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國民主化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中國最終會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力量？它最終會挑戰西方的民主體制嗎？這種既非蘇東社會主義，也非歐美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可以生存多久？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至少，它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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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崩潰，政變，革命，還是和平演變，中國最終實現民主化，幾乎沒有人能質疑，問題是時間問題。但時間本身就是問題，如果我們這一輩子看不到民主呢，如果我們的下一代也看不到呢？
這個情況會出現嗎？五、六年前，我曾作出一個預言，認為中國民主化來臨的時間大約發生在2021年。當時不少人認為太樂觀了，不過這幾年又有一些人認為太悲觀了。
為什麼選擇2021年作為時間點呢？依據的無非是兩大理由，一是民智已開，新生代中國人是全球化的一批人，他們難以接受自己生活在獨立於世界文明之外的國度，他們的價值觀、利益，與權貴集團不斷、而且將持續擴大衝突；二是中共活到了一個臨界點，建黨百年，中共到了20大，原來靠暴力建立、維持的政治勢力和威力都衰落了，新的政治權力體系必須倚仗民主機制才能平穩。
但我今天不想就此深入討論下去。相反，我想從一個完全相反的結論展開探索，也就是說，中國民主化在可見的將來不會出現，至少在2021年左右不會出現。甚至，中國不但不會民主化，還可能形成一個新型的政治統治方式，有別於傳統的專制政權、共產黨政權，卻可以對壘、至少可以和西方民主共存。
我之所以如此想，除了我希望大家能從一個可能不情願的角度審視中國，也因為我對中國新領導人的作為有了一些新的感受。同時，我有理由懷疑自己的判斷。1989年秋天，我在澳門曾經為雜誌寫過一篇文章，認為中國未來將是多種思潮同時勃興的社會。但那個時候，我並沒有作出這樣預言：20多年後，中國將是世界上經濟増長最強勁的國家，卻在政治體制上更堅硬。
所以，現在，我對中國未來作出懷疑自己過去判斷的預言。這不是為我個人“買保險”——我個人預言對錯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可能是避免歷史逆轉的方式。
對外政策：不會被民族主義情緒支配
常有人說，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西方人不同，中國人重宏觀，比較喜歡從大戰略、從全球看問題；西方人重細節，精於戰術，偏重於從國內看問題。
至少中共從這種思維中得益，中共之所以能成立、生存、奪取政權，到今天之態勢，有全球視野、借助了國際之勢，是關鍵性因素。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早被國民黨剿滅了；如果美國援助國民黨不是三心二意，如果不是蘇聯紅軍為中共在東北奪得先機，中共難以取得內戰勝利；沒有泠戰的結束，沒有WTO，沒有西方經濟陷入危機，中國今天的能量不會增長如此迅猛。
未來的國際形勢對中國又如何？有人說，現在中共在國際社會有些得意忘形了，以致於錢多了，朋友少了。有幾個文職將軍在電視台時時口出狂言：中日之戰、中菲之戰，似乎隨時可能爆發。
中國有句老話，叫“愛叫的狗不咬人”。有一句話不知未來會不會成為類似的“老話”，是我新說的：“狗愛叫，不等於主人想咬人。”
民族主義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或者叫籌碼，並不會由此來建立其外交戰略。所以，即使中共在外交上口氣變得大了些，軍事上不排除出現擦槍走火。不過，就整體政策而言，在習近平、李克強時期，中共的外交政策只會增添些顏色，本質上還是以往政策的延伸。
中共外交界的精英分子，對自身的處境還有清醒認識。表面上看，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已經是一個龐然大物，但其實，就是在亞洲也並沒有真正贏得尊重。希拉里只是往亞洲跑了幾趟，中共就受不了。習近平去年“神穩”的誘因，有一個傳說，是他不願見希拉里。這個傳說不知真假，但背景是真實的：中共真的很恨希拉里。有一個外交家私下說：“全世界政治領袖中，唯有希拉里看透了中共。”
