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公: 对中国梦的一点思考

习先生所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对国人的激励作用自不必言，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争议之一是复兴的标准问题。如果是毛泽东所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就是既不受列强的欺辱，也不受官家的压榨。今天的现状似乎是大体上实现了第一条，而第二条却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之极致——民众被官家压着根本站不起来。如此看来，习先生若想带领同胞实现“中国梦”，就应当集中精力解决第二条——用宪政民主手段管住官家。否则，民族复兴不过是官家复兴而已。如果是孙中山先生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那就是民族独立（不受列强欺辱），民权张扬（不受官家压榨），民生保障（不为生活所迫）。观察今日，也是第二条情状堪忧——民无权官无度。看来，无论是采用毛的标准还是孙的标准，“中国梦”的具体化内容都应当是真正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

争议之二是怎么复兴。在多篇文章里，我都曾述及中国转型的三种路径：改革、革命和外战。透过薄熙来事件可以看出，当政者并不喜欢甚至是惧怕第二条路。王岐山先生建议大家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点化之意大抵如此。而改革又是利益集团所极不情愿的，因此，我的朋友总是提请我注意：“不可忽视第三条路的存在与逼近。”

本文继续说外战这个话题。

代价巨大的外战可以促进中国的宪政民主，无论如何，这样的说法都很难被人接受，包括笔者本人。但三种路径的推理比较，以及各种实证研究的结论，都支持这一说法。而且当今中国的确面临外战的可能，我们不能刻意回避，至少应当容许在学术层面上讨论这一话题。至于为什么会促进，在多篇文章中，我都曾有过分析，此处不赘。

行文至此，中国梦的话题就变成了怎样应对可能到来的外战问题。问题之大，不可小觑；话题之重，关乎民族。希望本文作为引子，能够引起更多有分析能力者的关注，因为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

中国未来应对外战，就阵营分化而言，大致有两种。一是中俄联手应对美日，二是中国单独应对美日。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始终在往第一种情况的方向上努力，想极力拉住俄罗斯。“中俄”和“美日”当然是简要说法，实际情况要更加复杂。如朝鲜有可能加入中俄或中方阵营，而韩、越、菲、印以及整个欧洲则极有可能加入美日阵营。

笔者建议抛弃上述任何一种，选择与美结盟。这是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呼吁新的执政团队，能够围绕中国梦，重新构建大战略；超越一党之私，建立不朽之功。在达成中美结盟的基础上，中国逐渐从东北亚五国（中日韩朝俄）缠斗中脱开身来，让日本将精力转移到资源价值远远超过钓鱼岛的北方四岛上来，打破目前这种俄国坐视中日相斗的不利局面。钓鱼岛的处理办法有两个。一是维持目前这种中国拥有海巡权、日本拥有不完全控制权的格局，稳定事态，留待日俄之间解决了北方四岛之后再视情处理。二是交由台湾与日本商谈，并由台日双方的共同盟友美国来居中协调。

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

（1）中国的战略思维是错误的，正行走在完全相反的道路上——结盟宿敌对抗朋友。尽管在晚清时期美国也曾经加入过侵华联盟，但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时期，真正多次出面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的只有美国。

（2）中国的战略企图根本就行不通，苏俄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是最大的加害者（见附录二），不会真心与中国结盟，从其倾力支持印度和越南就能够看得出来。晚清时期，李鸿章多次信赖沙俄，屡次吃亏上当。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选择向苏联一边倒，不仅永久性失去外蒙古和唐鲁乌梁海地区总计1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还因盲目出兵朝鲜而交恶美国，致使在二战结束之后各参战国的经济复兴浪潮中彻底掉了队。历史教训表明：与俄结盟是一条死路。普京对美“示强”的某些言论与行为，颇能迷惑中国的部分当权者，也常常被左派人士拿来壮胆。他们一厢情愿地引其为朋。其实，这位民主俄罗斯的非民主领导人所做的每一次“反美”秀，大都是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树立强人形象，而不是真地要在国际战略中与美为敌。这一点颇似当年的赫鲁晓夫——一面在联大会场里敲皮鞋发狠斗勇，一面又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向肯尼迪妥协。从斯大林拒绝出兵朝鲜、赫鲁晓夫撤走运抵古巴的导弹，以及普京先是与中国一道反对美国干涉利比亚尔后又表态支持等诸多事例中，中国的主政者需要颠覆性地认识这位北方的强邻。自我欺骗可以糊弄自己的民众、对内巩固执政根基，但却有可能再次将整个民族引入熊口。

（3）中国的发展方向有悖于历史潮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各个民族国家相继获得独立，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实现宪政民主，弘扬普世价值。对抗这一潮流，无论是强大的苏联，还是宗教藩篱异常坚固的伊斯兰世界，无不土崩瓦解、改朝换代。全球仅剩下朝鲜、中国、古巴等有限的几个国家还在极力维持专制。在体制不被国民认可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想集中精力对外是极为困难的（《政制不修，焉能卫国？》，

