话语来政治运作的，一定是回归民国的明显的，或者暗中的力量，就连邓小平的改革方案，是通过经济改革来推动政治改革，也是通过经济变革来终结训政，同样如是回归民国的过程。民国宪政是1949年之后总体性的底色和底盘，也就是被颠覆的父亲，父亲就是被驱除，但始终还是以隐晦阴暗不明的方式在场。
   
    民国四七年八月二十日蒋发表谈话：“戡乱乃抗战之延长，本质上为民族战争。” 如此将“汉贼不两立”华夷之辨历史观树立起来。新浪微博“天乐散人”说:当人们认为只是贪和腐时，就倾向修复。当认定具有外族统治时，必拼死反抗。
   
    如果光有一个军功集团，而没有知识分子集团的分赃和背书，如加入49的民主党派，以及邓小平高考升出来的四五一代，那么中共政权是外敌无疑。当知识分子集团把自己当做党的人，这时候，外敌就变为家贼了。家贼难防难办。当下只有瓦解四五一代的话语权，才能延续民族战争做为民主化的高度。
   
    　　从民国走错进来的老人不可怕，最可怕的还是四五一代，他们明明是被塑造的，确要反过来，把中共的一切历史性改造为给他们预备的，抹掉不吻合的，从而精神和政治领导权总体转移给他们。他们就是中国，他们崛起就是中国崛起。他们会最坚持党国的弹性可能，包括改革，反对民国当归。
   
    　　新浪微博“FenixSIS”说: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建立起民众的民国在场感和重建民国史观。要让民国成为所谓的＂大统＂而获得全然的正当性。大家都以民国人自居，柏林墙也就自然塌了。而这一步最大的阻碍是老一辈的那些人，以断代史观看待民国和国民党；抱有成见或仇恨；只能祈求时间抛弃掉他们的谬见。
   
    　　我相信，把四五一代当做汉贼不两立中的贼人，通过特许权（自由）的标准，是无能的。只有改革的受害者和8090后，通过把知识分子当做寄生虫这民生标准，才能使民生，民权，民族三者三位一体起来。民国奠基之后，民生为首要，也是当下民国当归以民生为主导。常山蛇头尾相连。
   
    　　处在四五一代精神塑造中的知识分子抵抗和中产阶级，充满着暧昧状态性中，注定无法跳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泽东的有形无形框架。正如我批判的，对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抵抗，有着极权主义的心理机制。
   
    　　改革的推动如小岗村是处在生命危急中的民众推动的，而不是城市里面的小市民中产阶级推动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就意味着耗尽生命政治推动力，就可能意味着改革的民众动力源消失。改革的越晚前一步，改革的成果实现一步，就意味着错上加错，改革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更加遥远一步。前提就是错的，1949和1978年都是错的，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任何一种努力，都是暧昧不定的，敌基督的。
   
    　　因此中产阶级的形成，于改革目标来说，到底是积极的帮助，还是消极的阻碍，处在暧昧不定的。就像卡尔.施密特所描述的里外状态规定和平状态，为总体性立法。那么从奠基时刻滑到日程生活，也就意味着，产生了更大的阻力和矛盾，意味着奠基目标的更难解决。奠基的完成，需要更长的时间，可是更长时间的，也就意味着更大偶然性，或者必然性命运的控制，造成其更可能失败。
   
    　　　如体制外知识分子嘲讽体制内良知都是洋葱结构，也就是这六十年知识分子抵抗，可以分成好几个层次，都是外层的从屁股后面顶前面的，后院烧火，作为共同体内部的批判，类似于中共的自我批评和路线整顿，来推动的。
   
    　　　来自中共的体制承认价值观与来自民国的超越1949年体制价值观，从正方两个方面，分别给予洋葱内外层相反的评价。把越往洋葱外围的，当作代表世界历史精神的概率与含金量越大,对权力政治的离心力越大的。这是民国当归的价值观，靠近民主宪政的。把越外面的，当作越激进的，越魔鬼的，越没有价值的，情绪的，非理性的，这是来自中共的知识分子-官僚的体制承认价值观，对权力政治的向心力越大。
   
    　　　中华民族不在1949年秩序之内，1949年是汪伪政权，满洲国，或者太平天国，8090后对父辈的弑父，需要民国当归来升华，不再是本能的，这里涉及到改革一代人的无价值性和改革的非真理性。知识分子抵抗，由于在1949年猪圈诅咒之内，没有民国性的龙门一跃，那么必然是五十步笑百步，一半抵抗一半投降的，以体制内及其延伸处良知的暧昧面目出现，离心力与向心力相差无几，互相抵消。
   
    人心并不是战场，利益才是。合法性的终局决战的时候，之前都是暧昧的，像拔河那样来来回回地拉锯，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是暧昧不明的，改革派与知识分子抵抗，在八十年代产生了对自由民主和改革开放的确定性信仰，在新左派崛起和共党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手抓之后，并且在90年代不断收割改革的推动与知识分子的抵抗，为其维稳与延续专政服务之后，与底层利益之间产生断裂对立，已经暴露出没有社会根基的先天痼疾，因此称为暧昧不明的，不再是不言自明的无需论证和无条件的真理。
   
    　　　觉得自己两头真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不觉有错。同样参加改革的，也不觉得自己有错。因为他们都觉得时代的出路，真理就在他们的身上。由民国下降到中共的一切事物，试图带着共国病毒娜拉出走的，搞潜伏的，都觉得自己是英雄，而不是罪犯。
   
