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部情报目标很有限

由美国与英国间谍案专家共同撰写的《中国情报历史辞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Intelligence)一书，详尽介绍中国大陆、台湾、美国、英国等地政府如何组织情报工作，以及这些国家地区情报机关面临的挑战。该书作者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安部在寻找合适的情报提供者时，善于游说大量的人，即使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目标人员仍不愿意协助国安部，国安部也愿意重头开始，寻找新的目标人员。

史密斯也有机会接触一些专业人士，这些人协助将中文文件、其他语言的相关讯息、历史资料等翻译成英文。他表示，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也开始阅读一些重要人物的相关着作，如李洁明、康生、戴笠，也期望这本书能作为对中国谍报感兴趣的人的一本入门书。

“这本书也反映出，情报书并非总是由情报机构撰写。确实，大部分的这类书籍不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所写。”史密斯对《外参》说。

在书中众多的案例中，令史密斯印象深刻的案子，就是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案以及陈文英案。史密斯表示，两案都是广受关注的案子，只是结局不同。金无怠被起诉、最终被判间谍罪，但在等待量刑期间于欲中自杀，与FBI探员J.J. Smith有婚外情的陈文英则以承认较轻罪刑的方式换取撤销检察官的指控。

此外，书中也介绍了其他案件，包括澳洲前总理霍特(Harold Holt)传闻在游泳时被中国潜艇接走的事件、周恩来在中国内战期间担任间谍的内幕等等。在许多方面，史密斯觉得历史案件和当代案件同样吸引人。

重点剖析中国国家安全部

在中国，有几个不同机构负责情报的搜集，大致可分为国家安全部和人民解放军两大体系，比起解放军，《中国情报历史辞典》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国家安全部。魏斯特对《外参》表示：“我们解释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在进行情报工作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有何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搜集情报的目标很有限，均是一些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利益有关的对象，这对国家的情报机构来说是不寻常的事，中国国家安全部对民主运动、台湾、维吾尔、西藏、法轮功感兴趣，这也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最主要的五个情报目标。”　“如果是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对军事、政治、科技、商业情报更感兴趣。”此外，魏斯特表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人员和许多商业组织、研究机构、学习单位分不开，中国国家安全部也不特别想借由情报工作，在他国发挥政治影响力，例如中国虽然在非洲的产品和矿产开采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却没有针对当地政权进行相应的情报搜集计画。

中国国家安全部与西方情报单位雇人的方式也不一样，魏斯特对《外参》介绍，中国国家安全部不会直接雇用情报人员或案件负责人，且经常只支付一点金钱给协助提供情报的人，或甚至不支付酬劳，他们答谢这些人的方式，包括安排家人从农村来探望他们、让他们回家与家人相聚、帮忙支付其家人的医疗费用，或赞助这些人的研究等。

在情报提供人员的选择上，魏斯特指出，中国国家安全部几乎都选择华裔，他们会先锁定一大群他们想吸收的人，然后接近他们、游说他们，有时国家安全部会刻意挑选反对台湾独立的人，此外，国家安全部游说目标人员的方式，也较易让人接受。

“比如他们会说，我们不想让你做出任何对美国不利的行动，我们只是需要你的协助，让你在我们的一个开发项目上帮助我们，这是很吸引人的说词。但他们对想用机密讯息换取金钱的人、个性不稳定的人、信用记录不好的人、酒鬼、赌徒都不感兴趣，这是苏维埃KGB(国家安全局)体系惯用的方式，但中国国家安全部不这么做。”魏斯特对《外参》说，若是与商业有关的人员，中国国家安全部会支持他们获得相关技术，他们更容易答应帮助国安部。

“在一些案例中，如李文和案，国家安全部接近他们的塬因，是为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取得机密讯息的管道，这时，中方的说服说词会是希望他们帮助中国进步。”魏斯特说。

魏斯特对《外参》进一步指出，中国国安部喜欢游说大量的人，就算被拒绝仍会再接再厉，即使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游说，目标人员仍然不愿意协助他们，也没关系，他们愿意重头开始，找新的目标;中国国安部的目标是建立长期的间谍网络。

此外，中国国安部也不会事先为情报提供者进行训练课程。“他们没有在西方可能见到的知识灌输、实作教学课程，在西方，从征人到让此人实际投入工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中国没有。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组织，可能有来自不同省分不同地区的国安部代表成员，他们不像英、法等国，他们没有层层分明的结构。”魏斯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