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经济学主张必将成为下届政府经济国策?

作者：hypatia

首先声明，笔者不是学经济专业出身的，我学医学科学以及科技史，但有幸数次坐在林毅夫教 授 (Prof.Dr.Justin Yi-Fu Lin)经济学讲座和茶座的听众席上。今天斗胆来点评下林教授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主旨，下面附上他自己诠释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发韧之作中英文版。

先 介绍林毅夫教授这个人－－他的经历，两岸三地同胞尽人皆知，这里不多说了，我们说说人。他有一米九左右身高，高大且魁梧，肤色黝黑，虽然年过半百，但头发 浓密，腰杆笔直，不失军人本色。他演讲的声音仿佛自丹田而出，娓娓道来，即使不用话筒也能令大教室的最后一排听得十分清晰，富有感染力。

作为炸药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大牛之一舒尔茨的关门弟子，林毅夫教授时常被媒体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传人。实际上这是个谬误。

林 毅夫，作为一个中国寒门农家子弟，自学成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建立发展经济学的中国学派。这门学问，概括起来就是说，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和观察者，探索 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农业人口依然占极大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何利用比较优势 (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主要是劳动力，缺乏的是资本和技术，包括硬技术以及金融等学科的策略技术实力的等等)  保持稳健而高速的发展。
这门学问的入手和毛泽东当年的人民战争策略一样，都是从农村入手，农村包围城市，林从新农村建设入手探讨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跨越式发展。

当然，芝加哥经济学派格外强调政府职能对市场的维护和催化的这个原则切合中国大政府的体制以及当时中国经济体系实际状况，林当然积极引入。

这里插一句，总见网友为小政府大民主自由体系还是大政府体制争论不休，我先说最近我的德国老板问我的一个问题。
他 问，你们国家有面临宗教和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安全的危机吗，德国现在有啊！其实我们德国本身做得很好，可是我们受很多利害关系牵扯，还是逃不过为苏联解体以 来的中亚巴尔干民族独立乃至美国驱赶打压那些穆斯林国家衍生出的社会安全问题买单，谁让都６０年了，美国军队依然驻扎在德国领土上呢。
我回答说，有的，当然有，在中国的青藏高原以及帕米尔高原危机一样存在。

老板说，啊，你们不用担心，你们的军事完全拥有主权，且你们有一个强势的大政府，什么都好办。

我再引用科技版wagen老师原先和我们探讨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交叉领域里给出的背书理论，很有意思的，大意如下:
"一个“独裁”系统是一个低熵值系统（相较于“民主”系统而言）。例如，当年的波兰共产体制解体后，政府实现了民主化，国会中出现了130多个政党。结果只是为了确定在华沙市大街两旁究竟应该种什么品种的树的议题，争吵了几个月都无法定案。

对于一个“独裁”的决定层而言，出现这种情形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因此，独裁是一种将管理层的信息负熵可以迅疾并强制地传达并有效驱动系统中每一个子的一种管理方式。

其实西方的民主体制的基本构成单元——资本实体（公司或私营个体）却恰恰都是“独裁”性质的，毫无民主可言。

而共产体制在基本构成的层面上看，才真正是非独裁性的、全民的。

因此，作为一个总的系统来看，民主体制国家的子系统的熵值低；而共产制度国家的总体系，由于计划经济导致了总体系的各种掣肘层次，结果是总体系的熵值反而高。

也 正因为此，在遇到系统面临现重大变故，例如国家面临重大灾难时，由于被惊动的是整个总系统而不只是那些子系统，因此一个独裁的领导体制将能够十分迅速的做 出有效反应，处置问题。此时那些民主体制的系统反应就必然会因负熵流消耗在各个子系统的利益分配之间而呈现总体的低效率。 "

中肯地说，林这门学问不是没有走过弯路－－笔者青少年时代一腔热血，就质疑过林参与的１９９０年代国企改革，特别是让那些高科技军工企业，重装备和重大生产资料生产行业让位于当时盛行的，以珠江三角区为代表的成衣，电子等劳动密集，贴牌加工企业的做法。


我 感觉那个时候，包括林在内的大陆经济学者，颇有些受出身中国大陆，宏观思想和微观数学建模能力双优，谙熟东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和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两 大体系，且如林一样在政治和人生经历上颇具传奇性的，一样令人尊敬的，已故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那著名的所谓"对后来者的诅咒"理论影响。

