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创造了重庆奇迹

作者：张五常

编者按：在全球经济依旧没有走出阴霾的今日，重庆在上半年却依旧保持了14%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中国甚至是世界的亮点。重庆经济成为各方绕不过去的话题。在本文中，张五常提供了一个自己的角度，用香港当年著名的财政司长官郭伯伟来比较如今执掌重庆大权的黄奇帆，孰是孰非，读者自有定论。文章大部分篇幅回忆香港的经济政策出台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来打算在这里把重庆与成都相提并论，因为这二者皆昔日的四川，自古人杰地灵，而奇怪地，在举世经济不景的今天，这个“古”四川可能是地球上的唯一亮点。今年上半年重庆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四，成都为百分之十 三点三。从人口数量看这个古四川比得上一个不小的国家，这亮点是一枝独秀了。

我喜欢成都，更喜欢那里认识的几位朋友。然而，我没有到成都有好些日子了，最近只是到过重庆，要把二者相提并论，我总要到成都再走一趟吧。抽不出时间，这并论只好搁置了。

我想到把重庆的市长黄奇帆与昔日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 1915-2006）来一比高下，是源于前文写《黄奇帆的发展思维与中国的财富累积》时想到一件有趣而且重要的事。黄市长重视经济数据，记得 的数字多得不容易相信，不断地把不同项目的数字的比例来衡量、思考。郭伯伟呢？他反对看数据，认为经济情况是好是坏可从感受上知道。是的，郭老当年认为香港政府应该撤销统计部门！

曾经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其经济表现当年使举世瞩目，曾经一连出现过三位顶级的财政司——郭伯伟（1961-1971）、夏鼎基（1971-1981）、彭励治（1981-1986）——合共二十五年，其中最大的功臣无疑是郭伯伟。是我 之幸，三位都认识，其中相聚时间最多的是彭励治。

我认识的朋友中跟郭伯伟最相熟的是杨怀康——后者简直“崇拜”前者，有师傅与徒弟的味道了。其实阿康也曾经以我为师，但老人家从中国的改革发展中知道局限条件不同，政府管治的需要有别，不仅愈来愈不反对政府策 划，到后来白纸黑字地赞赏中国共产党！这些无疑是违反了郭伯伟的宗教，但阿康可能不知道，他也拜服的自由大师弗里德曼没有反对过我的经济观，而以私产与市场挂帅的科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可圈可点。大家都知道 任何政党都有问题，我们只能在相对上作衡量。只看效果，只管解释，什么意识形态或应该怎样称呼我们管不着。

我跟郭伯伟谈过他反对政府作经济数字统计之见，但记不起他的确实理由。问阿康，他传来郭老一九七○年在香港立法会宣读的一段话，是关于国民收入数字的：

“We are in the happy position, happier at least fo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here the leverage exercised by Government on the economy is so small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not even of any particular value, to have these figures availabl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We might indeed be right to be apprehensive lest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figures might lead, by a reversal of cause and effect, to policies designed to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the economy. I would myself deplore this.”

同学们注意，这样的英文叫做有文采。我不敢翻译阿康的师傅的英文，叫阿康翻之，如下：

“起码在财政司而言，我们的处境较为幸运，因为政府极少参与经济活动，故此无须借助这些数字制定政策，这些数字对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可言。我们应更格外警惕的是，一旦有了这些数字在手，我们便不难倒果为因、萌发干预之念，蓄意制定出一些直接左右经济运作的措施。”

当然译得不错，可惜翻不出师傅的文采。他也漏译了最后一句：“我自己会为此感到悲哀。”

任何跟郭老研讨过经济问题的人，都知道此君的经济智商属人类顶级。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生时曾多次举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佳典范，而他们一致归功于郭伯伟。美国史坦福胡佛学院的Alvin Rabushka出版的一本关于香港的书，把郭伯伟从头赞到尾。我知道，因为我是该书的书背写颂辞的其中一个。

