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的乡风乡情

作者：李吉诃德，博客中国

前篇博客呈送博客中国，抄送乌有之乡，一时鲜花扑面，鸡蛋横飞。可惜，若是现实则好，我就可以拿只花篮摆在天桥下面，或者盘下个煎饼果子摊儿——我希望乌有老乡们给的都是柴蛋。

说句体恤话，何必这么热情，这么认真。即便鼠标是公家的，手指不是你自己的？当然我知道乌有乡党一向以热情认真著名，就像司马南，当被大家“品头”之后，他就煞有介事说什么“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工作生活要分开”等等，这也太过认真了吧？看来网友留言“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婊子是婊子，牌坊是牌坊”还真对得起他那张脸。

或许有人以为我与乌有乡党有着刻骨之仇，其实完全错了。“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放在这儿是因为达意，并非有其他目的，望各位“乡安”人员不要实名举报，或者敲门查我水表。

我知道在乌有之乡村头的“瞭望哨”里，我大概属于“敌对势力”、“汉奸分子”——或许我高估了自己，只是“原子”甚或“质子”而已——，但在我眼里，乌有之乡就像一个情人，若非小二便是小三。这里也非贬义，而是说她的魅力不俗，尽管时常犯傻发痴撒癔症，却也正是吸引我的地方。就像我真心希望孔庆东司马南等将“雷人”“雨人”角色扮演下去，那多有趣。世界本来多样，物种理应丰富，仿佛青年不能仅是普通与文艺两种，也需要一些“俺们乡里的年轻人”。

尽管有时无视，我却并不把乌有之乡真的当成“乌有”。因为她确是一股势力，虽然常喜欢手淫四周意淫天下，但她的存在毋庸置疑。至于大家所指“乌贼”“乌龟”“乌鸦”“乌合之众”之类也从反面证明了她的存在——当心孔庆东会骂你们“王八蛋”。

乌有之乡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部落，就像某种集中营，积聚着同类同质的一群人。许多人将她冠名为“左派基地”，其实她还不能代表左派，即便能也只是“乌合派”，或是左派的一支——“毛左”而已，就是那些自毛泽东尸体里脱胎或者寄生的人。我所反感与嘲讽的只是乌有之乡的这些人，而非什么左派。世间的事怎么能大手一挥，一概而论？那是毛泽东的路数。

将人分划左右，毛泽东不是始作俑者，却是集大成者。这是一个老话题了，老得几乎乏味。中国的左派似乎最热衷于这种游戏——他们生性喜欢划分人，或者说分裂人，比如敌我、阶级、阵营等等。结果往往是没有将人分裂，他们自己先分裂了。

乌有乡党集中体现了这种志趣。他们喜欢旗帜鲜明地将人与思想分为绝然对立的两派，或敌或友，仿佛站在中间看看都要倒霉。真是一个很“行为艺术”的部落。

我想所以如此有三个原因：一是文革后遗症传到了乌有之乡，仿佛麻风病的传染形成了“麻风村”一样；二是他们智力的缘故。将纷繁活人分作截然对立的两派，会使他们的思考变得容易起来。就像儿时看电影总要先分好人坏人，这样也就踏实了，好人敬仰之，坏人鄙视之，如此等等；三是本性使然。乌有乡党骨子里梦想挑动争斗，再现文革，但由于手段太过陈旧——无非红歌红舞红标语之类——，至今无果。听我一句忠告：经历了文革，人间哪还那么好骗？

左派不仅乐于规划别人，对自己的阵营也很投入。据说不仅有“老牌的左派”，也出了几个新款，比如“新左派”、“中左派”之类。这样怕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嗜好，或是转天又会搞出什么“X左派”、“*左派”来，以表示他们队伍的不断繁殖，不断壮大。

从猴子的角度，一座山只能有一个大王，而不同的山则可有不同大王。猴子可以用脸的狰狞、屁股的红度加以区别，在人则是挂牌分派。这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打从文革伊始，左派阵营便是山头林立，派别纵横，什么老红卫兵派、保守派、造反派、极左派之类，还有更多的这个“战斗队”，那个“战斗队”，仿佛随便起个名字，画个LOGO就可以挂牌“革命”了。相比，右派则老实安稳了许多，多少年前的样子也就是现在的样子，似乎没听到谁标榜自己是什么“NEW右派”。

