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什邡事件凸显中共法宝失效

尽管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共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却在大大下降，代价越来越高，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

群众路线是中共在革命年代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中共也很重视群众工作，在某些方面也改善了过去被扭曲的干群关系；但坦率地说，党的群众工作有很大削弱，群众路线在多数地方和基层正在被阉割，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在被淡化，一个鲜明表现就是，中共花了很大成本去维持社会稳定，解决群众的诉求和困难，但换来的却是公信力的不断下降，及官民关系的日益紧张。

最近发生于四川的什邡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共基层政权与其治下百姓的内在紧张关系。是次抗争因钼铜项目而起，这个项目用当地政府的话说，是个造福百姓的项目，然而，政府话音刚落，民众却走向街头，表达了反对意见。之所以出现这种民众不领政府情的情况，一大根源就是政府对民众的信息沟通工作没做好。换言之，什邡地方政府并未按照中共所要求的群众路线去做群众工作。

进入新世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网络工具的广泛应用，中共的群众工作也开始导入新技术。客观而言，网络的利用提升了中共与民众的沟通能力与效果，但也可能因为此，导致政府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和行为日益依赖网络，而忽视了程序正义，把公众排斥于政府决策之外，以为只要在网上征求网民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或者把某个政府已经决策好的事情向社会通报一下，就算是做好了与民众的交流，向民众履行了决策程序。这种现象如今在地方非常普遍，什邡地方政府在钼铜项目的沟通中就是采取此种模式的。正如一些论者所说，它的错误在于，网络导致的沟通能力的提升让很多地方决策者以为能够替代群众工作和决策程序，或者本身就是群众工作，从而不自觉地使他们放弃了原本具优势的群众工作，导致矛盾激化。

应该说，政府技术力量的应用不应以削减人们对政府的信赖和政府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道德要求为代价，而这两点恰恰是作为政治工作的群众工作所非常在意的，如果在与民众的技术沟通中放弃了这两点，实际上也就是放弃或支解了中共的群众路线。

当然，导致中共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失落的原因，不仅仅是网络技术的运用，还有更为深层的因素。例如，从思想和认识根源来说，有相当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官员，对群众路线、群众工作在转型时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从而在日常工作中放松了这方面的要求。在他们看来，群众路线是战争年代中共为了夺取政权之需，但如今是和平时期，在党执政的条件下，中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经济工作的相对专业性需要问计的是专家、企业家以及相关的利益群体等，而不是普通群众，何况，经济工作搞上去了，经济增长会带来群众收入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从而自动增强人们对党和政府的认同。

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固然，战争年代党需要群众的帮助，但在中共长期执政的环境下，也一刻不能离开群众，需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原因很简单，中共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过去群众选择了中共，并不表明以后乃至永远都会选择中共，中共要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办法只有一个，即如其宗旨所言，全心全意、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假如以为搞经济建设就可以不要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再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头，不去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甚至践踏群众的权益，中共就会被群众所抛弃，若要群众服从自己的领导，只有用暴力来胁迫，但暴力下的服从，从来都是很脆弱的。

事实上，即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也同样需要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经济工作虽有其专业性和复杂性，一般民众由于知识所限，可能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建议，但并不表明政府在决策和政策制定中，就可以不让民众参与进来，吸取他们的意见。因为经济工作的最终结果会影响到群众的利益，经济增长的成果也不是平均分配的，当多数民众并未在经济增长中受益或受益不大，那么，横向比较，就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被剥夺感和失落感，这个时候，中共如果不去采取措施补救，而任收入分化扩大，久之，群众肯定会对中共产生离心力。

对上述道理，中共的许多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或出于私利，或由于认识所限，并不十分清楚。无论哪种情况，现实中都会造成对群众的感情疏离，从而不去认真践行中共的群众路线，有意识地做好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弱化的第二个方面原因，则与转型期社会价值以及利益的多元化所带来的矛盾和挑战有关。中国改革这30多年的发展变化，可称得上是中国5000历史未有之变局。在政策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社会的分化非常严重，不仅社会成员迅速分化成若干阶层，利益群体大量涌现，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多变性特征也逐渐显露，这一切，都会深刻影响到群众工作的开展，使群众对中共的认同，从过去的感情认同，转变为现在的法理认同和利益认同。也就是说，人们更多从合法性角度和利益角度来看待中共社会的治理。另外，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也会反馈到党内，使党自身也在社会转型中发生重大变化。比如，民营企业家现在也可入党，成为党的一分子，再者，党的干部队伍经历几次代际更迭，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也在“与时俱进”，这些变化相互交织，共同形成对中共群众工作的重大挑战。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社会主体及其利益的分化，必然要在中共的工作重心及有关政策和决策上反映出来。在一些地方，某个时期，某项政策上，政府的工作可能会更多反映某个阶层，特别是拥有更多资源和话语权的阶层的利益需求和取向，由此带来利益分配出现偏差，导致社会矛盾大量出现。只是在改革早期，由于人们的权益意识还不是很高，社会的自由度还不是很大，技术手段还不是很发达，各类矛盾和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中共能够比较稳妥地处理下去；但越到后来，随着人们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为这种政治参与提供了技术条件，从而使得矛盾和问题能够迅速扩散和放大。近年来，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越来越广，行为方式越来越激烈，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根源即在于此。

此外，从权力监督来说，中共的权力过大，且未受到有效约束，不依法行政的现象突出，一些领导干部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欠妥，特别是迷信暴力，用专政手段来对付群众的诉求，都会激化矛盾，影响干群关系，弱化群众工作。

凡此种种，使得中共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尽管与过去相比，今天中共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却在大大下降，代价越来越高，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这就要求中共必须反思自己的群众路线，根据形势的发展创新群众工作，不仅在具体的工作方式方法上要创新，更要在群众工作观念、路线、干群关系乃至党和政府的权力运行上创新。

但不论怎么创新，关键一条是必须正视群众的利益诉求，并从制度上切实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工作方法和态度固然重要，而如果群众的合理诉求因为制度和渠道因素得不到解决，群众终归会失望。所以，必须建立回应群众诉求的制度化机制，有渠道让群众说话和反映问题，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一定要做到公开和透明，不断扩大群众对政务、财务和其他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切实尊重和维护群众的民主权利，这是根本。

中共的历史证明，群众在党的心里的分量有多重，中共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要想什邡事件不再重演，必须重新检讨并捡起被相当多领导干部已经抛弃的群众工作，处理好干群关系，这是转型期中共的一项急迫课题，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本文作者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