希拉里批評中共在非洲的投資是“新殖民主義”。其實，中共現在還沒有達到殖民主義層次，還只是“植錢主義”。但錢的腐蝕力是無邊的。殖民往往是強勢文明影響落後文明，但金錢，在西方也有摧毀的作用。
中共不是以前德國、日本式法西斯國家，在世界熱戰中比高低；中共也不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與西方泠戰半世紀。這是一個誰也不知道會成為什麼國家的國家，但有一點大家都知道：它有錢！
毛澤東時期有一句口號，叫“有理走遍天下”。到了今天習近平時代，中國人相信：“有錢走遍天下”。
西方過去幾十年在人權上喊得響，除了是信仰、價值、原則，還因為有底氣。什麼叫底氣，就是人權國家比不講人權的國家富有。好了，現在中國富有了，至少中共作為一個黨，是世界最富有的黨，官員是中國富有的階層，中國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你還有底氣和中共喊人權嗎？連一貫高舉道德、價值旗幟的好萊塢，批評中共的電影也不拍了！
西方民選政府受制於國民選票，在外交上往往短視、急功近利。同時，各個國家各有算盤，彼此扯皮拆台，不到大難臨頭不會聯手。只要中共不是徹底與西方為敵，西方就不會有大難臨頭之感。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習近平不會與西方為敵，他會以和平的姿態站到國際舞台上。他甚至會放低姿態，安撫那些被希拉里拉攏的國家。事實上，那些國家只是借美國來平衡一下地緣政治，並不會真正以中共為敵。他們前門迎接了希拉里，後門就派人朝拜北京城。
簡言之，圍堵中國只是空談，國際社會無力阻撀中共，中共卻在無形中強大。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二、三十年前，西方不相信中國會建羅馬。現在羅馬已經建成一半了，西方人還在送磚送瓦，不到建成那一天，中共為什麼就要對磚瓦工下手？
總有増長源：經濟不會崩潰
“中國經濟崩潰會引發政治崩潰”，這是不少人的看法。但中國經濟怎麼會崩潰？國有企業的包袱，銀行的壞帳，股市的騙局，房地產的泡沫，地方政府的債務，出口減少，生產過剩等等，在正常的巿場社會裡，是可能引發經濟危機，在中國卻沒有發生。
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具有巨大的調節能力，人口多，巿場大，強制性的政策調整不會受到制約，政府可以獨斷專行，即使利益受到損害的階層也無可奈何。
同時，中國仍然具有經濟増長的來源。在國際巿場，成本差、價格差還是中國的優勢。中國的商界精英學習能力、模仿能力強，比很多國家的同行要勤奮，行銷手段靈活多變。中國的廉價產品正好迎合了經濟危機中的西方消費者；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中國的產品還是比較高檔的產品呢。
中國不只是加工者、世界工廠，中國正在變成世界投資者。在亞洲、非洲、南美，中國爭奪資源的能力直追美國。在西方國家，中國也在收購、兼併，金額越來越大，涉及行業非常廣泛，遇到的阻力，也正在一個個被清除。中國當然沒有能力買下全世界，但全世界現在每一個角落，都有中國的商人、投資者，這使中國經濟擴張有了全球空間。
在中國國內，官員們總能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過去20年，是高速公路、鐵路、航空、電站、房地產、製造業等等。現在，李克強時代的經濟戰略核心是“城鎮化”，這是一個可以無限做大的“餅”。幾億農民轉換為城鎮居民，引發經濟大移動，多少商業機會由此而生！
以往我們多批評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環境惡化、貪污腐敗。換一個角度，看到的卻是：
貧富差距是相對的，貧者只是比富者貧，而不是比過去貧。從整體而言，中國多數人都從經濟發展中得到了好處，生活都有很大幅度的提升。中國貧者由於缺乏福利保障，比西方的貧者改變命運的動力要更大一些。換言之，中國追求財富的熱情是全球性的，這種熱情，正是經濟増長的無窮動力。
環境惡化往往是追求發展、缺乏節制的現實報應，但不少中國人更多地歸咎於人口、資源，是發展的必要代價，只有少數人站出來指責錯失在政府。另一方面，環保在政府意識中確非毫不存在，綠色GDP正成為與經濟GDP同樣重要的政績指數，這種政策雖然比較表面化，但至少使一些人認為政府不是環境惡化的元凶。