尽管林也曾与这位同道，莫逆之交论战或受其思想启发，但最终林决定，发誓要找出一条路让所谓对后来者的诅咒在中国变成后来者居上，让世界对中华民族的经济能力刮目相看。这个工作，直到他在日理万机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位置上，他从未停止过。


林毅夫的国学尤其历史学学养也是深厚的，他善于在中国的经济史中寻求中国当代经济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参考策略。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也。

他基本上通读过２４史里面所有货殖列传，货币志，食货志等篇目，讲课时候时常信手拈来。更不用说郦道元的水经，徐霞客游记以及宋应星天工开物等对于研究中国农业发展经济尤其重要的历史经典。

他的经济学思想，脚踏中国坚实大地，日臻成熟,深受国学及先贤影响－－－他把国家发展经济学看作一个仿佛大禹治水的学问，基本原则就是疏导，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地域人力等比较优势。
他对早先的比较优势策略作了修改，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见的结构经济学体系－－

第一，中国是劳动力密集国家，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等策略影响，５０年内也必然面临银发社会，人口老龄化，所以中国应该不再拼那些以劳动力的数量取胜的行业，而致力于劳动力质的优化，即教育，尤其应重视职业技能教育，注意制造业技工出现的断层。

第二，中国必须重视装备制造等高科技行业的硬技术硬实力，以及金融自主能力的保护与创新，两条腿走路，立足于关起门来自主创新，但也不排斥利用自己的资本优势投资买断。
这 一条也是和当今中国的崛起及国际形势切合的。如果２０年前，您绝不会想到，如今欧盟两老大法国德国会撇开老美，独自探讨如何让高科技军事产品解除对华禁 运，以获得中国支持，度过欧洲经济危机。如今德国已经提出，高技术换货币的对华呼声，２０１０年中德签订中国与西方有史以来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双 方更是把国家关系上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第三，中国要一边重视铜，天然气，石油等重大资源的海外拓殖，同时也要重视输出对当地自身发展有长远利益的基础建设行业，包括通讯，铁路，公路，航运，建筑等，一句话，在世界范围内彰显比较优势，同时能建立并巩固与在驻国的长久关系。

我从几个方面来解读一下这第三条。

之 一，军事版的朋友不是一直摩拳擦掌，仰天长问，我兔何时宝剑出鞘，剑指大洋啊  这不就来了吗，林不愧是军人出身！－－这个经济宣称实际上是一个巧妙的和平崛起下的军事宣言，为实现这个目标，顺理成章地，应该是我兔先突破第一第二导 链，迅速形成泛太平洋－印度洋军事体系，为我兔横跨亚非拉欧的新经济圈保驾护航。

之二，经济版的朋友不是一直发愁，我兔那些过热的地产 业，萧条的航运业等在失去国家优惠资金链条支持政策后如何度日。这第三条就是告诉大家，我之砒霜，彼之良药也。我们过剩的基建力量和资本包括人力资本，世 界上有的是稀罕它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还恰巧是我兔必争之资源利益所在地。任大嘴也好，潘石头也好，王石头也好，哪个建筑巨头勇于为国在海外开疆拓土，国家 肯定会支持他。

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比照马歇尔计划－－当年，美国在两次大战中很是发了战争财。可贵的是，战争和经济危机年代走出的领导 人懂得富而不骄的道理。由马歇尔元帅提出，艾森豪威尔总统推动的低息贷款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远不只是输出当年在美国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的一些行业， 实际上是把美欧各种进行资和资源高强度整合的一次成功战略洗牌，又把各国成功地绑在美国战车上几十年，且美国以此策略继续发财和繁荣直到１９７０年代开始 危机初现。

我们再想得远些，１９世纪末，德皇威廉把他优秀的铁路工程师们派往亚洲腹地，比如说波斯，中亚等难道没有战略上考虑吗

之 三，通过这种策略可以反向激活一些老化产业。譬如说，挪威，加拿大，德国都是老牌工业国家了，但其传统木材加业一直是重要的支柱产业，且受贸易壁垒保护。 通过与邻近的欧亚大陆桥上的这些老牌工业国家进行资本合作，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换取其技术，也必然使得我国东北的林业等传统行业振兴。

这样向欧洲和中亚腹地进军的新经济尝试，华为做得最好，中海集团也不错，最近在波兰高速公路上败阵的海外建设是反面教材。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是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对民企和国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老问题。

最后，笔者说点趣闻－－
在德国，笔者遇见不少台湾同胞，也在攀谈中问起他们对林的看法

收集如下:

１大人物的事情，不好评说;
２ 爱拼才会赢啊，会不会是本省籍的刘铭传啊(注，刘是第一代台湾巡抚);
３ 南人北相，牛!
４ 现在还不让他回家是有法理问题，回来要坐牢的，跟阿扁会住一起啊;
５ 难以想象，那时候冒死游过的大小金门如今都差不多都通了.


