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敲诈与中国的政治生态

——评当局开展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
程成

就我的解读，中国政治的特色之一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有毒食品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就连打击“新闻敲诈”也成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其“长期”之长，是永不见实效。

今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中央纪委驻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组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自 5月15日至8月15日在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的专项行动。

自2003年10月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发出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以后，年年打击“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不但没有任何效果，而且愈演愈烈，创造了世界新闻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封口费”奇迹。

——投诉人以死“感谢”报社。2004年6月9日下午，投诉人朱奋强在《甘肃法制报》社编辑部自焚并跳楼，其跳楼时抛散的《控诉书》称“我唯有以死感谢法制报”，控诉报社收了他的采访费却不发稿，因为报社收取了被调查对象环县政法委更多的“封口费”4000元，于是就把他的利益出卖了。

——新闻敲诈路线图。2004年10月22日，《鄂东晚报》17名记者和编辑因不堪忍受逼良为娼，集体提出辞职，其中陶志东等人向《新闻周刊》反映：《鄂东晚报》有一幅完整的敲诈路线图，从创收招标到分区包片，从黑脸到白脸，从批评到表扬，从当场开票到提成奖励，形成了流水作业。《新闻周刊》以“一份晚报的新闻勒索食物链”为题，给《鄂东晚报》曝了光：“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新华社带头敲诈。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导致38名矿工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既不认真施救，又不保护事故现场，而是将矿井所有资料销毁，威胁、遣散矿工，填埋毁坏副井，焚尸藏尸，并串通繁峙县委书记和县长隐瞒事故真相，报告“死2人，伤4人”。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等4名记者，接到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从太原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去了县委，受到县委书记王建华的热情款待。酒足饭饱后，4名记者拿到4万元现金和4个金元宝返回太原。

——2008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记者兰成长等人到浑源县一煤矿以采访名义敲诈勒索，被矿主派人打伤，送至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可悲的是，兰被打死后，《中国贸易报》发表声明，说兰是没有采访权的“临时工”，但兰随身携带的“新闻工作证”上，盖有该报社山西记者站的钢印。

——近五年来，《农民日报》驻河北、陕西、云南、青岛四个记者站的站长先后因涉嫌受贿、行贿和诈骗被法院判处有期判刑。当各记者站站长被抓起来时，《农民日报》社领导却都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南都周刊》记者查阅《农民日报》内部文件时发现，编采人员都有创收指标，社领导在开会讲话时教唆记者站敲诈勒索。

中国媒体的腐败罄竹难书，新闻敲诈在中国不仅成为有“特色”的产业，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我曾经在多家法制类报社工作过，深知其内情：第一步，投诉人同意给记者拿“路费”，或买一个X报社的理事证，或订阅一定数量的报纸，或拿一定数量的“赞助费”，于是总编通过选题；第二步，记者调查，与投诉人同行、同吃、同住；第三步，记者完稿，提交稿件，总编辑批示“请进一步核实”；第四步，记者甩开投诉人（路费由报社拿），带着稿件直接见被投诉人“征求意见”，或在当地找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作为“中间人”向被投诉人“透风”，并通过该“中间人”讨价还价，索要报酬；第五步，谈判成功后，记者带着“中间人”或被投诉人到报社财务室交“宣传费”、“订报费”等各种名义的费，同时退还投诉人的各种花费，说有关部门指示不准发稿，如果投诉人要“闹事”，就印一份假《内参》给他；第六步，如果被投诉人不买账，就把稿子发出去，并写上“本报将跟踪连续报道”，逼迫被投诉人“破财免灾”。这种新闻敲诈的流程，可谓是两头通吃，吃了原告，吃被告。

很多中央媒体为了规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采编与经营分开”的规定，记者站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块牌子是“X报X省记者站”，一块牌子是“X报X省事业发展中心”，记者站站长实际是这两个机构的总经理。记者站是承包经营，报社不投一分钱，承包人每年得上交几十万元承包费，否则报社不给办记者证。为了完成发行和创收任务，记者站不得不违反规定，下设分记者站，大卖采访证，只要你能拿来钱，就是记者，可以“有偿新闻”，也可“有偿不新闻”，还可以将老百姓的举报信当成敲诈工具。

