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以做代说 “六四”政治风波定论难“翻案”

【多维新闻】曾引发中国震荡的“六四”事件虽已过去23年，但围绕定性、赔偿等事宜展开的讨论从未停止过。随着台湾作曲人侯德健解禁并于鸟巢开唱、中共官方主动接触“天安门母亲”死难者家属洽谈赔偿事宜、赵紫阳解禁等放松管控迹象的频繁出现，中共已然从以往密封的铁皮箱政策中走了出来。此类做法无疑契合了普通民众看重的“做了什么”而非“说了什么”的心理诉求。

但中共的这类放松管控的做法，并未得到等量齐观的理解和回应。就在中国大陆公安部2011年稍早两次找上“六四”死难者家属讨论赔偿问题时，却被要求“先要有个是非对错”。组织成员之一的张先玲表示，对于“六四”死难者亲属的诉求，北京当局向来沉默对待，现在能尝试商谈赔偿问题是“值得欢迎的”，但对于这种方式“（天安门母亲）并不赞成”。加之，赔偿事宜的商讨由公安部门出面，是对“天安门母亲”尊严的一种不尊重，一种侵犯。

就近来看，北京时间4月6日，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六四”后逃往美国的异见人士方励之在美国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作为代表官方主流意见的媒体，在大陆其他媒体集体噤声之际，9日首开“绿灯”围绕由方励之逝世迁出的敏感问题进行评说，被外界视作“难得的进步”。

中共在“六四”问题上的微妙变化催生了政治风波定性有望被推翻的揣测。但略加考究一番，这种推翻风波定论的可能性便无疾而终了。从中共方面来看，一方面想把权利永不动摇地掌控在共产党手中，维持当前社会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又想缩小两极分化，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争取民心。这种左右为难的“夹境”状态，决定了其很难开诚布公承认六四中的错误。毕竟，从动乱、暴乱到政治风波的过渡，已经从旗帜鲜明的对抗转向了缓和淡化，如若再进行重新定性，则只能偏向于“学生爱国运动”。而这，是中共不可能做出的让步。

而作为竭力呼吁平反“六四”主力军的海外民运，近年来也开始日益凋敝。除舆论发出“海外民运走到了尽头”、“没有钱，没有道德优势”等声音外，连同“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也坦言——“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据悉，1989年“六四”之后的几个月里，中国海外民运的参加人数一度超过了5,000人，而现如今，全部算计在内不过200人左右。海外民运不仅“后继乏人”，就连此前摇旗呐喊的领军人物也纷纷开始变得“不瘟不火”。

“六四”事件发生的1989年，正值邓小平执政中国期间，其“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六四”定论难以“翻案”的结局。在1989年前后，邓小平曾多次围绕稳定发声，并将“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重要条件之一的位置。同时断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这一政治理念延续至今，仍被当做“金科玉律”推动着中国的持续发展。所以，推翻“六四”政治风波定性的做法，对中共而言，后期可能连带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很难预期和把控，所以与其冒“政治不稳定”的险，不如静侯“六四”逐渐淡出公共话题，同时辅之以经济提振。如此一来，即便“六四”定性与做法却有“瑕疵”，也可以有所补充和回旋。

不过，历史已成既定事实，不会因为方励之的离去或是更多方励之们的离去而灰飞烟灭，也不会借着经济方面的成就得以虚化。与其让西方媒体抓住零星由头大做文章，不如把问题置于广场之中，给当下亟待全方位改革的中国一个机会。诚如众所力推的改革，越往后推难度越大。作为遗留问题，越往后推越难接近事实，被演义和渲染的空间也就越大。



(泉野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