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3.2.19
地点：二O三医院
参加者：
胡冀燕，于光远秘书
孟苏，于光远夫人
陈小雅录音整理
于光远：初中一年级，我在北京的第三中学念书。我买了一本王弼的老子《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离我这个学校一二百米，就是现在的官园那个地方，一个房子里住着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叫雷天觉的人。他懂《易经》，"乾。潜龙在天，利见大人"。"乾。亡途弥贞。见龙在天，利见大人。"经过介绍，我们两个"哲学家"就会面了。他比我大一岁。他是在一个师范学校，四年制。我是初中三年制。毕业是同一年毕业的。我们一谈，谈了三年哲学。他后来考了大学预科。他要考一们学问，完全是为了谋生，但是自己觉得最不感兴趣的，最没有意思的学问。这就是机械。小孟的专业。毕业论文很简单：设计汽车的座位，怎么样使司机的那个座位最平稳。他说，这就以免干扰他的"哲学思想"。后来他出国。1949年，他在上海的哪一个系统作总工程师。后来没多久，我们见面了。他呢，哲学还是过去的哲学，我早就变了好多遍，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就给我宣传人体特异功能。他给我看一本书，说用一付扑克牌。特异功能的人都有扑克牌。不知道是25张还是30张。他作了一个研究，是假心理学的。他自己叫做心理学。说一个人的情绪。思想。感情，合起来差兑，比例是什么关系。高兴的时候差兑多少，不高兴的时候差兑多少。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小孩得了重重的奖励。他就去差兑，跑到圣父墙那儿去跪着祷告。祷告后全差兑了。我这个朋友相信这些事情，要送给我一本。我说这个东西西方人搞ESP"超信息"，我早就明白了。这是在1949年，就出了这么一本"伪科学"的东西。我也是那时最早接触这门"伪科学"学问。
他学的学问，机械，最不喜欢的，使他成为学部委员；最喜欢的却变得一钱不值。反右的时候打了右派。但他那个人还是哲学家，胡说八道。中国要搞妓女制度呀，什么都讲。
我坚持科学家的原则。特别对钱学森反感。要我说简直是可耻！可耻！他明明知道是假的。
陈小雅：为什么呢？
于光远：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钱这个人干的可耻的事情相当多。美国国会的档案解密了，翻出他抗美援朝的时候怎么样帮美国服务打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材料都有。
我这个"小哲学家"是从12、3岁开始的。我的《20岁以前》你可以看看。1927进初中。就是读老子《道德经》，什么哲学（哪一派的）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好高骛远，似懂非懂。
陈小雅：从哲学家到科学家的路子似乎不是很顺的。哲学的宇宙和物理学的宇宙完全是两个东西。
于光远：我就有一个本事，不懂的也能啃。我们一谈半天，一谈半天。
陈小雅：听说您就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科学家的问题与小胡有过争论。您为自己没抓紧挺遗憾的。
于光远：《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是应该写出来的。应该说有份量的东西，这是一个。再就是这场斗争。现在他们搞一个大型艺术政论片《大道》。昨天来拍，他们让我拿着薄一波提的词，我意识到他们要拍我这个镜头，把他的字显出来。我就不愿意。我把它放在桌子上了。我理解，薄现在还是有点作用。《历史的潮流》提了词，但搞到最后还是个商人形象。《大道》可以看看，文字类似《河殇》。听说《河殇》上也有我的镜头，但是很短。
陈小雅：是现代化会议上您的镜头。
于光远：我不同意里面的一个观点，说布哈林当年和斯大林的辩论，都是布哈林对。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因为还有个备战的问题。二次大战前，如果没有备战的经济，没有高度的统一，苏联不可能打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个人的性格是另一回事情。
于光远：我接受了三百多家的聘书，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一"最"。
胡冀燕：中国，不一定是世界。
孟苏：国外兼职和兼薪不分，国外没有这种事。
陈小雅：您接受聘书是来者不拒吗？您接受的原则是什么？
于光远：只要你不是不好的，我就不拒绝。大小不拒。可是我不喜欢的我就拒绝。
陈小雅：比方说呢？
于光远：各式各样的。比如和左派有关系的，我就不接受。但没有大小之分。大到省的顾问，小到一个村的顾问。这都没有什么区别。我都接受。
胡冀燕：文件有规定的，公司的顾问不能兼。研究会的，某个课题的某一本书，行政系统的都兼。但经营性质的都不兼。
于光远：上海大世界有个"吉尼卡"，出了一个《世界第一》，专门搜集。《新民晚报》登了两次。
在有些方面我又很孤陋寡闻。一次到新疆，用到一种东西，叫"洗涤剂"。
孟苏：他还以为是什么新东西，后来才知道家中使用已经好几年了。象这样好多新的事情他都不知道。我不象他，我很追求时髦，喜欢用新产品。他观念还可以，但一到具体操作就不行了。
胡冀燕：有些知识属于常识以下的水平。
于光远：我现在知道，韦唯的名字还是李谷一叫她改的。原来的名字太俗气了。
