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例外，还是普世价值？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例外论”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而西方政治则是“征服与支配”。照此理念，中国将成为与西方大国模式迥然不同的新型大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则否定了“中国例外论”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国政府的政治话语体系最不可信，与其研究那些漂亮的话语，不如研究一个国家究竟做了什么。在这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基本特点是：高度现实主义，追求权利和利益，很难发现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中国是一个“例外”的“特殊国家”吗？中国是否应当遵循“普世价值”？这两个问题，挑动着许多人的神经。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层面，均有人对此发表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

具体到外交领域，亦有关于“中国例外论”的讨论。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张锋发表在2012年第3期《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的文章《“中国例外论”刍议》，就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张锋认为，像美国、新加坡等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有“例外论”的存在——这里的“例外”，指的是一国在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历史发展道路及对外关系经验等各方面的独特话语论述。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因此“中国例外论”尤为重要。

张锋将近现代中国的例外论分为了两大类：一是“革命中国例外论”，包括革命中心论、大国使命论、中国道德论；二是“当代中国例外论”，包括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和谐包容论。

凡此种种，在张锋看来，“中国例外论”的基本理念是“和平与包容”，而西方政治则是“征服与支配”。照此理念，中国将成为与西方大国模式迥然不同的新型大国，中国将“把所有国家看做是不同程度的合作对象，而不是战争或掠夺的对象”；中国将尊重世界政治文明传统的多样性，而不是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意识形态或价值观霸权；中国将拒绝宗教式的干涉主义，追求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

不过，张锋的此番论述遭遇了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不同意见。

在2012年7月举行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上，主办方专门就此话题召集了一次小组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巍否定了“中国例外论”的存在。在他看来，一国政府的政治话语体系最不可信，与其研究那些漂亮的话语，不如研究一个国家究竟做了什么。在这方面，中国过去30年的外交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基本特点是：高度现实主义，追求权利和利益，很难发现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李巍还认为，在利益面前，没有太多例外可言。美国有例外的可能性，其他国家则很难例外，因为美国作为超级霸权，它的权力地位很不一样。

与之类似，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也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外交例外论，那只是一种被夸大的特色论。“特色不等于例外，特色的意思是我们是不同的人，例外则意味着你根本不是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则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在“例外”和“普世”之间摇摆的过程：中华帝国时期的朝贡体系，是一种天下主义；到了近代，则开始“中体西用”；孙中山的革命强调了“民族”；五四运动则又提出德、赛两位先生，提倡向西方看齐，甚至要废除汉字和中医；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是普世主义，不讲例外；冷战之后，则又开始提出“例外论”。

“近代以来中国到底要成为怎样国家？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所以有时强调同，有时强调异。”张志洲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邢悦则补充了“中国例外论”的提出背景，即：中国威胁论。以往的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导致世界局势的动荡。因此，如果不说自己例外，那么中国就会被视为动荡制造者，而不是和平崛起的力量。

“‘例外’并不是不接受普世价值，不是违背外交规律，而是要依靠它解释清楚：我们能够和平崛起。”邢悦说。

至于为什么中国能够“例外”地和平崛起，赵可金说，那不是因为我们变了，而是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国家崛起的规律变了。中国并不是违反规律的异类，恰恰是行走在规律之中的。

作者：方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