新闻敲诈，是高举着公正的招牌，以产业化的组织模式，以党报官报的名义，明火执仗地抢劫，是社会腐败与邪恶中最甚者，其以公正的名义进行敲诈和抢劫。所谓的新闻公正、挞伐邪恶，不过是伪善的假象。

新闻的意义本在于舆论监督，其通过对黑暗事件的曝光，抑制邪恶的发生，以维护社会公正。但是，新闻敲诈与之背道而驰，其出卖公正，助纣为虐，使黑暗的社会更加黑暗，而人民则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的“党报”“官报”早已不是社会的监督者，而堕落为黑势力的的同案犯。这个同案犯披着高尚的外衣，一方面营造着虚假的公正，另一方面又在大肆繁殖黑暗。

人们看到遍地的新闻敲诈和有偿新闻，总是要责问：“总编辑和记者的道德何在？”这里的确有媒体中个人的道德问题，但是道德作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只存在于道德可能践行的政治生态之中。如果在某种政治生态中，道德践行已失去可能，那么厚黑就会成为社会常规，乃至成为指导生活的准则。

新闻腐败是中国腐败机制的呈现，我们需要溯本追源，找到媒体被腐败的祸首——中共权力。可以说新闻敲诈的源头在中宣部。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部以“维稳”为目的，将媒体当作“消防队”，专对“负面新闻”进行灭火。当今中国的制度中，各利益集团都有权力的背景，真实的报道不仅会毁掉记者的前途，甚至会威胁到其生命安全。既然报道真相“没有好下场”，依官方统一口径报道才保险；那么当事者“破财消灾”——为掩盖真相给记者发“封口费”，记者“收钱掩真作假”也就“合情合理”了。真假记者之所以一窝蜂去吃矿难，根本的原因是，在当今中国信息传播是可控制可制造的，权与钱操控媒体，受其指使，新闻仅是编造出来的文字而已。

中国媒体上受制于政府权力，下谄媚于金钱资本，先天性阳痿。中国特色的制度豢养出有如此特色的媒体，而被豢养的媒体，自然是听命主子的，黑白颠倒、是非不明、遇事推诿；由此，其养活的媒体人，丧失操守，“掩真作假”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相信，在中国媒体中仍然有人如同沃尔特•克朗凯特一样，有职业道德，追求做一个“最值得信任的人”。但是，这只是少数的精英，而不代表一般的媒体人。中国的媒体人在拿“封口费”的时候，一般没有良心的折磨，也不感到羞耻，因为大家都如此，整个社会也如此。并且“封口费”在制度上已经合法合理化了：“封口费”交给报社，本人拿30%的“提成”，这不仅是为单位完成“创收任务”，还可得到奖金与提升。中国的新闻腐败与地沟油、毒奶粉、艾滋卖血站、假药……是一致的，是整个中国的一种制度病。

我在“中国新闻记者尊严丧尽”一文中说过，不能报道真相是记者的奇耻大辱，如果这种耻辱制度化，并被普遍接受，那么记者也就毫无尊严，而沦为行尸走肉，甘心为虎作伥，与公平、正义、法律、真相完全背道而驰。任何职业都有其道德底线，摧毁一个职业的道德底线，就是打开这个职业的犯罪阀门，使之沦为黑社会，与抢劫、贩毒、谋杀、卖淫混为一类。

中央三部门联合此次组织的“打击新闻敲诈治理有偿新闻”的行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能有多大效果？我认为其依然是敷衍的“长期任务”而已，实效是永远见不到的。至多，其是为“十八大”喊喊清廉的空口号，提醒媒体别在关键时刻让“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从根本上说，新闻腐败是专制制度的衍生品，如果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改变，新闻腐败是无法制止的，只能愈演越烈。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1期   201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