   
    民国性
   
    经历过中共的摧毁，但血性勇气是有的，如同山上的森林永不灭绝，有生命处必有血性勇气，在底层如杨佳。知识分子没有，不等于民族没有，他们于这个民族的未来，几成外人，没有任何代表性，更别说烙印民族。底层的勇气和血性，需要我们这一些知识分子之外的，有一些麦克风和道义资源背书放大，成为公共性。
   
    秩序与对秩序的抵抗同在，是一对永恒矛盾，好的秩序如美国宪政，将对秩序的抵抗，革命权变为秩序的根基。人类历史以来最无耻的莫过于改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明明依赖民众对秩序的抵抗作为他们话语权能量来源，却不断“杀戮”民众，否认民众的抵抗权，作为投名状。迫使民众与他们一样跪权贵，跪在后面。
   
    我相信，98年教育产业化之后，产生的几千万掘墓人和网络滋养出来的8090后，会成为知识分子之外的，把自己融化为民众，略高于民众，但是还在民众中间。这有点模仿《论美国民主》中的律师，又是中产，又是贵族。这十年来的维权人士比较像，也只有维权运动，才能在当下为这一些提供政治参与的空间。
   
    并不是他们的素质，而是他们的生存渴望，将来会改变现有框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基于本身真实的生命存在，直面生与死的问题，宪政律法就成为其普遍性，不会把其他偶然的特殊的，偶像崇拜为普遍性，如道德。血气勇气是生命本身的自然表达，而不是道德素质问题。生成宪政的唯一驱动力是反抗，而不是知识普及。
   
    八零后九零后，因为有了民国性，不再参与没入49年权力政治这个道德革命的进程，或者有个更普遍性或者更高的圣旨，也就是民国宪政，让自己参与洋葱结构，离心力大规模大于向心力，从而成为另外一个新秩序的拱卫者，推动的二传手。我打个比喻说明，正是生存权的正当性，阻挡消解了80后九零后参加公务员考试是一种作恶。
   
    　　　当八零后九零后具有民国性，就不再是作为吃狼奶长大的儿子，而是父母祖父原罪的拯救者，不需要对他们在1949年之舟荒漠中长出的绿洲，感恩戴德，崇拜为家园，而是需要加以怜悯的惋惜的东西。他们的政治方案，并不基于知识政治，而给予生存与死亡，与民国宪政律法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基督教抗争的生命体验），他们不需要觉醒，他们需要的是权利，基于生命本能，直奔自由与权利本身，不需要启蒙的弯路。也就是处在民族国家原初规定性神人关系的权利义务当中，而抛弃了简介的赝品知识分子的启蒙。不需要复杂的过程，有了痛苦就行动，有了快乐就欢迎，就直接牵动了宪政。其海量作用的结果，就巩固了宪政。每一个行动，自然沉淀宪政的结果，也巩固了宪政。
   
    　　　这里意味着排除了发生了《圣经》中反智主义反激励警惕的知识之恶果。这是二十世纪宪政变为专政的原因。如果我们把十二世纪中国的历史当作一本圣经，那可以说成对知识政治的排除不够，让不是上帝的父权，僭越了，进入了政治，获得政治强力，人神取代了神人。不管如何说，外因都是不可用来世界历史法庭审判的。
   
    改革派被迫采取的合法性策略，不仅为了在专制压迫之下保护自己，还有为了争取大量与他们相类似相仿的人们。但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最终留下来的是红旗。八千万党员和现有强大的政治暴力，并不构成强大的历史力量，而是造成自己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上越发成为民族历史进程的反面，越强大，负面反作用越大，越成为“新太平天国运动”，新汪伪政权或者黄饿或者美国走狗政权。还有巨大人数巨大政治暴力，回距离自己的清算和报应越近，政治原罪越大。故我们认为改革派想依赖这种负面历史进程，这一些看起来的合法性继承，实在是饮鸩止渴。有着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激烈冲突，因此合法性日渐式微。这种合法性路径依赖，是一个逐渐失去合法性的过程，并不成为世界历史法庭审判员和世界历史精神担纲者的过程。
   
    如圣经中说，有风从海上来。我们说，有我们从民国来。我们的民国当归诉求和暴力革命渴望，是出于民国的，而不是1949年的私生子，并不是1949年秩序的子孙，而是其掘墓人。我们不是改革派眼里的激烈派，而是与你们无关派。
   
    我们从民国而来，我们的力量，不再是出于1949年框架内的坐标。任何处于78年之后改良与革命范式，而给我们定性的，都是一种污蔑和妖魔化。整个1949年的一切，包括改革在内，是需要救赎的，需要重组的，是客体，不可能构成将来的任何方向和启示，是关在监狱里面，等待被死刑执行的死刑犯，改革派还好意思腆着脸，指天道地，判定谁是谁非，谁是激进谁是民粹。莫非罪犯是英雄，罪恶是拯救？
   
    我试图预测思考，在将来广场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国号回归之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并为之准备，当下已经与之吻合，并不根据过去的，给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尚在虚空处下注。
   
    我们的民国当归，不加入现在的无休无止而且毫无进展的启蒙拉锯战，而是让自己穿越到未来的广场革命或者决战性的时刻，那个时候，一定是恢复民国国号。民主转型一定是对第一共和的复辟，欧洲各国无不如此。那时候的民间抵抗确立终局合法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干的是“千年等一回”的事情，为那时候锻造一个无比巨大的锤子，一锤敲定。
   
    　　如果将来广场上成千上万的人，扛着青天白日旗穿着国旗服，那么这场运动一定被界定为复国运动，民国于此回归。让我们此时此刻的当下都为那个时侯做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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