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薄毛”与“胡毛”不分伯仲

恶人茂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圣经《诗篇》第九十二篇七节

有人说，中国政改之难，可谓难于上青天。所以，不能苛求“光说不做”的温家宝，他说了就难能可贵了；更不能指责并未掌控绝对权力的胡锦涛，他能维持住政权就竭尽所能了。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胡温并无政改的诚意，他们十年来施行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最终只能导致“一切压倒稳定”。政改虽难，却也有并不会造成巨大社会动荡的着力点，那就是意识形态上的“非毛化”。而“非毛化”的第一步，就是迁移毛尸，将毛主席纪念堂改为“文革”纪念馆。

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我与刘晓波、王光泽等人发表了一封呼吁北京当局迁移毛尸的公开信，我们在信中指出了非毛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我们不愿看到，一个飘扬着五环旗的城市同时还上演着‘干尸崇拜’的闹剧。迁移毛泽东遗体，既有利于让国民的灵魂从毛泽东思想的毒素中解脱出来，也是一次普遍意义上的破除个人崇拜、树立公民意识的教育。我们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达成朝野之间的互动，并制定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开放党禁报禁，逐步实施普选，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这不是进谏和乞求，而是给中共指出一条生路。

然而，中共当局掩耳盗铃，不作任何回应。二零一二年春，薄熙来垮台，有人乐观地认为，这将意味着毛主义的终结。我的看法截然相反：薄熙来之“唱红打黑”与胡锦涛之“暴力维稳”，都是遗传自毛的统治法宝。薄熙来、胡锦涛都是毛的好学生。重庆模式是中国模式的浓缩版，薄熙来是胡锦涛的升级版。以时间次序而论，先有“胡毛”，才有“薄毛”：“薄毛”虽垮，“胡毛”犹在。“薄毛”与“胡毛不分伯仲，要根绝毛崇拜和毛主义，不仅需要反薄，更需要反胡。

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

重庆打黑，宛如一出章回体小说，下一个段落永远比上一个段落精彩。虽然它本质上是一场狗咬狗的闹剧，但从狗咬狗的场景中，民众也获得了旁观的快感。

这个故事的第一回是：当年，文强亲自擒获让人闻风丧胆的“大盗之王”张君，将一只脚踩在其身上。然而，就在文强功成名就、不可一世之时，强悍的张君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将来有一天，你的下场会和我一样！”那时的文强，哪里听得进去这句丧气的话，迅速将张君绑赴刑场。

谁也没有料到，执掌重庆警界大权十余年的文强“文二哥”，还没有从庆功酒的微醺之中清醒过来，就沦为比张君还要惨的阶下囚。原来，文强是一个穿着警服的黑帮老大。《南方人物周刊》在长篇报道《文强的江湖》中如此写道：“文强的联系系统，就像是一个油辣火锅，这里面有像黎强和王天伦一样垄断运输和猪肉市场的涉黑亿万富翁和政协委员，也有夜晚提供第二会客厅的娱乐场所老板们，当然还有开设小赌场的文强弟媳，以及各色官员。而文强始终在这个锅里打滚，并逐渐跟锅里各味的调料、腥红的汤底融为一体。”文强是如此，以周永康、孟建柱为首的中共警察系统，各色人等，何尝不是如此？文强是如此，在重庆市委书记任上重用文强的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和政治局委员汪洋，又甘当何罪呢？

故事的第二回是：搞死文强的，是比之更加强悍的王立军。文强临死前，语重心长地对前来探监的王立军说：“有一天你的下场也会跟我一样。”这句话与张君几年前对文强所说的那句话惊人地相似。那时，如日中天的王立军，当然对文强的忠告不屑一顾。他是薄熙来眼前的红人，一手遮天，“黑打”重庆，不亦悦乎。

转眼之间，薄王关系破裂。薄熙来要壮士断腕，杀人灭口；王立军则不惜鱼死网破，逃出生天。从偌大的重庆一人之下、两千万人之上的“九门提督”，变成化妆出逃，潜入成都美国领事馆，继而随从中国国安部副部长赴京领罪的阶下囚。林彪出逃，折戟沉沙，死无全尸；王立军出逃，吸引全世界的眼球，终于保全性命。然而，文强从地狱中伸出来的那双手，从此紧紧抓住他的双腿，他跑到天涯海角，都挣脱不掉。

