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辦主任，令計劃不僅是胡最信任的第一秘書。在中共體制下，胡之公私，皆為事關國家之大事。所以無論胡的家事還是國事，令都有第一時間協助處理 之責任。從中共官場邏輯看，令即是胡，”知情者説：“令的一些話，估計連胡的兒子女兒家屬親戚們都得聽，何況中共大小官員？尤其是在人事任用方面，令計劃 負有甄別、考察、推薦之責，可以說，所有由胡提拔的官員，都是經令之手上位的。令實際上是胡身邊的組織部長。”
在處理爲世界所關注的薄熙來問題上，令計劃更是成了胡錦濤可以信任的不二人選。
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中央級媒體對薄熙來3月9日在重慶開放日上的“告白”，采取的是“聽而不播，視而不報”，就是遵照令計劃的要求。
知情人對明鏡月刊稱：“是令計劃下令要求中央級媒體‘封口’的。不僅如此，是次對薄熙來的處置就是由胡錦濤直接命令令計劃秘密執行，包括動用“御林軍”中央警衛局在內的內部文件的簽署和落實都是由令計劃親自操辦的。”
胡錦濤要力推令計劃入常？
令計劃到底何許人也？何以不顯山不露水之間擁獲如此大的權力？
其實早在2007年令計劃坐進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寶座，隨後在十七大上進入中央書記處時，黨內就此起彼伏，不時響起質問：令計劃是個什麼人？不就是那 個站在胡錦濤身後不言不語的娃娃臉隨員嗎？他何德、何功、何能，憑什麼乘坐直昇飛機，接二連三加官進爵，進入最高決策圈，成了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
一個心照不宣的答案是：令計劃贏得了胡錦濤的高度信任。
2010年年初，從接近中央高層的人士那裡，傳出一個信息：對於中共十八大佈局，胡錦濤現在最費思量的是，如何提攜令計劃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對這一信息，不少人嗤之以鼻，認為胡總書記是如此謹小慎微之人、又並非強勢掌權，他怎麼會給自己提出這個“不可能的任務”？他們列舉令計劃的種種弱 點、不利因素：令計劃在中國權力結構各大板塊中，除了直接服侍胡總書記以及身屬“共青團派”外，幾乎沒有別的政治淵源。而他雖然因為在共青團崗位上工作了 近20年，感情和人脈很深，但他當時多半也是扮演幕僚的角色，最高只擔任過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欠缺權威性。更關鍵的是，在令計劃的資歷中，完全沒有經 歷過在地方擔任黨政主管的台階，這可以說是他的致命傷；令計劃除了給胡總書記安排視察和出訪、字斟句酌地給胡總的文章把關、畢恭畢敬地站在胡錦濤身後保 駕，沒有在任何有關全黨、全國和全軍的重大事務中展現自己的任何創見和韜略——他若上去，如何讓上下心悅誠服？
但是也有人認為，此事未必就那麼“異想天開”。諸侯資歷並非進入最高層的必不可少的硬杠杠，當年喬石、溫家寶、曾慶紅等人，進入中央決策層前也並沒有當諸侯的資歷，而他們當時又拿出了什麼治黨治國的錦囊妙計？
至於這是否胡總書記的“不可能的任務”，有人也說，全看胡錦濤是否願竭盡全力。如果他將“令計劃進常委”作為自己與其他派系討價還價的優先條款，甚至是“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的唯一交換條件，為了令計劃，他寧可放棄其它主張，怎麼會辦不成呢？
分析家認為，說到底，問題可以歸結為：胡總書記是否認定令計劃是他的路線的最忠實接班人、他的利益的最有力保障者？如果是，令計劃就會排闥直入政治局，如果不是，他就沒戲。
要找到答案，就需要探究：令計劃究竟為胡總書記做了什麼？或者換個問法：令計劃究竟為黨國做了什麼，讓胡總書記認定必須讓他在未來的政治局常委中有七分或九分之一的決定權？
然而，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
共青團的“五朝元老”
令計劃，1956年10月生，正是中共八大剛剛閉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熱火朝天之時，山西平陸人。令計劃一直用的是“令”姓，據其自己介紹，確是“令狐”的簡稱，但一出生就這麼簡稱下來了。
令計劃在全黨、全國民眾面前亮相，不過十幾年光景。在此之前，除了共青團系統和中央辦公廳內的一些官員，這個名字幾乎無人知曉。
2000年6月，“令計劃”這個特別得讓人一見難忘的姓名，首次出現在報端——他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身份為中宣部長丁關根出訪送行，隨後又陪同胡錦濤出訪亞歐五國，在社會上開始曝光。
一般認為，令計劃出身一個基層幹部家庭。其實，他和李克強一樣，父親的級別在地方上都不低。令計劃的父親令狐野曾是晉察冀邊區第一任醫藥局長，任過陝西省華清幹部療養院院長，晚年他住在山西運城市干休所，享受副省長級醫療待遇。