智商归智商，郭老的个性也重要。他坚守自己信奉的原则，寸步不移，既不卖帐，也不讨好。这样的行为能在香港掌管经济十年，不能不说是奇迹了。读者要知道，昔日香港的财政司是手握大权的独裁者——这点昔日阿康不同意，但今天他逾知命之年，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对世事的看法应该朝老人家这边走。我知道昔日香港的财政司是个独裁者，因为一九八三年底财政司彭励治考虑引进钞票局（Currency Board，今称联系汇率）这个货币制度时，几番跟我研讨。我问他：“这么重要的政策转变，港督上头怎样看？”他回答：“没有问他意见，我决定了怎样做会通知他。”彭老之后，跟着而来的翟克诚再没有这样的权力，而彭老本人辞职不干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应酬利益团体。如果郭伯伟当年要应付的是今天香港的政治体制，他不容易有什么作为，而名垂千古的机会更是免问了。

也是当年，不仅港督老板上头无权左右下头财政司怎样做，一个财政司退下之后，不能过问跟着的财政司做什么。我知得清楚：彭励治考虑联系汇率制度时，赞成这制度的郭老退了休，但还健在，而反对这制度的夏鼎基不仅健在，而且升了级，是彭老的上司了。郭老与夏老这两位前财政司认为不便向彭老提供意见，要通过我这个中间人。

香港采用一位英国爵士发明的钞票局（联系汇率）制度有悠久的历史了，一九七三之前与英镑挂钩。郭伯伟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认为够简单，基本上政府什么也不用管。他曾对我说，他在任主理这制度时，只用三几个人手， 而自己每星期花不到两个小时跟进。香港的钞票局一九七三年在夏鼎基主理经济时取缔，换来浮动汇率。一九八三年底香港再采用钞票局，与美元挂钩，由彭励治主理。彭老也倾向于无为而治，把这制度管得简单。大约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在资料上看到港元的货币量止跌回升，知道彭老是成功了，写信去恭贺他。他很高兴。想不到，后来由任志刚主理钞票局，竟然发展成为今天金管局那么庞大的机构，职员七百多人，每年支出十多亿！这不是权力使然，而是权力“欲”使然也！今天的香港是否还有钞票局这个货币制度很难说，但郭老无疑会说：“我为此感到悲哀。”

有趣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英镑突然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港元当然也跟着贬。但不到几天郭老把港元兑英镑的汇率提升了百分之十，又再紧守。这是郭伯伟，反应快，判断准。

郭老思想清晰，推理快。他喜欢按着原则以简单的方法处理问题。例如他坚持的税制是地球上最简单的：不累进，没有什么退税或扣税条款，不管是个人的收入税还是企业的所得税，一律是百分之十五左右，历久不变。进出口的关税一律是零。物业征收的差饷说明是差人（公安）的粮饷；物业税说明是皇家的地租，微不足道。

郭老也反对政府补贴任何事项，曾经直言政府补贴教育是没有原则的行为，只是他作财政司时好些教育及医疗的政府补贴已经存在，难以取缔。跟今天香港政府的乐善好施相比，仿若隔世：今天香港政府提供的庞大福利综援 支出，在郭老时代无法想象。

我认为郭老在任时有一项严重的失误：香港有租金管制。虽然这管制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他没有迅速地拆除。可见租管这回事，来时容易去时难也。我知道他对政府提供廉租房耿耿于怀——起自他上任之前，但上任后还继续 增加。这方面我给他安慰，说：这么多的难民跑到香港来，不给他们栖身之所治安你管不了。他听着，显然感到高兴。后来廉租房搞得一团糟，彭励治问我怎么办，我说全部廉价卖出去算了。过了不久彭老找我，说依我的建 议去办，但遇到几个利益团体的反对，办不到。今天中国内地没有什么难民，也大手推出廉租房，老人家劝而不听，将来他们会知道老人家料事如神也。

郭伯伟任财政司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遇到的困难上苍也解救不了。这段时期前有弄得饥荒遍野的人民公社，后有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偷渡、游泳到香港的内地同胞无数。一九六七、六八年间香港因而出现了近于无 法处理的暴动。到一九六八年，香港的地价及楼价跌到近于零！这边厢身无长物的偷渡客每天数万涌进，那边厢有点学识及财富的香港人纷纷离港，跑到加拿大等地方去。然而，就是在这最艰苦的十年，由郭伯伟掌管经济， 香港的人均实质收入上升了百分之五十，贫困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

