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中西巨额债务有何本质的不同？

一个月前，在一个购书网上发现了一本奇书——《中国能赢——中国的制度何以优于西方》。作者是近十年间在中国主旋律媒体十分活跃的“旅法学者”宋鲁郑。

书商是这样介绍此书的：

“该书作者旅法著名学者宋鲁郑以他独特的视角，向全球读者进述了‘中国为什么能赢’、‘西方民主的真相’、‘西方民主的陷阱’以及‘中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对比与差异’，是一本献礼党的十八大的震憾之作。”

“旅法学者”竟隆重奉献出“一本献礼党的十八大的震憾之作”，这，无疑是当今世界文坛的一个奇迹。对宋鲁郑十多年前去法国，这些年一直有人痛心疾首，说如此奇才去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宣传战线的一个重大损失。对此咱不敢苟同：老宋现在的身份，更有利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能对宣传伟业作出杰出贡献。

只是，如此奇书并不适宜我等政治觉悟太低的刁民学习，扫了几眼便赶快逃之夭夭了。

然而奇怪的事来了——半个月时间里，一位自称是“李悔之博客老读者”的网友多篇反“西方那一套”的文章发给我。其中第一篇就是宋鲁郑的“力作”《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并再三表示：希李先生百忙中抽时间对此文发表评论。

其实，一年前就有人将《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发给我，并留言：“老李，宋鲁郑这三姓家奴又放毒了，撰文狠狠敲敲他那垃圾文章吧”。

骂人作“三姓家奴”很不“五讲四美”。不过，这特色国度上每天都发生太多指鹿为马的荒谬事，让太多本来脾气很好的同胞失去耐心，变得很黄、很粗野、很暴戾……这，究竟是谁之过呢？

细读《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之后，也就理解为何一些涵养功夫欠佳的兄弟为何痛骂宋鲁郑作“三姓家奴”了——与以往的文章一样：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唱衰“西方那一套”；为了打击“中国自由派”，任意编造蹩脚故事情节、夸大事实、偷换概念……通文感受为到一丝学者应有的客观、公正，活脱脱一篇《环球时报》评论员文章。

就《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标题而言吧，文章只例举了几个情节、几个“中国自由派”人士的言论，竟得出了这样两个“二选一”结论：“中国的自由派”要么是“缺乏常识”，要么是“缺乏良知”！

中国究竟有多少自由派？——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个人的言论，中国自由派就“缺乏常识”，或“缺乏良知”了？

这，究竟是无意之疏忽？抑或是常识匮乏之过？还是刻意的“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退一万步而言，几件事，几个人的言论足可以代表整个群体，但，宋鲁郑先生所批评的几件事的观点是否站起住脚？下面试举几例进行剖析:

一、“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一语究竟错在哪里？

经常看宋鲁郑文章的人都知道：近十年间，郑先生一再用“海外学者”的身份告诉他的中国同胞：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有多假，社会有多乱，经济有多糟……或明或暗警醒中国千万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看来，老宋自己十多年前移民法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

这，实在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

而借外国人之口赞美特色制度，也是宋鲁郑先生的一个惯用之招。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开头，宋鲁郑特地精心杜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以证明当今中国言论环境比西方更宽松优越：

一次，宋鲁郑与“一位在巴黎高等商学院任教的朋友相聚”（没有说出这位朋友的名姓，有点蹊跷——宋鲁郑先生引用数据和例证，极少能让读者进行考证的），谈到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时，宋鲁宋这样告诉他的朋友：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和复旦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都认为，“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

接着宋鲁郑写道：

“同样是经济界的朋友先是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然后问了一个很出乎我意料的问题：他们是在法国吗？”

韩志国、孔爱国两教授的话，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政治经经学常识，没有一丝可笑之处，宋鲁郑却来个“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

关键词：“惊讶无比”！

宋鲁郑的朋友为何“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宋鲁郑没作正面交待，而是凭着自己丰富的想象力编了一个朋友的“弦外之意”：

“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我当然明白其弦外之意。他不相信中国有这样的言论自由环境，就是在法国，也没有人敢这样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当然就是他们这样讲了，并不会有牢狱之灾，但却会失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更不会有什么奖可颁以及巨额的奖金 可拿。”

上述一番话的意思浓缩为一句话就是：西方民主国家其实比中国更没有言论自由。换言之：当今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更有言论自由。

看到宋鲁郑先生讲的故事，又不禁想起了“中国人权比美国人权好五倍”一类的笑话。

只要对法国，对西方政治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宋鲁郑先生这个故事编得实在太蹩脚，太小儿科，令人啼笑皆非：作为启蒙大师伏尔泰的故乡，作为当代宪政民主制度理论鼻祖卢梭、孟德斯鸠的祖国，作为世界最早建成宪政民主制度的老牌西方强国之一，由于宪政民主制度给法国带来了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给法国人民带 来自由和尊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只有批评政府的过失，极少人会攻击宪政民主制度本身。

