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经济不能依靠长期服激素

　我们现在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经济增长压倒一切，我们从上到下很多人脑子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财政政 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规都要为经济高增长保驾护航，连住房、教育、医疗、旅游、文化这些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进行市 场化改革的领域，我们也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一切地搞活。而在宏观经济上，就像有些短视的农民，为了高产就不顾土壤板结，而一直滥用“化肥”，我们长期以 来，为了经济高增长，一直在滥用凯恩斯主义。
    
     　　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指出，凯恩斯本来的意思是说在经济略微不好的时候适度刺激经济，可是我们却长期服用过量的“激素”，长期严重 超发货币，严重举债扩张财政。这样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税负过重，进而导致本来我们最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迅速衰落。多印的票子不仅仅推高了物价，还大量涌入 不动产，推高了房价、地价和租金。在盲目政绩导向下，扩张的财政不仅在基建领域里低水平重复投资，更使得产业升级无以为继，政府只给自己认可的项目十足的 好处，而企业家自己愿意投资的产业不得不面对繁重的税收。原因很简单，前面的钱是后面来的。可以说，政府每投资成功一个企业，其代价就是一堆本来能活得好 好的企业陷入困境。

    　我们这种“滥用化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健康的成长，我们总爱操之过急。实际上，只要能保持财政预算公平地分配财政资源，保障货币政策独立，汇率 稳健而能自我修复外部贸易平衡，物价稳定而能保证通胀基本温和，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能给每个老百姓公平的立足点和起码的尊严，那么，经济自 然能够健康成长。就像大自然里的树木，虽然有护林员照顾一下能长得更好，但是你本来无需天天施肥，天天浇水，树木也能自然成长。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以目标管理制来提升政府的专业水平，更要以法定的目标来约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时要在当前行政架构下加强问责，以独立的政策评估 部门，提高问责和行政专业水平。比如我们的财政透明，完全搞错了方向。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分几大类、搞多少名目，这些名堂根本不重要，你就按照拨钱的具 体细节披露就行了，每笔钱是谁批准的，批准给谁的，决策的基础是什么，谁负责执行的，执行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效果，有没有问责。然后，我们就专门看那些决 策离谱、金额巨大、没有执行的，然后看看负责决策和执行的官员是不是被追究责任了。如果说所有东西都按照公式和流程来走，行政效率一定会大为提升。
  
     再比如货币政策，我们不应该再让货币政策盲目地服务于经济增长，更不应该把货币刺激当成经济增长离不开的长期“补药”。我们应该首先对央行提出法定目标， 中央银行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服务于任何经济增长目标，央行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确保通货膨胀一直可控，确保这个核心目标完全不受政府的干 预。在这个法定目标下，我们再从外汇储备、金融管制、政府投资和垄断行业定价四个方面化解通货膨胀。在外汇储备方面，我们要控制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适度 启动人民币升值，调低出口退税，或者用其他综合手段（如产业结构调整）来适度控制贸易顺差的规模。同时，修改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优化地方招商引资项 目，从而控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
  
     　而通货膨胀的根本是因为政府投资，由此带来的非理性亢奋盘活了外面来的汹涌货币，有了货币为虎作伥，这个异常亢奋的需求导致国内要素全面紧缺，从劳动力 到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因此大幅上涨。因此，当务之急是遏制地方政府的举债投资冲动，调整商业银行目前的粗放管理模式，走出现在这种“上市圈钱，补充资本，大 举放贷，再去排队圈钱”的怪圈。现在，地方政府跟国有银行借钱，因为两头都是国家的，而且国有银行的地方主管也不想计提坏账，影响自己的仕途，所以国有银 行往往对地方政府网开一面。
  
     因此，从长远来说，我们需要进行两个重大改革：其一是利息市场化，这样非国有银行才能对国有银行形成真正的竞争压力；其二是银行放开对民营资本的准入，民 营资本就会以市场化的高利率吸收存款，这样既能保持流动性，又能给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以真正的约束。改革可以从大额存款的利率自主化开始，在基础比较好的 浙江试点，而民营银行的股东应该尽可能避免一股独大，应该吸取过去的浙江经验，一次引入多家民营股东，彼此制衡，防止关联贷款和金融系统风险。而为了避免 墨西哥和阿根廷那种金融动荡，我们这两个改革的时间都应该早于大规模的资本账放开。当然，鼓励民资要想落到实处，已经不是再发几个“新36条”能起作用的 了，我们需要以问责监督督导地方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