貪污腐敗是官員們追求經濟發展的真實動力。升官和發財是緊連在一起的，官越大，腐敗的機會就越大。沒有腐敗，中共就不會有凝聚力。同時，制度有效地保護了腐敗，我們看到的那些被揭露出來的貪官，只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中紀委被說成是“反腐敗的機構”，其實其本身就是一個濫權、腐敗的機構，它只是懲處那些權力勝利者下令懲處的人，對更多的腐敗分子其實是在有力地保護。
經濟能量會轉化為政治能量
中國經濟的能量會轉化為政治的能量——不一定增加政權的合法性，但肯定增加它統治的底氣和能力。
首先，全民“向錢看”，可以軟化人們的政治熱情。當政府有了巨大的財政能力，它可以用來化解很多的矛盾，可以平息民眾的怨氣甚至反抗。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各地發生眾多群體抗議事件，政府在政治上並沒有作出讓步，甚至更加強硬；但在經濟上作出了妥協，絕大多數風波，是由經濟化解的。
其次，中共權貴利益集團和傳統專制國家的大家族控制有所不同，中央利益集團的範圍，從中央最頂尖的政治局常委會，一直延伸到城市的街道辦事處、農村的村委會，每個官員是一個利益場，其父母子弟、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同學、同鄉、戰友、情人，可以進行緃橫交錯的交易。
中國中產階級和富有階層、精英階層，基本上都是在這個群體中間。他們在打不通關係的時候，也會咒罵這個制度，但更多的時候，他們能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好處。這個群體非常龐大，沒有辦法作出精確的數字統計，但至少上億。這麼大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對體制的依賴和支持是強大的。
第三，中國權貴集團當然注意到貧富的差距和民眾的怨氣，但他們並沒有停止自己的貪婪。他們只在聚斂財富的同時，也對貧民階層施以小惠。在胡溫時期，取消了針對農民的一些苛捐雜稅，同時也增加了對貧困人口的生活補助和醫療保障。這對於飽受欺壓的底層社會而言，是一個福音。
在習近平和李克強時期，相信這種施恩施惠還會繼續和擴大。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就是最大的紅利”，就明示了將會給老百姓更多好處。這些好處和權貴們財富暴漲相比，當然是無法成比例的，但這種做法還是能安撫部分民心。
第四，公務員的作用。中國公務員制度，從公開招聘，到公務員的使用，可以達到幾個功效。
招聘公務員，可以吸納社會上眾多精英參與競爭。公務員這個職業穩定、待遇很好，很有吸引力，是年輕精英的職業夢想。這種公開招聘，増加了政府的公平性。
公務員扮演的是執行政府監管、服務的角色，一方面是政府的打手，另一方面給百姓提供服務。工具性非常強，政府要它充當打手的時候，公務員會毫無保留的執行，現在對付民眾反抗、異議活動，公務員並不比以前的“幹部”溫和，相反手法更為殘酷；但作為民眾的服務者，公務員的行為受到政府和民眾雙重監督，為了保住個人飯碗，幫助政府討取民心，公務員態度友好而且效率不低。
第五，經濟養肥了軍隊。軍隊在中國社會生活中並沒有扮演多重要的角色，給社會的印象是，這是一支救援、救險的力量。它是完全封閉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這個系統比地方還要腐敗。可是，軍費開支在不斷增加，使它有腐化的本錢，同時也提升軍事裝備。航空母艦的艦隊只是雛形，顯示是軍力投射全球的雄心，可以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情緒能夠填補意識形態的空洞。當然，中國軍隊最主要的威懾作用，是在阻嚇黨內的異動者。黨的總書記就是以軍委主席的身份，作為行使權力的後盾。
綜上所述，中國利益集團巨大而且在不斷擴大，對百姓施以小恩小惠，公務員的工具性作用，軍隊為中共總書記的後盾，使支撐中共統治的力量非常強大、牢靠，從而保障了政權的延續性。
經濟改革使政治變革減弱
沒有人反對改革，改革是中國最大的“政治正確”。很多西方人、中國異議人士都寄望改革，希望從經濟改革走向政治改革，從經濟的市場化走向政治的民主化。
事實上呢？中國的經濟改革，並沒有建立起人們所期望的公平的資本市場。中國現在是官僚資本市場，官僚才是市場決定性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經濟改革並沒有將中國導向政改。相反，經濟改革的成果使政權渡過了政治的危機，政權力量更加強大，政治變革動力卻被減弱。
綜合現在各種信息，預估習李政策，看不出他們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在幾年內會有突破性的動作。他們所做的是行政體制改革，在政治體制上會做技術性的調節，在經濟上尋找新的增長力——如果他們的努力真有成效，那將會使中國政治民主化的前景更加遙遠。