退一万步而言：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十分健全、完善，有充分言论自由的国家，纵然有人攻击宪政民主制度，或主张搞法西斯、搞共产主义，或主张复辟封建王朝制度，“失 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不是没有可能。但“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就危言耸听了。“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就更滑天下之大稽——国民阵线领导人、极右翼政客让-玛丽·勒庞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提出太多不可思议乃至激起民愤的民粹主义政治议题。还曾说过“纳粹分子屠杀几百万欧洲犹太人只是二战中的一个小插曲”一类骇人听闻的话，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一直是法国政坛的一匹黑马——在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他的得票率仅次于时任总统希拉克排在第二位！

其实，“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它没有任何极端之处——前两任总理朱镕基、温家宝作过类似的表态。温家宝更是一再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成功”。宋鲁郑先生为了让他的同胞相信特色国度的言论环境比西方还宽松，于是精心杜撰了上面这样一个蹩脚故事。可惜的是，老宋他编故事的水平也实在太糟了。

变换花样尽情赞美特色制度，绞尽脑汁唱衰“西方那一套”，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不适合中国”论，是宋鲁郑先生发扬了十多年的优良传统了。

二、仅西方政府“巨额债务、财政破产”吗？中西巨额债务又有何本质的本同？

近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一支独秀”（严格而言是GDP的“一支独秀”），一直是主旋律回击“西方那一套”最常用的“杀手锏”。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宋鲁郑也不例外。请看他下面一番高论：

宋鲁郑：“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如果和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相比的话，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国家破产，代价和后果最后还是国民来承担的）。我想这些经济学家们不管是什么政治信仰，应 该不会连世界上基本的经济数据都不知道吧？应该不会连这个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清楚吧？”

关键词：“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

在上述一番话中，宋鲁郑来个“先予后取”——先是肯定：“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然后，将“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归功于“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 民主制度”。他这番的意思换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巨额债务，更没有破产之虞，恰恰是因为没有搞“西方那一套”。

宋鲁郑这番话，确实会让许多平时不太关心时政，尤其是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理不太顺的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困惑：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的政府为何都面临巨额债务难题？有些国家甚至面临财政破产困境，是不是“西方那一套”惹的祸？是不是有些专家学者所说的：“民主体制使资本主义走向穷途末路”了？

对宋鲁郑上述一番话，要分两个层面进行评述：

（1）仅是西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财政破产”困境，中国果真“没有巨额债务”，也没有“财政破产”之虞吗？

举几个简单数据：

中国是世界上税赋最重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法国世界排名第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103740亿元，比上年净增20639亿元（世界奇迹）。占GDP总额的23%。按照13亿中国人口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名中国人当年平均交税约8000元。约等于4.3亿中国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如果以当年农民纯收入作为基数，则相当于14亿农民的全年总收入！

2012年财政收入117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3470亿元（同样是世界奇迹）。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曾在微博上感叹：“中国人每天不出门，25元钱的税得先交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他还列举了清朝乾隆中期1766年的数据：当时朝廷在全国的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200万普通皇城百姓的收入。

2012年初，一个题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有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元，要缴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总共是3800元；如果你拿出所余的6200元全部消费，还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买单17%增值税及28%各种杂税共计2800元，所以这明税和暗税相加，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只实赚3400元的小头，那大头的6600元全都向政府交了税！”

如此高的税赋，中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却依然惊人：2009年，全国财政赤字7396.76亿元；2010年全国财政赤字10500亿元；2011年全国财政赤字9000亿元；2012年全国财政赤字8000亿元。

一年近万亿的财政赤字，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致命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的惊人的债务。

请看：

2013年3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报》披露了这样一个消息：2009年政府收入可能近10万亿元，中国的宏观税负将近30％。

2010年5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根据财政部财科所估 算，2007年末地方政府债务约4万亿元。2009年5月份银监会最新数据，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为7．38万亿元；2009年末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将接近11万亿元，相当于2009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3倍。

路透社香港2011年11月18日电：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堪称国内的"小希腊"。以海南省为例,其累计债务与GDP之比逼近100%的高位。另，中国五分之一的城市面临债务水平高企的困境,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地方债务中,有四分之一将于2011年到期。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8座城市的债务与GDP之比超过100%。在各省区中,海南省的负债水平最高,总债务与GDP之比达93%。受中央政府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推动，2010年地方政府负债猛增19%。

2011年4月19日，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朱海斌在媒体会上透露，根据摩根大通内部研究估计，截至2012年末，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略超14万亿”。

2013年6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旧债难还又添新债》的文章。文中透露：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了对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抽查的结果。结果显示，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一些地方政府借了新债还旧债，新债又变成了旧债。

纵上所述，中国是否“没有巨额债务”，是否没有“财政破产”之虞，也就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了。

（2）西方政府与中国政府负债有何本质的不同？

同样是巨额债务，中国政府与西方政府有何本质的不同？

许多西方政府面临巨额债务，个别甚至有破产之虞，原因比较复杂。其中高福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说难听一点，是钱花到了习惯了高福利却好吃懒做的人民身上去了——经济增长速率不能支持寅吃卯粮的高消费，靠选民决定命运的政府又不敢随意削减福利开支，更加不能随意增税，于是负债和破产便在所难免了。