（4）美国是日本真正的敌人，而中国不是。突破美军占领当局制订的《和平宪法》，重新走上强军大国之路，是日本朝野多年来的梦想，虽然不敢公开叫嚷，但却经常借题发挥。这是每一次与中朝俄发生摩擦时，日本右翼与民间都相当起劲的动因。

（5）尽管有历史恩怨，但中国对一个狭小的岛国不会动什么领土企图，日本人对此十分清楚。但反之，日本对近在身旁的一片广袤而又肥美的大陆永远不会失去企图心，对此，中国绝不可因认定了所谓“一小撮”而自我麻痹（见附录三）。美国继续驻军日本，是压制其野心再起的最好保证。

（6）真正害怕中国崛起的不是越南、菲律宾，而是日俄这两大宿敌。因为，即使中国崛起了，也没有历史原由向越菲寻仇索地，而日俄却有此担忧。曾任西伯利亚军区副参谋长兼情报局长的坎丘科夫少将近日撰文指出，“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可能遭到美国北约集团的侵略。中国有可能趁机收复被割占的西伯利亚和远东领土。”综上所述，美国应当是中国抵御日俄两大强邻的天然的长期的盟友，绝不应当是相反。执政党需要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尽快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做根本性改变。

“亡党亡国”是中共几代领导人经常念叨的忠告。就外战而言，在我看来，“亡党”与“亡国”并发的唯一可能是与日俄开战，与美开战亡不了国。因此，外战的最危险对手是日俄，而能够帮助中国的只有美国。结盟美国是“中国梦”可能实现的唯一国际条件。反之，与美为敌，则必然会梦断中途。

抛开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人才实力不说，美国还拥有以下三大优势：

（1）价值观优势。民主、自由，是人心渴望的东西，是强权所不能阻挡的，是歪理所不能长期遮蔽的，已经被全球80%以上的国家所选择。

（2）体制优势。权力受到约束的政权或政党，才能够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地理优势。在两片浩瀚大洋的夹护下，美国成为全球最具地理优势的国家。从美国现有的农业产出与工业产能的规模来看，它能够很优裕地可持续地养活15亿人口，约为美国现有人口的5倍。其有生力量的成长空间以及保障战争供应的潜能，由此可见一斑。精确长程武器和无人操控武器的飞速发展，使得现代战争不再受制于地形地貌，两三千公里的幅员已经算不上什么战略纵深，这个距离大约相当于北京到乌鲁木齐或上海到拉萨的直线距离。按此标准，全球只有美俄两国拥有全纵深，而中国只有半个纵深，即新疆西藏。而将京沪这样的政治经济中心隐蔽到乌市和拉萨，将十几亿人口疏散到疆藏两地，也是不现实的。二战时期，中国将日军基本上阻挡在第三和第二两个阶梯的交界处，依靠第二阶梯特别是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的产出，才勉强支撑下去。而未来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将会把中国的有生力量逼向平均海拔高达4000米的第一阶梯，生存与支撑将极度困难。

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国交战，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第一次重大失误，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国际战略失误。如果在太平洋上再次与美国开展，将不仅仅是第二次失误，也很有可能是一次终结性失误——对中共而不是中国。环顾全球，中国事实上没有一个具有战略性作用的朋友。

与美结盟只有一个障碍，过去是意识形态，现在是一党之私。尽管从执政党现行话语体系中看不到有多大可能性，但却暗藏着一丝怪异的希望——利益集团的巨额利益系于美国，退路连着美国，反美的底气是中国各阶层中最弱的。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主政者有可能会主动区分美国究竟是“反华”还是“反共”。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在邓公的政治遗嘱中，除了“重用自家子弟”这一条之外，还有一条是“不可对美开战”。果真如此，倒是良言。

至于民众，经过几十年的开放与交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美国宪政民主体制的巨大优势，普世价值深入人心。“反美就是爱国”这样一种可笑的逻辑，在民众那里已经没有多大市场。在极少数动机可疑的左派知识精英的蛊惑下，部分被现体制所伤害的底层民众，偶尔会喊上一阵，但并不代表大众的主流，更形不成毛时代那种浩荡无边的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反美大军。因此，中国完全具备结盟美国的党情与民情。

与美结盟的第一步是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如此，既能够消除横亘于中美之间的价值观鸿沟，为建立联盟关系扫除主要障碍；又能对内缓和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积蓄未来一致对外的公民力量。周舵先生建议中国“对内宪政，对外G2”（《是时候见好就收了》），颇为中肯。

总之，选择与美为敌还是与美结盟，是判断中国梦能否有条件实现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