林教授自己说他是标准的原乡人，他的远祖可追寻到河南林州，就是女航天员刘洋的故乡，是比干的后裔。


    二零一二年 六月廿一日完稿

搭上开往复兴的高铁 原作者： 林毅夫 (英汉对照)

勒紧裤腰带救不了全球经济。大兴土木还有希望?

译者： winter 2011年10月07日 21:25 原作者： 林毅夫

卡森·宰恩（QASSEM ZEIN）/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贾斯汀·林毅夫是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

现 在大家越来越担心增长前景，这不仅是2008年金融风暴的恶劣影响所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新增岗位仍然少得可怜。部分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仍在低于危机前 的水平徘徊。美欧经济中期前景黯淡。这非但为发达经济体克服国内财政和就业问题出了难题，更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东和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结果呢？数百万人民不聊生，为社会动荡孕育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大西洋两岸国家政府都在竭力削减预算，但实际上当 前全世界最应该做的就是促增长。

经济不增长，发达 国家要增加就业并大量减轻债务负担是会极为艰难困苦。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才能推动经济增长呢？解决的办法可以是通过设立全球基建投资计划，这项 计划内容主要有两点。首先，发达经济体需要花数十亿美元用于兴建基础设施项目，无论是升级改造现有设施也好，新开工建设工程消除阻碍经济发展瓶颈也罢。可 是就算如此也不足以拉动增长和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因此，决策者、企业家以及投资者还应促进并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些地方有着数不尽的投资 机会。但是基建投资也不能算作是单方面受益的慈善工程：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扩大了对资本商品的需求，比如说多由欧美生产的涡轮机组和挖掘机。

提高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是G-20会议上所提出的建议，此举在促进高收入国家出口、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将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双赢的解决办法。

但 是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发达经济体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以便创造工作岗位和推动经济增长。当前经济形势如此萧条，丰厚的私人投资机会有如大海捞针。工 厂一直开工不足，住宅和写字楼空置。基础设施投入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口，给受到危机重创的建筑业带来大量工作岗位，并刺激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升级现有基 础设施并兴建新的传输结点，如果我们选得好的话，可能提高未来的生产率，竞争力和增长率，从而增强将来各国收回投资的能力。由于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 十年期国债交易价格已经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因此我对我的同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观点再赞同不过了。他最近写道:“至少对于像美国这样能用极低利率获得贷款的国家，答案很简单：用这笔钱进行高回报的投资。”

但 是会有人担心债务负担越积越多，正像现在西方国家政府正不断的想办法削减预算来偿还以前拖欠的巨额债务那样。当前来看，经济不增长才是债务负担最严重的威 胁，削减用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开支完全是削足适履。再说，有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事实上是可以自行收回本息的，比如说收费大桥或者收费高速公路。而且通过日常维 护保持道路等基础设施完好的成本比进行一次大修要便宜许多。

国 库囊中羞涩，甚至亏空，这就需要有创新机制来吸引私营部门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公私合营（PPP）。在当前低增长、高风险的环境下，精心设计的基础设 施投资计划能够为私营部门带来安全和丰厚的回报。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官员已经起草了方案，鼓励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实行公私合营。例如，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 马政府推动成立全国基础设施再投资银行，借此发行基建债券、为达标的基建项目发放补助，并为联邦及地方政府提供债务担保。欧洲正商议落实新的《欧洲 2020项目债券计划（Europe 2020 Project Bond Initiative）》，该计划将为私营部门向非传统投资者（如养老基金）融资提供公共担保。

但 是创新国内投资渠道不一定能够帮助高收入国家摆脱危机。全球基建计划还应该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开展基建投资完全可以改变当地的面貌。美国经验就 是最好的借鉴：1919年，年轻的陆军中校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在汽车运输部队（Motor Transport Corps）的护卫下从华盛顿特区开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全程３２５０英里，耗时５６天，每天前进十小时，平均每天才走５８英里。 回到驻地，他报告称运输车队破坏了桥梁，下雨时卡车动弹不得，有些道路完全不能满足便捷通行的要求。后来，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提出1956年联邦援建高 速公路法案时，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该法案“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法案在制造业与建筑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它所开辟的偏远地区——无可计数。”如今，类似的改造 经济现状的机会在发展中国家仍有很多。