以税收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为例，作为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税率较高的税收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法国的税种繁多，2007年其各项税收总收入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8%，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其税收用于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支出为38%（而排名第二的中国仅仅是3%。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

以著名的高福利国家加拿大为例——穷人教育一路免费，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23.1%。在加拿大，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单身可每月领取500到7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三口之家每月可领取1100到1300加元的生活保障金。如果一直没工作，这笔钱可一直领下去，直到死亡。任何65岁以上的公民不管过去工作与否或工作时间长短，均可申请联邦养老金。

再以希腊为例：首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希腊高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希腊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数量就占全国劳动人口的10%。如果算上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比 例会更高。不算基本工资，希腊公务员每个月还可以获得介于5欧元至1300欧元之间的额外奖金。其次，希腊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据欧盟统计，希腊的老龄化负担占GDP的15.9%，是全欧洲最高的，老龄化的沉重压力意味着希腊政府需要承担更高的养老金支出。

平心而论，西方国家政府债台高筑，确实与“西方那一套”有关——为讨好选民，各政党和政治人物在大选时，各政党和政客纷纷提出高福利的选举纲领和选举口号迎合大民。因而造成政府不堪负重，大众养成懒惰习惯，国家竞争力下降等等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六十年 代开始，已成为不少西方民主国家的制度痼疾。这就是撒切尼夫人和里根当初的新政济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然而，在民主机制强大的纠错功能面前，这个制度痼疾并非是不可治愈的。就近两年的情况而看，欧债危机的重灾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经济已渐渐复苏。

反过来看中国，在宏观税赋名列世界第二，在绝大多数国有资源、绝大多数能赠钱的大型垄断企业都在政府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中国中央政府每年仍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地方政府更是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更重要的，是如此高的税赋用到哪里去了？每年政府用在福利型开支的钱有多少？世界公认的福利型开支指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大块。按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福利支出”实际上为2.6万亿元，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为20.6%。

而美国的宏观税负与中国非常接近，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0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项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比例达到59%。而美国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已经是全球公认的低福利国家。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财政透明度问题。所谓财政透明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是：“财政透明度是指向公众公布政府结构与职能、财政政策意图、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计划的公开度”。但，中国政府2·6万亿元福利支出究竟用到哪里去了？从中央经过省、市县、乡镇、村的重重过滤，最后具体到个人时，是否羞于说出口？

城镇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十分可怜， 9亿农民基本没有养老！中国已然走进了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陷阱。13亿中国人中，至少有8亿人面临“生不起、养不起、读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生存难题。

美籍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感叹：我们的政府是真狠！他测算，1995年至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在这15年里，中国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翻了整整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2.2倍，农民的收入更是可怜才仅仅增长了1.7倍！

不比不知道，比了吓一跳——搞“西方那一套”的国家，政府穷得要脱裤子，老百姓却给高福利养成“懒汉”了；而搞特色的国家，世界亚军的税赋却仍然债台高筑，大多老百姓穷得要掉裤子。更糟的是：除了“三公”消费和维稳开支之外，钱大多数不知花到哪里去了。

三、宋鲁郑究竟是“爱国学者”还是坑人害国的无良文人？

《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一文谬论百出，没几处稍经得起推敲，篇幅所限，就不一一置评了。

宋鲁郑是这些年中国主旋律媒体十分活跃的法籍华人——十多年间，这位据说“经商为主”的奇人，发表文章的频率却高于很多职业文人。百度百科有一段介绍他的话很有趣：“在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此起彼伏的喧嚣中，这位 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凭着对中国天然的热爱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每天都挤出时间敲击键盘，以几乎一天一篇文章的速度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时事评论，纠正对中国的偏见，回击对中国的指责，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

上 述一段介绍宋鲁郑的话之所以“很有趣”，一是这位旅居法国、“不拿国家俸禄、本职为商人的宋鲁郑”，写起文章来无论是口吻还是文风，竟比《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的评论员还评论员；二是这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尽享各种公民权利的宋先生，却坚决反对他国内的同胞追求各种公民权利，更坚决反对中国搞“西 方那一套”；三是作为一位“学者”，却历来党国不分，政权与祖国不分，政府与国家不分，将爱党、爱政府认作是“爱国”；将批评党与政府的政策和过失认成是“攻击中国”、“敌视中国”、“唯恐中国不乱”……等等。

人民网强国社区和乌有之乡的人赞扬宋鲁郑先生是“海外赤子”、“真正的爱国学者”，这两个荣誉确实很崇高。只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真正的“海外赤子”，只会凭着对祖国，对同胞的爱，如实介绍海外的所见所闻；真正的爱国学者，只会如实介绍、评价“西方那一套” 给所在国带来的好处和不足。只会对祖国的当政者善言规劝。而不是一味唱衰“西方那一套”，公然向“绝不”的当政者抛眉眼。更不是一再扭曲事实，甚至百般贬损、诬陷追求宪政民主的同胞。

宋鲁郑究竟是“爱国学者”，还是坑国害国的无良文人？还是由列位看官自己下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