故事的第三回是：薄熙来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慷慨激昂，妙语连珠。他对王立军事件以“用人失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对“重庆模式”依然高调宣扬，且逼宫胡锦涛“到重庆看看”。话音刚落，温家宝即在记者会上不点名地严厉批评重庆官员，继而薄熙来之免职令公诸于世。从此薄熙来从官媒中销声匿迹，其妻谷开来亦被正式拘捕。远在美国读书的儿子薄瓜瓜一夜之间沦为“薄孤孤”。

多行不义必自毙，意图问鼎皇位的薄熙来根本没有想到，王立军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王立军说：“我只是薄熙来的打手，薄书记让我打谁我就打谁。”这句话有点像当年江青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王立军完蛋，直接导致薄熙来的垮台。薄熙来一旦失势，周遭的鲨鱼一拥而上。在中共权力阶层这个烂泥塘里，没有谁是心慈手软的。而薄熙来的谢幕，不会是这出折子戏的最后一回。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强迫党政军各级官员向其效忠。薄熙来垮台后，胡锦涛也获得了党政军各级官员的效忠表态。薄熙来在重庆搞“小文革”，胡锦涛在全国搞“大文革”。胡锦涛整治薄熙来的方式，无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温家宝故作忧患状地宣称，要警惕“文革”重演，其实，胡温操作娴熟的这一套权谋手腕，不正是从“文革”中脱胎换骨而来的吗？如今，顾盼自雄的薄熙来，已经尝到了“请君入瓮”的滋味；那么，胡锦涛还会等多久，才会亲自品尝这杯苦酒呢？

薄熙来的“写作组”与胡锦涛的“学雷锋”

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必然复活“文革”时期的“写作组”模式。

杀了“黑老大”文强还不够，还要找人来写文章证明杀得对、杀得好。为了彻底将文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为自己的“廉政风暴”歌功颂德，薄熙来重拾毛泽东的“杀手锏”——组建“写作组”。

当“打黑”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重庆作协宣布成立写作组，“将客观记录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的辉煌战绩，进行文学作品创作”。为了支持写作组的创作，薄熙来的心腹干将、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特意会晤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表示“重庆是公安局全力支持提供已解密的案件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并为作家创作采访提供一切条件”。黄济人则宣称，“作品将遵循生动、翔实、客观的原则，站在历史的高度进行创作”。古语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一次，作家与警察居然成了“最佳拍档”。

写作组是毛泽东掀起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工具。“文革”期间，影响最大的写作组，是毛泽东亲自掌控的以“梁效”（“两校”之谐音）为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螺丝钉”之谐音）、“石一歌”（“十一个”之谐音）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者丁东指出，当时，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这些写作组的文章。当时的中国普遍实行政治学习的制度，一般每周学习两个半天，至少一个半天，而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写作组在当时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如今，写作组重现江湖。薄熙来不愧是“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崇尚暴力的“联动”重要成员，将“文革”遗风继承下来。十年前，我撰文批评余秋雨掩盖在“文革”参与上海“石一歌”写作组的经历，并斥其为“文革余孽”。有朋友说，这四个字用在余秋雨身上太重，余秋雨在写作组里是二流角色，是个“被利用”的卒子。那么，如今薄熙来重建写作组的行为，则表明只有他才当得起“文革余孽”的冠冕。

看到薄熙来与自己“比左”，胡锦涛当然不甘落后。他除掉薄熙来，不是因为薄熙来很左，而是因为薄熙来挑战中央的权威，威胁自己的地位。所以，胡锦涛拿掉薄熙来之后，仍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鼓吹毛时代的那一套“充满阴沟里的气味”的东西。比如，薄案尚未定谳，胡锦涛就在全国掀起了“学雷锋”运动。

胡锦涛的精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别的资源，只能向毛时代寻求帮助。但是，毛树立的雷锋之类的榜样，早已是明日黄花，正如思想敏锐的大学生刘一舟所说：“‘学雷锋’已经没有意义了。雷锋成了官方手里的烂牌，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好牌，只好不断地打。”薄熙来手上是这副烂牌，胡锦涛手上也是这副烂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居然是同样一尊既不中看也不中用的木偶。