发展中国家 基础设施之落后令人发指。大约有14亿人生活用不上电，8.8亿人饮用不卫生的水，26亿人缺乏最基本的卫生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10亿农村居民 从家里出发步行2公里以内（相当于走25到30分钟）找不到能适应各种天气情况的公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耗电量（包括南非）每年仅124千瓦时， 勉强够每人每天点亮一盏电灯6小时。缺乏基础设施不仅对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还令企业更加没有竞争力。断电跳闸和停水成了家常便饭，令生产难以为 继。比如说，坦桑尼亚的企业每年断电63天。世界银行近年来在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调研中发现，由于受停电的影响，这些企业的总销售额损失约3%到 10%。还有很多企业因为缺乏基础设施而根本无法开工。例如，发展中国家缺乏基础设施常常是吸引外国投资的一大阻碍，尤其是在地方上。无怪乎20国集团会 议希望“切实、显著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兴建基础设施。”

投 资基建项目强有力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从2001年到2005年，仅开发基建一项对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贡献率相比1991年 至1995年提高1.6个百分点。其中成效最显著的要数南非，平均每年拉动2.7个百分点。如果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低收入国家对基础设施投入的比例达到印度 尼西亚的水平，西非低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会提高1.7个百分点。如果非洲经济体的基建水平达到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一半，中部非洲低收入国家年均增长率将 提高2.2个百分点，东部和西部非洲国家则会提高1.6个百分点。以此类推，如果每个拉美国家能达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基建水平（例如土耳其和保加利 亚），将拉动整个拉丁美洲的年均增长率2个百分点，安第斯国家甚至更高，达到3.1个百分点。

最 近一篇世界银行文章也回顾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对中国的影响。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投入了约6000亿美元升级改造其道路交通体系，重点是建设 总长达41,000公里的全国高速公路网（National Expressway Network），建设目标是将全国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连接起来（全世界范围内仅有美国的洲际高速公路总长超过该路网）。最近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高速 公路网使得中国2007年累积实际收入水平提高了大约6%。

我 再强调一下，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并不是做慈善，尽管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件大善事。在发达国家，它同时还创造就业、促进增长。搭建电网、污水处理厂 和道路的多数资本商品由美国和欧洲生产。因此，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将提高对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每获得投资一美元， 就会增加50美分的资本商品进口。发展中国家中大约70%的可交易资本商品来自高收入国家。这么算来，发展中国家每得到一美元基建投资，就会令高收入国家 的出口增加35美分。

据世界银行估算，从2010 年到2020年，为了满足发展中国家最初级的基础设施需求， 必须每年向这些国家投资1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GDP的7%）。经济曾经高速增长的国家——例如中国、日本和韩国——数十年来每年坚持拿出 相当于全国GDP的9%以上投资基建项目。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基建融资水平保持在长期以来的水平，从中期来看，这些国家每年还有5000亿美元的基建融资缺 口无法填补。

全球基建投资计划就是要填补这个空 缺。一旦填补这个缺口，仅投资基建一项，在全世界范围内随之而来的进口资本商品需求每年将增加2500亿美元，其中超过1750亿美元将来自高收入国家。 所有高收入国家在2010年的全部资本商品出口将近2.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实施了全球基建投资计划，可以使高收入国家的资本商品出口提高7%以上，在 发达经济体内的制造业部门创造急需的就业岗位，从而减少失业率，扩大消费。入不敷出少了，投资水平就会回升。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威胁也提高了基础设施抗自 然灾害、更环保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样又为发达经济体投入研发相应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良机。经济随之恢复增长、财政收入增加，最终削减减轻沉重的 公共债务负担。

而且，扩大发展中国家基建投资的好 处还不止这些。随着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向繁荣，它们对于全世界的进口需求也会上升。由于生产网络越来越先进，基础设施之间迅捷可靠的联通就愈发显得重要。提 高地方联通水平不仅有助于提高地方内部的贸易水平，还能打开此前尚未开发的市场。刺激发达经济体出口还减少了对外举债的必要，从而释放更多全球储蓄以促进 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这又反过来扩大投资机会，打开新的市场。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形成全球储蓄盈余支持发展中国家投资和增长的局 面。

