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游明磊传单“恢复中华”

   （参与2012年5月6日讯）游明磊已被南昌市检察院正式批捕，罪名“颠覆国家政权罪”。4月27日，他在江西师大散发了写有“恢复中华”的传单。 南昌公安搜查了他在当地的住所。1年前，游明磊在合肥工作时，曾因乱涂乱画被拘留1星期。游明磊，捕前在南昌工作，热心公益，曾关注福州流民部落。
   
    游明磊传单“恢复中华”，被江西南昌官方控煽动颠覆罪，请问被游明磊所煽动颠覆，岂不是中华之外么，不是中国人的么？是黄俄，还是汪伪，还是美国人的父母？
   
    主张“恢复中华”，有一种引君入瓮，把专制甩出置于中华的对立面的政治含义：一抓游明磊，就是敌对中华者。几十年专制者与中华捆绑，害得反对者有了反华倾向，今天不同了，主动发牌，对方应牌错误，不应牌也错误。我们占据道义制高点，他们就被迫自杀。
   
    游明磊传单“恢复中华”，这是一种宪政爱国主义的抗争，而不单纯是权利与自由的抗争，权利与自由的抗争如果没有在一种政治宗教的民族国家内获得普遍性，那么将软弱无力，那是一种只要特权不要义务的无政府主义。
   
    到了需要扬弃过去种言论自由或个体自由的路径了，从权利的破碎与特权的分离倾向走出，要形成总体抗争的路径模式。新浪微博“静安白云客05”说： 游明磊这是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抗争开始跨入一个旗帜鲜明、诉求具体、指向明确的新阶段，它超越了以往个体分散、夹杂诸多经济利益的层面，走出了抗争观点 杂驳、源出多门、纠缠不清的泥淖，剑锋直指63年政治社会文化的妖魅之核，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呼声。其最大意义在于：告别一盘散沙的传统抗争模式。
   
    个体维权的进步，是偶然的进步，等于几乎不存在。视同恩宠。没有制度化，都不可靠。而是特許和容忍之下自由。凡是个体自由的进步，仅仅是个案本 身，其结果可视同专制的恩赐，并没有判例法那样约束机制，同样的事情必然发生。我已坚信，为他人追求自由，自己才有机会获得自由。胡适的为自己争得自由， 从而让整个国家获得自由，我非常怀疑。只要置身于中共这个特权等级分赃体系中，自己获自由，往往意味着特权和恩赐，资产阶级如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如 此，这个路径不可能是英国式的特权变为普遍自由的路径。
   
    个体自由的进步，对于他人，尤其是民众来说，只能是一种隔空取物魔术般的安慰和希望，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带动，也就是说没有连带关系。对于民众而 言，不是希望，而是实在的利益才能最大的激励他们。在分赃特权体制之下，个体自由的进步，就意味着转嫁到民众头上更大的负担。民众获得了希望，却承受了更 大的自由所需要的成本。个体自由的进步，无法成为制度化的法律之下的自由，就意味本来被专制打破成为原子化，被特权碎片化的民众之间，拉开了更大距离，如 城乡差距，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矛盾。个体自由是好事，但是以个体自由进步作为路径，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目前获得收益，是以将来更大的损失作为代价，笑在 当下苦在将来。
   
    我曾经著文批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判刑坐牢时，用言论自由抗辩，降低消解了其高度。反抗政治就像谈恋爱，不是暧昧暗恋躲在专制后面当改革 派，而是要明明白白地成为人民的可选择项，虽然你穷没现在出息，但是你爱人民爱中华，赤裸裸地要娶她。改革派到底是谁，替专制者铺床叠被的奴才，还是其情 敌？
   
    宪政不仅是道德上的高尚，正是为了民族利益，可以牵制制衡统治者不卖国，而专制是为了卖国，例如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国外，或者把国家当做掠夺的殖民地。拥护专制，就是汉奸。
   
    清庭被辛亥革命者当做外敌，国民党被叛逆者当做外敌，这种经验可以学习。而专制者一直避免，使劲中国化，实在是防范于未来。专制的一切宣传，都是 塑造“我们”，把专制和中国捆在一起，我们被殖民地人民与他们捆在一起，反美宣传，就是为了撕开我们和美国的亲近，抢夺回压在身在下面欺凌。今天在舆论上 明明白白地和他们说，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是很迫切，不要“我们应该如何”的姿态劝告他们了。告诉他们，不和他们玩。
   
    我厌烦半官方媒体制造出来“我们的”幻觉。中国已经是两个完全割裂的领地，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日益断裂中。两个不同世界的，没有交互和批判 性。曹禺《日出》中说，日出了，但是日出不是我们的。我们可以说，神七上天了，但是神七不是我们的；奥运了，但是奥运不是我们的；60年国庆了，但是60 年国庆不是我们的。
   
    专制者有着一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特征，只要合适的举措如游明磊传单“恢复中华”，他们自己自动与中国中华敌对起来，如果他们不抓，那么这种传单就会蔓延。抓与不抓，皆错。
   
    国家利益与伪国家利益
   
    当党政和权贵利益裹挟国家利益，把黑手伸进每一个人怀里时，国家利益就成了政治压迫的工具，因此受到严重质疑和否认。
   
    对执政者一开始执政就存在合法性危机原来面目的重申，重头到尾都是妾身未明悬而不决的，也意味着执政者在权利和基本人权方面，存在着对人民的全面战争，证据就是超军费的维稳。人
   
    区分国家利益与党政权贵利益或者伪国家利益，是首要的。这是特定时代的要求。在末法时代，党政权贵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敌人。就像癌症的利益，于身体的利益，如果没有大规模区分隔离，那么将万劫不复。身体元素将被癌症耗尽，即将悲惨地死去，油涸灯尽。
   
    党政权贵利益是一种伪国家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美国说，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核心国家利益，而国家安全排在第二位，这种说法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是“恐怖”，有叛国罪嫌疑的。把党政凌驾于国家之上，这是任何民族国家不能容忍的。
   
    当专制与国家二位一体，一个被专政和官僚体制所捆绑的国家，就丧失了祖国的本来含义，称为专政的工具。这时候，是拯救国家还是继续恶化之，是一个 是否真正理性和政治成熟的标志。陈独秀在1933的危害民国案中救赎了自己，区分了国家与政府，从政府手上拯救国家。当宣布二位一体时，我们的祖国并没有 流亡，而是被关闭到黑暗中去。即使真的二位一体时，我们也只能作一种手术区分开来，而不是把祖国杀死来消灭专制。电影《taken side》中说，刺杀希特勒是爱国。刺杀恺撒的罗马人也因为爱国。反对专制，终结一党专制，就是把在黑暗中的祖国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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