中国的左派右派其实很少交锋，这与右派有关。当左派得势时他们不敢交锋，当自己起身时他们又不屑交锋。所以中国的两派尽管一直纠结，其实却是背靠背的样子。

我有一个不大确切的比喻，即左派是鸡，右派是鸭。这是我能想到的大概状况。这里没有辱没他们，将他们比作一般意义上的禽或者特殊意义上的人的意思，因为即便作为“鸡鸭”也还是需要一定的肉质或姿色的，而这并不多见。

鸡鸭最大的区别不在形态，而在语法与想法。所谓“鸡对鸭说”，完全没有沟通的可能，更不要说彼此的理解认同了。历史造就了双方并不在一个平面，仿佛隔山打牛、关公秦琼的样子。

左派热衷争辩，咄咄逼人，这是他们的传统。但中国的政治平台从来就没有提供过平等对话的契机与尝试。在政治角力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不得不说这样的“风尚”起于左派。而今，乌有之乡延续了这种恶劣“乡风”，我担心有朝一日乌有乡党掌握了权力，比如“范乡长”荣升“范县长”，他们会比毛泽东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这点不必怀疑，山寨的毛泽东比正版的毛泽东危害更大。不过也因此，他们不会得势，故而不会走远，一乡一镇一市而已。

我这样判断并不代表什么倾向。我不属于任何一派，不论左右上下东南西北。这是我向生活与事实讨教，不向教条忽悠屈身的结果。不论你搬出怎样的经典，请出哪些高人，也不抵源自真实的经验。我始终相信真理总是简朴的，惟有假的“真理”才会盛装而行。

记得我小时候正值文革，风雨如磐，风雨如晦。作为一头“复合型”“狗崽子”——我父母合计占了“黑五类”中的四类——不免常被老师同学歧视，以至打骂。“根红苗正”的贫农子弟自然高高在上，但同属“狗崽”系列的地富子女总该相怜相助吧？恰恰相反，富农崽子歧视打骂地主崽子往往比贫农子弟更甚，结果我反倒是与一些贫农子弟结了朋友。我理解这是一种生存之道，他们一要表功，二要自保，三也确实比地主崽子高出一等，有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自豪。我并不怨恨他们，文革时代，若处他们的位置我大概也会如此。那样的环境容不得你把人事向好里去想，去做。

作为某段特殊历史的产物，左派右派的划分也是一样，只是一种人为的、机械的符号，并不代表好坏正误。仿佛左派里也有诚实、优秀、高贵的人与思想，右派里也有下贱猥琐之徒。有人专门做了总结，什么左派信仰毛思想，右派信仰普世价值；左派崇尚公有制，右派青睐私有制；左派主张“共同富裕”，右派主张“少数人富裕”；左派主张民主政治，右派主张精英治国；左派坚持主权，右派主张殖民；左派侧重精神，右派偏重物质……，煞有介事。原本丰富的思想与选择就这样被人为地拘禁于两个对立的“阵营”或“体系”之中，实在是一种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因为中国人被这样划分得太久，所以从未有过共同的诉求与理想。一切的分歧争论终不过是牛圈与马圈的区别，而最终合造出一个猪圈。这种划分对智商的作践等同于美国电梯对司马南脑袋的残害。那些沉溺其间，自得其乐的人们，也就如同沉溺于猪圈的“学者”与“理论工作者”。

向未来看，左右之争的衰竭是必然的，中国将会迎接并适应一个超越左右的时代，不再是招牌与站位，不再被左右所左右，而有百花齐放的道路与走法。乌有之乡也不会消失，作为麻瓜的原产地，她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呈现文革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朝鲜作为世袭制国家的标本一样。所谓麻分粗细，瓜分生熟，麻瓜分左右，乌有之乡不妨一直这样划分下去，并定期举办“国际麻瓜节”，以吸引尼泊尔菲律宾等地同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