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說服毛澤東，為100多萬 在反彭德懷鬥爭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平反，其中包括恢復鄧子恢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在一次常委碰頭會上，朱德還提出為彭德 懷平反。毛澤東再不肯退讓，他說：“把彭德懷請回來，廬山的事一風吹，三面紅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養病，把北京交給你們。”劉少奇只好在朱老 總和毛主席之間打圓場：“彭老總的事，放後一步吧，先過了眼前的大難再講。”
此次中央工作會議（1960年7月5 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確定了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最後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一臉病容，可憐兮 兮，心情沈重地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發生這麼大的饑荒，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逃責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 市第一書記，也都難脫責任。責任人人一份。他宣佈，這次全會之後，他要真正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只和林彪兩人管管軍事和國 際共運。還有就是讀書、養病，研究些理論問題。他並再次提議正式通過黨內文件，在他養病期間，由少奇同志代行黨主席職務。
劉 少奇在會議上說：“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發放救濟糧款，分給社員自留地，允許農民種糧種菜，搞小 自由，開放農村集市，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吧，誰的面子也顧不上了。既然一名貧雇農的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面 對饑荒死亡，還怕你關他班房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活？邏輯就這麼簡單。全黨同志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方百計渡過饑荒，等到出了黃巢、李自成再來 補救，就晚了。”
毛澤東雖然暫時交出了黨的主席，但不交軍委主席，因為失去軍權，毛澤東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實力。毛澤東退居二線，並不是真心認錯，是迫於形勢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話，三面紅旗還得堅持，這就給糾正空想社會主義的路線錯誤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難。
在 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走至險關絕地、山窮水盡的日子裏，在饑荒萬里、伏屍百萬的恐怖歲月，毛澤東浪跡於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裏，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 平、陳雲等放開手腳，挽救已經崩潰的國民經濟，制止餓死人事態繼續發展，救人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些和私有制沾邊的政策才能挽狂 瀾於既倒，調動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劉少奇等所採取的政策，舉其犖犖大端就是所謂“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這些新政策一 提出來，下面不敢貫徹，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回來犯復辟倒退的錯誤”。包產到戶在劉少奇手裏到底沒有在全國實現。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 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會標還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萬歲！”兩千名來自全國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談：一不談糧食 徵購任務過重；二不談農村缺糧；三不談餓死人。只准“暢談”所在省區的“大好形勢”，舉手通過進一步大躍進的經濟計劃。到1961年，這是大饑荒的第三 年，達到餓死人的最高峰，餓死1327萬人，各地幹部才“豁出去了”搞“包產到戶”，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餓死人上升的勢頭，減為751.8萬人。
“三 自一包”的政策像一支巨大的強心針一樣，給奄奄一息的六億神州注入了活力。廣袤的農村復甦了。農民又有了依靠自己的勞動活下去的希望。1964年全國糧食 產量達到3750億斤，比上年增加350億斤，農業開始走出低谷。對於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劉少奇等心裏並不踏實，是一種戰戰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態。因 為按照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質，屬於資本主義範疇。他們只是暫時利用一下這些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並沒有準備走多遠，一旦 國家渡過危機，就趕緊回頭，最怕被毛澤東抓住小辮子，費力不討好。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他們沒有話語權，意識形態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毛澤東手裏。儘管“三自一 包”政策使百姓有了飯吃，使國家渡過了危機，使毛澤東的金鑾殿沒有倒塌，但毛澤東並不領情，他要先利用這些“走資派”穩住農民，把糧食生產出來，使自己的 江山不倒，然後再打倒這些“走資派”。他認為糾正自己錯誤的人必是將來的反對派。他不能忘記七千人大會上全黨質疑他的路線，追究他的責任那個可怕情景。就 在七千人大會上，出現了“打倒毛澤東！”的標語。（注16）參加這個會的是縣長、縣委書記以上各級政權的領導骨幹。毛澤東認定這批幹部已經不是他的人了， 都跟劉少奇走了。所以，他要把縣以上幹部統統打倒，說“三自一包”是極大的罪惡，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把實行“三自一包”政策的各級幹部打成“黨內走資 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直到毛澤東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這條“左”傾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也沒糾正過來。
辛子陵在陽光衛視。
毛澤東禍國殃民，當然有他個人品質問題和知識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他創立的這個黨國體制。黨國體制硬是眼睜睜地看著連續四年每年成百萬上千萬餓死人，媒體根 本不報道，議會從來不討論，政府遲遲無作為。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象的。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國，歷朝歷代因災荒餓死的人數加在一起是多少 呢？2900多萬，不到3000萬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許隱瞞災情的。大清律規定：總督和巡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月官降一級，晚報三月革職。 我們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隱瞞災情成了對領袖忠心、黨性強的表現。所以，在黨國體制下，毛澤東一朝一代餓死的人數比歷朝歷代餓死人的總和，還要多750萬 人。黨國體制是最落後、最反動的體制。
十八大後的政治決戰是：或者是改革派制服權貴集團，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用民主憲政代替黨國體制，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對內實現共同富裕，長治久安，對外與 美國、歐盟攜手，實現和平崛起；或者權貴集團以黨國體制為依托控制黨和政府，實行國進民退政策，再來一次“社會主義改造”，囊括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引起 全民反抗，社會陷入長期動亂，對外打出毛澤東的反帝反修旗幟，以社會主義陣營殘餘力量的保護者、支持者和代表者的姿態出現，與美國和歐盟對抗，黨和國家在 內憂外患中滅亡。（《新史記》第8期）
辛子陵是著名“救黨派”，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新著，在香港書展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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