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世界距离多远？

中国与世界在观念上到底还有多少年的距离，不仅仅是权力决定，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其他人同样有自己的责任。接受甚么，拒绝甚么，赞成甚么，反对甚么，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今天，中国如何缩短与世界的距离，归根到底也取决於中国人包括有权者与无权者的选择。

 遥望“民主墙”，三十多年了，那堵曾激动过万千国人的矮墙，早已悄无声息地隐入历史的深处，先行者的足迹渐行渐远，他们中的许多人流亡海外之后，“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从青年步入老年，古老的中国仍在政治文明的墙外彷徨不定。

温家宝总理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不无淒凉地说出这番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覆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当年，“民主墙”的产生正是基於这个民族永远告别文革的内在冲动，无论是政论作者，还是诗人，他们之所以充满激情地将那些墨迹淋漓的大字报或字迹工整的小字报贴上墙头，就是内心走出文革的强烈渴望，虽然借助了文革时代熟悉的大字报形式。

当年中共肯定民主墙是个好东西

那时，新旧交替，百废待兴，权力舞台的角逐，尘埃尚未最后落定，无论是一言九鼎、大权在握的元帅叶剑英，还是三落三起、重返政坛的邓小平，都曾为“民主墙”说过好话。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参考消息》刊载了邓小平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说的话：“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此前一天，“民主墙”前早已传开邓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诺瓦克说的那句话——“民主墙是个好东西”。十二月十三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直接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

“民主墙”激发了民间议政的热潮，大量油印民刊应运而生，波及全国许多城市，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成为一九四九年以来难得一现的风景，可惜这样的公共空间转眼即逝。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独裁》，四天后，他锒铛入狱.尽管体制内对此并非意见一致，当年六月，胡耀邦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於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出卖军事情报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魏京生，中国落后西方十五年

三天后（十月十九日），香港《明报》就此发表社评《观念上的差距十五年》，其中说，魏京生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批评领导人而不是泄漏军事情报，他被判十五年，不光在西方国家引起了重大反感，就是北京外交界人士的反应也很不好，有人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对魏京生判刑的依据是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颁佈的《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在这个名声极坏的条例下，数百万“敌对分子”丧失了生命，目前是否还有必要再加引用？

其时华国锋尚在台上，当局选择判刑的时间恰好是华国锋访问西欧之初。“西方人士根据自己对於民主、自由、人权的传统观念，对这件事非常不满，那是势所必然的。客观的来看这件事：根据自由国家的标准，魏京生完全无罪；但根据中共过去三十年来的标准，则十五年徒刑已经非常宽大。……平心而论，魏京生现在所得的刑罚，如果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那真应当说是谢天谢地了。”

社评进一步分析，“自由国家与集权国家对於民主、自由、人权、司法的观念，根本是截然不同的。中共近年来比之过去已开明得很多，各方面放宽了很多，但决不能用西方国家的标准来看中共。魏京生的十五年刑期，可以说是中共和西方自由国家之间，关於民主、自由、人权、司法等观念上的差距。三年之前，差距是无限大，现在已缩短为十五年。或许可以期望，这种差距将来能缩短为十二年、十年。如果魏京生在中国大陆做这种事完全无罪，那么中国和西方民主自由国家根本就一样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观念上的距离到底还有多少年？十五年？十二年？十年？重读此文，或许我们会感歎时光的凝滞，世事变迁的缓慢，慢得三十多年几乎仍在原地打转，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

为了打内战，大肆吹捧美国

前些日子，读《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梁敬錞译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当年暗云密佈，国共之间即将大打出手，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为了赢得美国的好感和支持，中共不知道说了多少关於美国的好话。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当面对马歇尔说，“中共希望中国的民主不是植基於类似日本天皇之下的假民主，而是美国式的民主。……中国尚有三件事要学习：第一是学习华盛顿时代的独立精神；第二是自由的精神，林肯总统所表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三是民有封建主义的农业改革，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学习美国的技术.……当然，中国必须消化美国的民主精神，而找出适合於中国的形式，我们必须应用这种精神於中国。”

一个多月后，周再次向马歇尔表示，“今后中国，政治上宜学习美国之民主”。以周之谨慎绝不可能信口而说，一定是深思熟虑，而且经毛泽东同意的。不幸的是这并非他们真正要选择的路，而只是夺取天下之前的一种策略，一九四九年后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就是他们当初选择一边倒学习苏联的结果。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三十多年，在工业化所必须的技术上已向美国学习，所缺的就是当初周恩来声称要向美国学习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

究竟中国和世界距离多远？

遥望“民主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灯光渐渐昏暗，面孔渐渐模糊，那些呐喊、奋斗、挣扎、血泪都已褪色、暗淡，消失在十字街头彩色的人流中，几乎连一点痕迹都被抹平了。这个庞大的民族，一代代志士曾经付出的惨重牺牲，他们的热血只是肥沃了脚下这块土地。一部分幸运者尽可捞得脑满肠肥，强权主导的世代可以不断塑造一个个光芒万丈的富豪、明星，享尽物质上的奢华与安逸，至於一个古老民族通往现代文明的希望，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似乎全然与他们无关.

牺牲是牺牲者的牺牲，对於得益者来说得益和享受就是全部，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失去现有的既得利益。中国与世界在观念上到底还有多少年的距离，不仅仅是权力决定，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其他人同样有自己的责任。接受甚么，拒绝甚么，赞成甚么，反对甚么，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今天，中国如何缩短与世界的距离，归根到底也取决於中国人包括有权者与无权者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