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變革有一個不幸的因素

羅小朋

中國的變革有一個不幸的因素，就是面對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中央政權，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增加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和改革難度。而日本在這個問題上則比較幸運。日本還有一個更幸運之處，就是它的地方自治資源遠比中國深厚。中國人對這一點重視不夠。

從伊藤博文成長和成功的過程可以看到，日本的封建分治格局在以下兩個方面對日本維新變革的成功提供了重要支持。第一，地方政權可以為變革者提供政治支持和 多種資源的支持。伊藤博文和他的改革同仁從地方政權得到的多種支持是孫中山不能比的。孫中山只好求助於海外華僑和地方幫會。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由地方政權支持的變革過程與純粹由平民造反推動的變革過程相比，是一個遠為理性的政治過程。這一點可以從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得到支持。那麽其背後的學理依 據是什麽呢？

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學界近數十年來對人性與秩序關係的研究告訴我們，人類的合作秩序有兩個最基本的建構原理。一個是所謂的 血親選擇原則（kin selection），也就是以血緣關係的親疏來決定分享資源的程度；另一個就是互惠性利他主義原則（reciprocal altruism）。這兩個原理都有其生物基礎，也就是都源自人的本性或本能。與此相關，福山列舉的其他人類本能還包括，人的社會性，即人類從未、也不可 能以非社會的方式生存；因此，人天生有建構和服從規則的傾向；人同時還有天生的暴力傾向，換句話說，沒有任何制度可以完全消滅人的暴力傾向，唯一的問題是 如何減少和控制人的暴力傾向；最後，人類不僅有物質欲望，而且還追求他人對自己的承認。因此，那種把人類動機簡化為單純追求物質資源的社會理論，不足以解 釋人類秩序。

很顯然，人類僅靠血親選擇原則不可能建構大型的合作秩序，而必須更多地利用互惠性利他主義機制。博弈論的研究支持了一個常識，即“熟人社會”對合作有利， 也就是博弈論中所說的要通過“重復性博弈”，而不能靠“一次性博弈”，即不能靠中國人常說的“一錘子買賣”來建構合作秩序。

與中國大一統的治理格局相比，日本在地方分治的格局下展開現代化變革的一大好處，就是這種格局迫使變革者利用各種傳統的合作秩序資源，最大限度地尋求變革 的共識。這樣就極大地提高了變革過程的理性程度，減少了各種機會主義和非理性集體行動的機會。我們看到，明治維新前夜的日本，在許多方面的條件都不如當時 的大清帝國。經過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動亂的教訓，當年中國精英對西方的瞭解程度，與西方人打交道的經驗以及掌握西方最新技術，包括軍事技術的程度都遠遠超 過了日本。當年的上海曾讓年輕的伊藤博文驚嘆不已。用當年西方人的眼光看日本文明，也有許多明顯的弱點。率領美國炮艦打開日本國門的佩里將軍對日本的第一 印象是野蠻和粗鄙。我讀伊藤博文傳記，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日本政治文化強烈的暴力傾向，動不動就暗殺、賜死。伊藤博文的恩師吉田松蔭，29歲就被幕府當局 處死了。不過，如今從總體上來回顧和對比中日兩國現代的政治變革過程，中國顯然要血腥許多。為什麽一種看上去暴力傾向更強的政治文化，其總體的變革過程反 而要平和許多呢？

我的理解是，日本高度地方自治的社會積累了豐富的互惠性利他主義的文化資源。日本的封建社會，遠不是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但地方自治為重復性博弈提供了一 個穩定的公共平台，從而使得誠信、榮譽等互惠性利他機制不僅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植入了公共話語遊戲和政治遊戲之中，培育了政治精英的公共精神和公 共理性。這恰恰是中國大一統體制的致命弱點。孫中山的同鄉鄭觀應是中國最早力主地方自治的文人之一。他對大一統的官僚統治帶來的嚴重弊端理解極為透徹。他 認識到，雖然皇帝鼓勵治官親民，但這種非自治的體制必然造成“上下之間相蒙相遁”的道德困境。在這種困境之下，聰明的官宦“莫妙於陽避處分而陰濟奸貪，一 事不為而無惡不作，上朘國計，下剝民生，但能博上憲之歡心，得同官之要譽，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憂……”。雖說鄭觀應說的是百 年之前的事，但今日的中國人依然毫不陌生。不幸的是，長期浸淫於非自治的政治環境，許多中國人至今仍難以理解日本的封建制度，尤其是日本人動輒舞刀弄槍的 政治遊戲，如何能夠支持一個遠比中國平和的變革過程。

日本人喜歡動刀動槍，但日本人更善於謀求共識，這是因為地方自治的日本封建社會，總是不斷地面臨集體的生存壓力。在這種壓力下，地方精英不可能像中國的官 僚和文人那樣靠講官話和空話謀生，而必須學會如何進行有效的、理性的溝通。深受儒教文化影響的日本精英雖然在溝通習俗上有東方人的特點，不像西方人那樣直 接了當，但不論何種文化，理性溝通都具備哈貝馬斯所指出的特征——求真、求是和求誠。日本的明治維新過程，發生過不少地方之間的武裝衝突，但也充滿了州蕃 之間合縱連橫的談判。這些談判化解了許多武力衝突，充分展示了地方自治賦予日本人理性溝通的能力。而理性溝通的能力，如哈貝馬斯所言，是一種團結的能力， 也是一種集體選擇和取捨的能力。正是具備了這樣的能力，日本人不僅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君主立憲，而且保留了許多寶貴的文化遺產。

晚清民初的中國人是不是沒有利用地方自治來推動變革的機會？事實是，中國人有過這樣的機會，但又失去了這些機會。太平天國的造反運動並非被大清王朝的政府 軍所滅，而是被漢臣曾國藩組建地方民團所滅，這個事實說明當時的中國並非沒有地方性的政治資源可用於推動變革。但少數民族掌權的大清王朝長時間不敢推動地 方自治，而只敢搞洋務運動，結果被日本人佔了變革自強的先機，直到甲午兵敗，才有了改革的衝動。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是戊戌變法的積極參與者，但他的思路與 急功近利的康有為不同。他主張與地方精英合作，從地方做起。結果，康有為激進的改革策略不僅招致變法的失敗，也殃及了陳寶箴的湖南新政，陳寶箴也付出了生 命的代價。晚清失去了一次以推動地方自治來推動變革的機會。

義和團亂京城，李鴻章亂命不從，聯手幾位改革大臣“東南自保”。孫中山趁機與李鴻章密謀兩廣獨立。因缺乏互信而沒有成事。這反映廣東的地方精英已經像日本 山口的精英那樣，有了帶頭變革的強烈衝動，但是，他們缺少日本地方改革派那樣的地方政治資源和中央政治資源。孫李合謀失敗還說明，缺少了地方自治政權這個 橋梁，中國朝野精英之間的隔閡遠超日本，非常難以建立互信。(《內幕》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