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逃，还是不逃？外国人的中国梦幻灭

Foreigners in China
To flee or not to flee?

这可能算不上一次外国人大迁徙。从以下三个例子来看，这甚至都满足不了满头银发的老记者关于大迁徙的定义。

单独来看，只是两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籍居民为何决定离开这个国家的真诚吐槽。即便这些外籍居民是小数人群，但这些小众已然掀起大批“中国通”感同身受的情感关注，这些选择在中国安家置业的外国人时常称自己为“中国通”。

在北京扎根了23年，我也算是“中国通”的一员。我饶有兴趣地阅读这两篇报道。对我来说，我从不打算匆忙离开一个地方，更不会放纵自己通过粗浅简单地比较家庭、地理与社会环境来抉择定居于哪里。但是，这两篇文章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毕竟外国人不是唯一的人群在思考和选择是否离开中国。

在一小部分有能力有办法离开的中国人中，已有很多人冒险尝试，还有更多的人开始计划着移民了。去年十月，中国银行和胡润富豪榜联合发布了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在资产超过一千万的调查对象中，已有14%的富豪现已移民国外或开始起草移民文件。另外46%的富豪声称考虑移民。今年三月，一家北京报纸认为这份调查可能低估了中国富豪移民的数量。

在最近的一则外国人为何离开中国的文章里，一位名为查理·卡斯特的美国电影制作人、编辑和博客写手表示，他之所以离开中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并且这些原因与他和中国知名主持人杨瑞展开公开争吵后所受到的丑恶威胁无关。但卡斯特的确对中国缺乏出版自由与开明法律的环境感到压抑，他提到，他在中国的这几年不仅是精神受到压抑，灵魂受到摧残，甚至时不时受到惊吓与威胁。

然而，他还指出一个更大的问题：空气污染与食品安全。这两个项是他决定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北京最重要因素，卡斯特简洁地写道：“我喜欢呼吸新鲜空气，而美食也是人生趣事”。

不必担心这些问题会被轻视。如今中国政府已经为改善城市日渐恶化的空气质量奋斗若干年了。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力度甚至高于洛杉矶或伦敦这些相对发达的城市。即使如此，要改善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还是需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同时，北京卫生部官员称，即使排除吸烟率增加的因素后，在过去十个年头里，北京肺癌患病率还是提高了60%。

正如卡斯特所说：“北京糟糕的空气质量众所周知，在北京抱怨空气质量差太过老梗，北京居民只能尽自己所能地去应付这个问题”。北京去年的平均期望寿命为81.12岁，虽然和纽约的80.6岁，伦敦较好地区的男子平均期望寿命84.4岁比起来相当值得歌颂了，但北京空气质量和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日子一样恶劣，北京81.12岁的平均期望寿命显得毫无意义。空气和食物依然糟糕，但似乎人们确实像卡斯特所写的，“应付了”这些问题。

如果仅以生存为目标的话，也许，直接解决公路上的问题会比关注令人痛苦的空气质量更为有效。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项有趣的调查，调查发现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害对中国一线城市的平均期望寿命率有惊人的重大影响。

经济学人的兄弟组织，经济学人智库，为我们提供另外一个有益的视角，该智库在当月发布了全球140个城市的最新宜居度排行结果，北京排名第72位，而上海位于第78位，远远落后于那些常年居于前列的花园城市如墨尔本、温哥华和维也纳。但是北京与上海排名也远超伊斯坦布尔，迪拜和里约热内卢，这些都是令当地人十分自豪的城市。

当然了，没有比糟糕的空气与不安全的食品更影响生活的质量。恶劣空气与食品危机不仅是卡斯特离开中国的首要原因，也是促动胡润与中国银行的联合调查中那些富豪们选择移民的最重要动机。另外，中国过高的腐败程度，不稳定的法律体系以及糟糕的教育系统也是他们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一些有手段的人担心会有司法人员上门调查他们是如何敛财，很多政治高官认为有必要在风平浪静时候为垮台制定应急计划，很多人都担心垮台随时会发生。就如我们五月份所写的“赤裸官员”一词，“赤裸官员”通常用来描述大量的中共党员和公务员将他们的家人和财产转移国外以做最坏的打算。

马克·基托，一位1986年就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他的文章冒险地展开更多令人深思的领域。在中国做了16年生意后，基多决定他已经待够了。他离开中国的多数动机跟那些中国富豪一样。他同样指出：“我家人呼吸的空气与吃下的食物给正在伤害我们身体”，但他还指出：“我之所以离开中国最重要的原因是”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基托所经历的其他方面可能不仅仅适用于外国人幻灭的原因，基托写到：“我已经用尽所有对中国的爱，我只能从我的中国梦醒来”。

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那时基托刚结束自己的研究生生涯，他提到他学生时代所经历的广泛差异。虽然乐观主义的氛围尤存，但是他能察觉到：“在共产主义的领土上正吹起商贸的微风”。基托埋怨中国突然从一个传统家庭为中心转向个人主义的文化，开始奔赴物质主义和铺张消费。

基托还写到，他希望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人。他了解到这个是不可能实现，并不是他天真才认为这是可能的。他最后发现“成为团体的一份子，而不再是圈外人的愿望”是无法达成的。但他仍满怀希望地总结到，总有一天，成千上万他所认识的中国人定将把中国改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他说：“那将是成为中国人的好时候，甚至是可实现的”

关于上文基托所提的，我保持怀疑的态度，很难想象基托先生梦想成为一个中国人，或者把基托当做一个中国人这事儿是无法实现的。我认识一个美国人，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搬到中国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在六十年代，他拿到中国户口，在同一个北京四合院住了六十年。一有拜访者，他那些邻居都会很帮忙地为访客指出这位老外国人的家门。

尽管有困难与挑战当前，还有无法成为中国人的一子这样的事实，还是有很多包括我在内的“中国通”，愿意继续待在中国。这片热土，瞬息万变，并在全球范围日渐发挥重要角色，它所激发出的热情与所带来的机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各国年轻人选择待在中国。

无论中国日后将何去何从，身处之中去感同身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还是一件非常吸引人的事，即使以“永久旁观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