对于胡锦涛的黔驴技穷，九零后的大学生刘一舟评论说：“官方的道德话语体系，也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原旨意识形态体系自身不断调整的情况下，道德话语也配合调整。但在意识形态体系本身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的情况下，道德话语体系想求自保也已经很难了。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最近的努力，比如‘八荣八耻’的提出，已经基本不起任何教化的作用。”由最无耻的胡锦涛来标榜“八荣八耻”，本身就是一个世纪笑话。胡锦涛认为，搬出毛泽东的神主位可以拯救共产党，殊不知，否定毛泽东才是共产党脱胎换骨的起点。只是，他这个“毛泽东的孩子”，绝对没有勇气断肢求存、刮骨疗伤。

半邓半毛的胡锦涛

胡温掌权十年，在意识形态上急剧左转，以毛式民粹主义掩盖权贵资本主义的真相。其大兴土木的首要工程，就是在毛泽东的老家湖南韶山修建号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的“毛泽东文物馆”。

新华社报道指出，这座占地六十多亩、建筑面积一万两千平方米的建筑，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原则设计修建。它东西南三面环山，与韶山冲自然生态浑然一体。二零零四年，党中央、国务院韶山与井冈山、延安一起确立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韶山“一号工程”定位为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主题，总投资达两亿九千万人民币。

在韶山修建一座新的“茅（毛）厕”，是来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共决定。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文艺理论家王元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锦涛是一名“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胡果然不负此名，亲自主导这座“茅（毛）厕”的立项与修建，将杀人如麻的暴君毛泽东推上神坛的更高一层。

胡锦涛的此一决策充分表明，他的知识背景、文化素养和思维方式，均在毛时代定型，他即便挖空心思，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胡一辈子都是一个谨小慎微的政治辅导员，心目中毫无民主、自由、人权理念，才会被邓小平等元老相中，选拔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而胡锦涛甚至比邓小平预料的更左，当他执掌大权之后，甚至走上“弃邓趋毛”之路。

修建第二座庞大的“毛厕”，是胡锦涛政权向左转的标志之一。修建这样一座耗资巨大的“茅厕”，是继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雄踞北京市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后，又一个为独裁者涂脂抹粉的重大举动。这样一座臭不可闻的“茅厕”，玷污了中国的土地，侮辱了无数被毛泽东残害的死者，扭曲了中国的当代历史。中共在胡锦涛的英明领导下，可以骄傲地改名为“毛厕党”矣。

由于毛泽东的罪恶在中国大陆被封存，毛在民间仍然颇有迷惑力。胡锦涛抬出毛来，一是申明自己继承的是中共正统，二是迷惑民众、抵抗民主思潮。这一招数还是挺有效果的。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因“圣火”传递在国外受到冲击，中共遂在国内鼓动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浪潮。由于传说法国超市家乐福的股东支持达赖喇嘛，在中国各地都发声了民众抵制家乐福的游行活动中，警察不加干涉。在武汉抗议家乐福的活动中，有几个年轻大学生举起毛泽东的大幅画像。

这一情景，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中，许多大学生举起周恩来的画像，以及与军人对唱《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的场景的翻版。反对者与被反对者在文化上如此“同构”，表明反对者精神资源的匮乏与单一。

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若干愤青赤胆忠心地表达着对毛泽东的热爱：——“善良的中国人已今非昔比了，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跌倒了也还是在主席这巨人的肩膀上。吃人的豺狼已无法去消灭主席了，就阴谋来离间人民和主席的血肉关系，让人们从巨人的肩上下来便好分而食之。历史与现实教育了中国人不会再做傻事，毛泽东是人民的护身符。”

——“在我们中国遭受西方反化势力攻击污蔑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毛主席，非他莫属。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年轻一代勇敢地挺身而出，让我们感动。”

——“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人反毛泽东，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崇拜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毛泽东是什么？毛泽东是永不落的太阳，是劳苦大众的保护神。”

——“三十年过去了，伟大的毛泽东至今仍然在呵护着他亲手建立的国家！他面对恶人的咒骂，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发出轻蔑的微笑！”

——“历史发展的真谛，就是追求完善一种精神，毛泽东主义不仅是民族的道路和精神，也是全人类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道路和精神！”

杀人魔王居然成为这些人心目中的救命恩人。如此蒙昧的国民，正是胡锦涛最喜欢的奴隶。半癫半狂的胡锦涛执政十年，证明“半毛半邓”仍然是今日中共这一怪胎的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