一九六一年香港的人均收入只有英国的四分之一，到九十年代则超越了英国。郭老铸造下来的处理经济的法则说不得笑。在文革近于尾声的七十年代，由夏鼎基掌管经济，小小的香港，在成衣、玩具、手表等约五项重要的工 业产品的数量，皆冠于整个地球。是来自内地的难民及偷渡客的勤奋操作的成果，鼓励着他们的是郭伯伟划定下来的经济制度。

香港的郭伯伟与重庆的黄奇帆怎样比较呢？困难不是不能比，而是我跟黄市长不熟——见过他三次，倾谈只是最近的一次。前文写黄市长，一位朋友在网上算算，各路英雄读者的点击加起来近百万。不怎样了不起——文章逾 百万点击的常有——但该文主要是写经济理论，近百万点击是罕见的了。可见黄市长在内地的大名是家喻户晓的。

论本领，我们当然要先说工程的困难程度。我说过重庆是一处不容易搞起经济的地方。然而，从困难程度衡量，郭伯伟在任的六十年代的香港应该比今天的重庆困难。另一方面，黄奇帆主理的重庆经济的发展速度，则远比郭伯伟时代的香港为快。不止此也，在转到重庆之前的十年，黄奇帆是上海浦东发展的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创造了的是另一个经济奇迹。

郭伯伟不要看统计数字，黄奇帆不仅看，而且多看。处事的手法有别不论，我认为他们二者面对的局限条件不同，需要知道的讯息因而有别。黄市长要从毫无经济的基础起步，不能没有策划，而此策划也，不能没有各种数据 作为依凭。郭伯伟当年处理的香港虽然灾难重重，但市场运作的基础可能冠于地球。一七二○年，康熙皇帝在广州设立专为对外贸易的公行（起初是七家，后来是十三家，世称十三行，鬼子佬称行商）。香港位于珠江出处，港口绝佳，善于贸易的商人早就满布了。这是远在上海崛起之前，虽然在解放前上海是后来居上的。

我这个老人家从来不用名片，而除了替他人写推荐信从来没有说自己是教授。然而，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到处的人皆以“教授”称呼我。教授的一个职责是给外人打分。那就让我试行打分吧。如果诺贝尔的经济学奖不是给发明方程式的大师们，而是给为人类生活改进作出大贡献的奖项，请我提名，在知道的近代人物中我会怎样排列呢？我会首推邓小平，次推朱镕基，跟着有三位平排：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郭 伯伟。黄奇帆呢？他还在盛年，来日方长，既有机会再创奇迹，也有机会心不应手，今天打分是太早了。还有，我认为黄市长今天的“独裁”权力，比不上昔日的郭伯伟，所以是得是失，打分的比重是会较轻的。

一位大师对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不应该限于可以直接衡量的。影响自己管治之外的其他地区同样重要。引进对外的影响作考虑，我要把郭伯伟的分数大幅提升，升至朱镕基的层面，甚或过之。这是因为在中国改革初期，香港的经济奇迹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制度讯息的传达或是香港商人身先士卒地跑进内地去的拼搏，是给中国提供改革不可或缺的局限转变。这样看，代表着香港传统的就只是郭伯伟一个人站着。邓小平先生呢？古往今来无出其右！

一九八三年，当我到北京跟钱俊瑞等老干部朋友倾谈时，我直言：“不要说我不懂中国；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比你们少。你们还是看看香港吧。那里有些什么呢？主要是来自中国内地的难民及偷渡客，是这些一穷二白的中国同胞把香港的经济搞起来的。为什么他们在香港可以，在内地不成呢？”当年我每次举香港为例，北京的朋友皆无言以对。

时移世易，舞榭歌台，昔日香港的居民不仅到内地投资，也带进了郭伯伟创立下来的关于市场制度的讯息。今天是倒转过来了：内地的自由行者到香港买楼购物，支持着香港，而一些朋友则恨不得香港有个黄奇帆。思之怆然，能不感慨乎？何其感慨之为甚也，能不感慨乎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