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薄熙来“站台”的学者们

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

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

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

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

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