可是如何在不额外增加那些资金上捉襟见肘的国 家的负担情况下，填补基建项目的融资缺口呢？没有单一的解决办法。这就要求有潜力的行业支出的效率更高，回收成本速度加快。同时还需要双管齐下，同时打开 传统和新兴的融资来源：通过公私合营吸引私人投资主体，尤其是放开地方资本市场以容纳国内投资客进场。此外，充分调动来自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 金融家参与融资至关重要。

基建投资说到底不是由纳 税人买单，就是由受益方买单。不过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渠道：政府拨款、多边机构的贷款或赠款、双边债权人以及民间借贷。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公共融资平台 一直是基建项目融资的主要来源。2009年，由捐助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中，专门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部分约达900亿美元，这是援助机构作出了巨大努力用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对抗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但是将来这种援助极有可能削减并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水平。

但 传统援助国不再是唯一的途径。近年来，巴西、中国、印度以及许多阿拉伯国家等非传统援助国纷纷涌现为非洲基建项目的主要融资实体。据统计，这些国家向非洲 国家提供的基建资金从20世纪初的年均10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将近100亿美元。2010年，中国仅在非洲基建项目骨干工程的投入金额一项就达到了 创纪录的约90亿美元。

私人资本也能在填补许多发 展中国家投资缺口方面大有作为。下面就是做法：政府与私人投资实体通过签订长期协议实行公私合营。投资实体至少参与投资的一部分，并在项目建成后收取用户 的相关服务费用作为回报，甚至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民间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基建项目投资中越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截止2009年已经达到1600亿美元， 但是仅限于少数几个重量级新兴经济体，如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领域仅限于区区数个，尤其是电信业。

大 幅度扩大民间资本参与投资范围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首先，执行项目计划的公司及其个体股东通常会冒巨大的风险，比如预期收益缩减、汇率风险以及政治风险。 基建项目需要垫付高额的资金，而且往往要几十年之后才能收回投资，预备开工阶段和工期通常长达数年，在这期间公司分文未得。其次，找到称心如意的基建项目 并推向民间资本市场需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水平，还要准备高额定金。这些条件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不具备的。

降 低民间资本参与基建投资的风险是全球基建投资计划成功重要一环。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将民间融资与公共融资相结合，或者通过捐助。发达经济体提出的计划，如美 国的全国基础设施再投资银行以及《欧洲2020项目债券计划》就是这方面的极佳范例。二者都为民间资本融资提供公共担保。不过尽管政府担保能抵御项目所遇 到的风险，但是它不可能缓解投资者对政府自身所带来风险的担忧。世界银行集团因此提供了政治风险担保，针对的就是诸如汇率无法兑换、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战 争、恐怖活动、内乱以及违约等情况。世行提供此类担保逐渐增多，以加速民间资本融资。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至 于专业人才的问题，应大力推广建设创新知识枢纽，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输送合格的金融和技术人才和相关领域专家。2010年11月，世界银行与新加坡政府合作 创办了基建英才融资中心（Infrastructure Finance Center of Excellence），为公共部门培养善于处理公私合营事务的管理人才。与此同时，世行与伊斯兰开发银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合作成立的阿拉伯基建融资平台（Arab Financing Facility for Infrastructure）旨在为阿拉伯国家兴建基础设施筹措10亿美元资金。

从 其他投资主体，如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缩写为SWF，即投资国有资产利润）等的集资前景看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截止2008年底，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共持有3.2万亿美元 资产，而且未来几年这些资产还将迅速升值。有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中非发展基金（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是投资中国企业与非洲合作的股权基金。据称，该基金已经向非洲27个项目投资了将近5.4亿美元，预计2010年的总投资为36亿美元。卡塔尔 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计划向南非的基建项目投资4亿美元。

目 前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金还只是沧海一粟。自2007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166家基建基金意向投资1100亿美元，但是仅有15%的资金投向发展中 国家。要克服这些不足，世行集团中涉及民间资本的部门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正在启动一基建基金，规模10亿美元，准备从主权基金和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中筹措。

投 资基建项目对促进增长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也许当前更为紧迫。这种办法可能是让发达经济体走出经济萧条最快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改变他们国家经 济面貌的有力工具，如此一来，他们的企业就不会因为电力短缺而影响经营，自由沟通、扩大市场份额并最终向着技术阶梯的高端攀升。需求是明确的，资金是充裕 的。把资金投入到用来促进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业岗位和经济繁荣的道路、港口、铁路和电厂等正当时。这对大家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