習近平的吏治，針對公務員、領導幹部作風的整頓，司法、行政體制的改革，會一定程度上平息部分老百姓對官僚、對腐敗的憤怒。同時，精幹的公務員隊伍，提升司法行政運作效能，最終是更有力地維護了中共的利益、維護了中共的統治。
在此之上，中共權力接班機制開始有序化。一些硬性的標準，使政治精英們的競爭變得有章可循，即使是幕後的運作也得受此制約。同時，它有無數花樣，可以使沒能競爭到實權、頂尖位置的人，可以獲得某種補償：人大、政協的席位，表面上看是“花瓶”，但其實際利益是真實的，例如那些達到相應條件，卻沒能在中共十八大上晉升到政治局的精英，可以成為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再加上中委軍委委員、國務院國務委員、最高檢察長、最髙法院院長……席位大大増加，而這些席位在政治和物質待遇上，都和政治局委員同屬國家領導人級別。
這種做法顯然可以減緩政治精英反叛的動力，黨內很難形成反對派，使薄熙來這樣的野心者變得孤立無援。薄熙來之所以曾經能獲得很多支持者，是因為他當時還是在權力系統內，黨內不少人認為他是在為黨尋找出路，所以支持他；一旦薄被認定是離經叛道，就幾乎沒人願意同他一同殉道。
組織之後，便是意識形態的宣傳。中宣部長劉雲山得以升為政治局常委，正是其工作在黨內獲得肯定的明證。這和外界的評介恰恰相反——沒有人曾看好劉雲山，是眾人認為中共宣傳部完全脫節於時代，宣傳既不能獲得人心，對媒體的管制也越來越失控，尤其是互聯網的出現。然而從另一角度看，中共對媒體的收、放，有其政治謀略。有時的“鬆”是漏洞，有時的“鬆”則是有意為之。
例如，現在中國最熱火的媒體是微博，有人還認為：微博正在改變中國。其實，微博更多承擔的是情緒、怨氣渲泄口的功效，社會精英們為之歡呼、為之消耗精力，各人為了獲取粉絲數量絞盡腦汁嘩眾取寵；然而微博不過是信息和思想的“小氣泡”，把很多問題變成簡約“快餐”，大大減輕了重大事件的爆發力，削弱了思想先驅本應具備的深遠影響力。
我們再來看中共對社會的控制。飽受惡評的周永康退休，政法委書記退出政治局常委席位。新上任的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被認為是一位溫和的政治領袖，而且一上任便提出停用勞教制度，習近平在司法問題上也有比較明亮的講話，人們似乎看到了政法新政。
事實上，在政治體制沒有準備好根本變革的情況下，獨立的司法不可能成真；而司法只要不是獨立的，司法就不可能給人以信心。
也就是說，沒有法治，維穩體制會繼續進行下去。“六四”不會平反，對政治異議行動、對群體反抗，中共會繼續加以瓦解、打壓，迫使體制外反對力量遠遠達不到足以對政權形成威脅的規模。
不願意作出的結論
最後，我對上面的討論作一個概括性總結：
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融合過程中，中國擅於取其利避其弊，隨著中國經濟能量越來越大，西方對中國人權的要求就會越來越低；
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只是表面的口沫，而不會變成中國真正的對外政筞，中國不會被戰爭拖入泥潭；
城鎮化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可以大大延續增長時間；
權貴集團會不斷擴大，內部有其共生邏輯、規則，同時對老百姓施恩施惠，平息老百姓的怨氣；
社會精英的力量被分散，維穩機制將會繼續進行；
兼具打手和服務功能的公務員隊伍，可以有效控制社會，保障政府專業運作及其利益；
中國領導人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的改革和調整，使中共應對危機的能力更靈活和有效……
簡而言之，中國不會崩潰，不會政變，不會革命，也不會和平演變，而是長久地由中共主導，通過不斷調節改良，使中國變成一個超級新強權。
我不願意作出這些結論，我希望這只是權貴集團的妄想。不過，我的問題是：
假如上面這些結論成立的話，中國最終會發展成一個什麼樣的力量呢？它最終會挑戰西方的民主體制嗎？中共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的國家模板嗎？這種既非蘇東社會主義，也非歐美資本主義的新體制可以生存多久？相信沒有多少人已經思考了這些問題。但是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至少，它並非完全沒有可能。（明鏡月刊38期）
（2013年3月2日於紐約到多倫航班上、3月3日於多倫多，斷斷續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