陈小雅：可能你对小事的不敏感，正是为了保证对某些大事的专注？
胡冀燕：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大方向特明白东西南北极清楚，但进到楼里面准出错。他往这边走，一定是那边对。后来我对他说，以后你想往哪边走，就朝相反的方向去就对了。
于光远：我的毛病是进出不成比例。进的少，出的多。我善于吸收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吸收下来。什么东西到我这儿来都会变成学问。你讲赌博我也可以讲一通。但我不是一个好钻典籍，读好多书的人。
胡冀燕：只要看到的东西他就能记住。在适当的场合就会自动跑出来，用上。
于光远：我说我是常识水平，是说我对于康德，是康德的常识水平；对于尼采，是尼采的常识水平。对马恩著作当然超出常识水平。所以，我讲的科学家是这个意思，是科学的精神，原则，他的严谨。我经常讲一件事情，"于光远丢脸史"。1958年时，我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它是代表制。聂荣臻是组长。科学院是张劲夫。科委是韩光。重工业是王鹤寿。尖端是宋任穷。党的机关是我。
在科学小组，我还是个秀才。向中央反映动态，于若木是我的助手。科学小组是决定大政方针的。有一次，聂总和我们去看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张劲夫汇报科学院的情况，我汇报各地方的群众运动。山东省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说一个苹果正在长的时候，把它剪下来，插在正在长的南瓜里面，结果，苹果长得很大很大。现在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我相信群众，超过我的科学头脑。我作为一个科学小组的人，向最高领导汇报。我觉得是自己一件"丢脸的历史"。从这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一定要坚持坚持科学性。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这是一个原则。现在的人根本就没有这一套。
所以，我现在说的科学家，是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按科学的原则思考问题。自己不论在生活上，在工作上，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科学家和政治家不同。我说我不是政治家，我不太会搞手段。
特异功能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我从解放以来就处理这类事件。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的意义，决不下于列宁批评"经验批判论"。不动脑子的思想，盲从的思想，都在这里表现出来。有一次我们在大会堂开会，赵紫阳进来听了一会儿，说："许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需要了解，不要说得那么死嘛！"我一听很生气。我说，你是总理，搞经济听你的，但你不是搞科学的，我们不听你的。
陈小雅：我为什么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呢？因为，它的出现，恰恰是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恰恰是在强调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它出来了，而且那么多科学家去符合它……
于光远：没有那么多科学家，就一个。就是钱到处鼓吹，积极到极点。给它一种科学的形态。科技大学七个教员，写了一本《意念论》。说天外有天，世外有世，人外有人。按照他们的说法，政治斗争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就不能保密了；而且别的星球上的东西都能够拿过来，就没有商品生产了。它说这个世界就会大变样。这个世界是好还是不好呢？它说，肯定是好的。"让我们迎着暴风雨前进吧！"这样的东西，钱看了以后，写信去鼓励。亲笔信在我手里。把它看作一个很大的科学成果一样。说在深圳发功，北京清华图书馆的水的分子起变化。钱发表言论，要给诺贝尔奖金。
陈小雅：到底有没有这事呢？
于光远：哪里会有这个事呢？不会有这个事！从真正的科学价值上说，一钱不值。
钱学森这个人，从科学家变成政客；从内行变成外行。江泽民居然表扬他：有严谨的科学态度。
陈小雅：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种化学变化呢？如果没有，就是骗子。也就不值得讨论。
于光远：科学的事情是这样。你做了100个实验都说没有，他作了第101个实验，说有。所以，靠这个东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问题也很简单，如果它有，那么，整个科学就没有用了。如果这个瓶子里的丸药能出来，那物理学还有什么用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陈小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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