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室主任、經濟學家羅小朋發撰寫出“黨天下的總理難題——獻給2012和中共18大”一 文。在這篇四萬多字的長文中，羅小朋對毛澤東和周恩來，鄧小平時代的胡耀邦和趙紫陽，江澤民和朱鎔基，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黨天下的歷任總理的執政得失作出 精彩點評，更對18大後破解“宰相”困境甚至中共體制難題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羅小朋說，2012年的世界與中國，均處在一個重大的歷史關口。對中國來說，沒有任何事情比即將召開的中共18大更受關注。
他認為，雖然習近平接班胡錦濤已成定局，但總理人選至今仍留有讓人猜測的空間。李克強接任溫家寶雖是大概率事件，但王岐山等沒有放棄競爭總理的野心。事實 上，由於中共政權面臨空前的合法性危機，尤其是各種危機在未來十年全面爆發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即便李克強能夠接任總理，他能否像溫家寶那樣做完兩任，也是 一個巨大的問號。因此，未來十年，總理問題將是中國政局發展面臨的極大不確定性最集中的表現。
如何來分析這個問題，對於所有中國政治的分析家來講都是一個難度不小的挑戰。羅小朋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中來解讀，以圖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 之局限。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主要有這樣兩個，一種是從權力鬥爭，尤其是從中共派系鬥爭的角度來解讀中共的總理問題。另一種就是從路線和意識形態鬥爭的角度 來分析這個問題。“這樣的分析框架當然是極有價值的，但對於解讀處在生死存亡之際的中共政權來說，就十分不足了，”羅小朋說。
羅小朋認為，總理問題之所以在中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國特殊的國家形態傳統。中國皇權至上的帝國傳統，派生出了自己獨有的宰相問題。這一點許多人都能感覺到，但是，為什麼宰相或總理問題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21世紀的今天都非常重要，則是許多人並沒有認真思考過的。
在論述“趙紫陽與後毛澤東時代黨天下總理難題之解”一節中，羅小朋說：胡趙精誠合作，對推動包產到戶，對外開放和地方財政包幹三大歷史性的改革均起了十分 積極的作用。不過，包產到戶和三來一補（對外開放）是地方首創，最關鍵的政治決策者實際上是地方大員和鄧小平。唯獨地方財政包幹一項，是由趙紫陽自上而下 推動的改革。這一歷史性的改革，充分展示了趙領導經濟改革難以替代的才幹。推動地方財政分權，是趙紫陽對後毛澤東時代黨天下總理難題給出的歷史性解答，這 個解答奠定了趙紫陽在中國宰相傳統中的歷史地位。
對於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缺點，曾是帳下智囊的羅小朋也沒有迴避。
在“後鄧小平時代黨天下的總理難題——江朱時代”一節中，羅小朋由分稅制展開詳細分析了朱鎔基時代“三農問題”的不可避免、朱對農村問題的“無知”、 1998年“糧改”失敗後死不認錯又搞出退耕還林“噱頭”的前因後果，在闡述朱在位時中國經濟取得顯著成就的政治和歷史背景時也發出“幸運”、“偶然”等 獨到的點評。
在“後鄧小平時代黨天下的總理難題——胡溫時代”一節中，他對胡溫被鄧小平選中的原因有如下分析——
【胡溫兩人的政治弱勢和無能，不僅與他們個人的品格和能力有關，更與他們被選拔的政治環境之演變有關。在江朱之前，中共的最高領導人都從職業革命者中產 生。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伴隨著他們積極參與政治的過程，因此，他們有自己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盟友。江朱已完全不同，他們本來都不是搞政治的，沒有任何屬於自 己的政治勢力，但作為一個普通人，他們有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子，也有正常交往的能力。胡溫則發生了進一步的退化。他們都是中共黨天下扭曲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孕 育的畸形兒。
胡溫的社會人格和知識結構，基本是在中共黨天下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中形成的。這是一個完全失去了社會自主性和政治自由，同時又充滿政治迫害危險的生存環境。 兩人的家庭都屬政治弱勢階層，因此，為了適應這個表面上高度政治化、實際上政治風險四伏的“新社會”，他們從家庭和社會獲得的生存本能就是“假積極”。這 就要求他們學會自欺欺人，不用自己的語言思考，也不用自己的語言去交往。胡溫在這方面高度一致，堪稱一絕。即便與同代人相比，他們自欺欺人的道行之深，少 有人能出其右。】
溫家寶重用“六四”人物
羅小朋認為，相比於胡錦濤，雖然家人備受貪腐指責，但溫家寶還是有一點能力，更重要的是，溫有一點胡錦濤所沒有的天下關懷，也有胡所沒有的歷史感和時代感。
【在直接關係中共黨天下安危的三農問題上，溫家寶比朱鎔基有了明顯長進。這並非偶然，除了溫比朱對底層民眾的疾苦更加關注之外，溫比朱更善於學習也是一個 重要因素。早在溫任總理之前，他就意識到自己缺乏對三農問題的知識。他知道杜潤生手下的人對中國的三農問題最瞭解，因此，他頂著一定的政治壓力，多次把因 六四而受到懲處的前發展所所長陳錫文招到身邊巡視地方，一邊調查三農問題，一邊向陳錫文討教。這樣，溫就對改革以來農村政策的演變以及三農問題的政策要 點，有了比較全面和深刻的瞭解。由此，我們看到了溫比朱的高明之處。】
羅小朋認為，溫家寶掌控經濟的思路其實很簡單，就是儘量刺激增長，儘快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在此前提下，不要讓底層民眾，尤其不讓農民絕望，不逼百姓造反。 打動人心的話要說夠，政治語彙要與時俱進，但口惠不能實至，改革不能動真格，不能像趙紫陽、戈爾巴喬夫那樣做蠢事。溫家寶還精明地意識到，必須保住總理對 經濟決策權的壟斷，讓別人無法插手，難以接手。為此，他刻苦學習，也儘量不擋別人的財路，讓大家都發財。
【溫家寶這一套保護自己相權的策略非常成功，原因有幾個。第一是胡錦濤無能，其他常委寡頭無知和自私，因此，在能力，尤其是在專業知識上，溫有難以挑戰的 優勢。胡錦濤對此很無奈，他私下找經濟專家討教，但發現水太深，自己把握不了。第二，溫確實精明刻苦，自制力強，又善於辭令，在高層一對一的人格交鋒中， 常佔上風，再加上溫在民眾中的形象優勢，令其他中共寡頭對他心生畏懼。第三，溫家寶敢賭，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敢賭，敢走險棋。這樣一來，衹要他賭中了，或 不出太大失誤，別人就很難挑戰他了。
當然，這也就意味著，溫家寶要保住自己的權位，不僅自己要冒很大風險，而且要讓中國經濟冒很大風險。但溫家寶非常幸運，他遇到了中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這個機遇與冷戰之後的世界大格局有關，與胡趙、江朱堅定貫徹鄧小平對外開放的國策，推動中國全面加入世界經濟分工體系有關，同時，也與911這個偶然事件 刺激美國犯下大錯有關。】
羅小朋指出，溫家寶在其任期的最後兩年，以中共領導人前所未有的方式，對中共黨天下的危機發出了警告，對執迷不悟的胡錦濤和其他中共寡頭，溫宣示了與之決 裂的態度。他應該知道，他想撇清自己是徒勞的，且有大言惑眾之嫌。但毫無疑問的是，溫對空喊話的政治遊戲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中共黨天下的危機，已臨近生 死存亡之際。（《明鏡月刊》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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