令狐野當年特別喜歡看報紙，五個子女的名字均取自於當時報紙上一些見報率較高的詞彙，分別是令路線、令政策、令方針、令計劃、令完成，其中令方針為女兒，是運城市醫院院長。令計劃為三子，大哥令路線早已去世。
二哥令政策先後擔任過山西省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和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令計劃的弟弟令完成，曾長期在北京新華總社的瞭望雜誌社、內參部門工作，後來昇為新華社部門主管，近年在網絡公司任職。
在官方發佈的令計劃簡歷中記載：“1973－1975年，山西省平陸縣知青，縣印刷廠工人。”這裡有意將“知青”和“縣印刷廠工人”放在一起，著意向 人顯示，令計劃這兩年都是在社會最基層。實際上，令計劃在農村插隊時間極短，而當時進工廠也並非一般人所能辦到的。據調查，1973年12月，17歲的令 計劃一度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上山下鄉，成為平陸縣一名插隊知青；但沒多久就脫離農村，在其他知青艷羨的目光中進了縣印刷廠當工人。究其原因，與他父親的幹 部身份有直接關係。
1975年6月，不到19歲的令計劃，再次得到機會，被視為“根正苗紅”，進入共青團平陸縣委工作，不久被提拔為平陸團縣委副書記。1978年12 月，他被調到中共山西省運城地委任職。1979年，重新恢復的共青團中央在全國選拔幹部，23歲的令計劃被選中，被安排在團中央宣傳部工作。這樣的起步， 為令計劃日後擔任高層要職，奠定了重要基礎。那時正是也來自山西的韓英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時期。
不久，令計劃就被安排為團中央書記處主管宣傳的書記高占祥的秘書。按照編制規定，高占祥這一級官員還沒有資格配有專職秘書，但他的工作極其繁重，確實 需要一個專職秘書，於是組織部門采取了一個變通辦法：令計劃名義上還隸屬宣傳部，但是全職跟隨高占祥。高占祥分工主管宣傳口，這樣一來，哪怕就是團中央宣 傳部長，對令計劃也要另眼相看。
王兆國、胡錦濤等人在1982年秋冬先後被鄧小平、胡耀邦調到團中央，黨中央本來有意讓團中央書記處老班子中的高占祥再留一段時間，對這些新手“傳幫帶”，但事到臨頭突然有了變故，於1983年年初調任河北省委書記，為四把手。
高占祥在去石家莊前徵求令計劃的意見，是否願意隨自己調任河北？令計劃盤算一番，認為還是留在團中央更有前途，就婉言謝絕了。倘若令計劃一直跟隨高占 祥，就不一定有今日的輝煌了，因為高占祥後來的仕途停滯不前：歷任文化部常務副部長、中國文聯黨組書記，2001年退下，擔任全國政協常委。
1983年，文憑升值正是大勢所趨，組織部門強調幹部要“四化”（革命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在團中央機關一直沒有一官半職的令計劃，領會到 文憑不僅重要，而且必要。他爭取到領導點頭，1983年8月脫產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政教專業學習。兩年拿到畢業文憑後回到機關後，果然開始升遷：1985 年7月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1990年6月昇任共青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國共青團》主編；1994年6月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他後來 又在職拿到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文憑。
關於令計劃，《胡錦濤傳》作者之一任知初曾分析說：與李源潮、李克強這些一調到團中央就擔任領導職務、在共青團崗位上只工作了幾年的政治新星不同，令 計劃在共青團的崗位上工作了20個春秋，而且是從基層、從一般幹部起步，雖然更為艱難漫長，其共青團的人脈關係更為深廣，對共青團的感情也更為深厚。
1995年12月，先後經歷了韓英、王兆國、胡錦濤、宋德福、李克強五屆團中央第一書記，堪稱“五朝元老”、已經39歲的令計劃，從共青團的崗位上轉 業，調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三組負責人。1998年6月，他昇任中辦調研室主任；一年半之後，1999年12月，昇任中辦副主任兼調研室主任；中辦調研 室主要是為政治局常委負責起草報告、文件、講話等。
1999年底，令計劃昇任中辦副主任兼胡錦濤辦公室主任，成為副部級高官，也是中辦最年輕的副主任，2000年8月，又增加了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的頭銜。（《明鏡月刊》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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