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党禁是民主转型的起始阶段——自由化的核心。
先看看下列事件及其所透露的信息，它们构成了当今中国的政治图景:
- 快速经济增长迄今是共产党统治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但是每年两位数增长的好时光似乎已经一去不返。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担忧，中国的经济危机正在来临；
- 公共安全支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维稳”经费，比军费还高，而且，实际的支出要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还高；
- 温家宝从过去只对外国人谈民主、谈政治体制改革，转而在国内频繁谈论，而吴邦国则提出必须坚持“五不搞”；
- 王岐山推荐其同僚们阅读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托克维尔说，一个坏政府，当它开始改革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更容易被推翻；
- 民间要求对政改的期盼、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这些事件及其所透露的信息表明， 山雨欲来的景象似乎越来越明显。那么，正在召开的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会推动政治改革吗？
变革的关键
当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领导人的换届会激起很多人的希望。10年以前，当新一届领导人接过权杖的时候，许多人曾寄予他们厚望，希望他们会实行“新政”，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这一现象又在重演。虽然，“吃一堑长一智”，有些人因此变得比过去谨慎，但是，也许是基于“的确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了”的判断，总体上，人们比10年前更加热烈地讨论、猜测下一届领导人是否会实行政改。
中共十八大之前，不断有人在网上，特别是一些海外网站“爆料”，释放新领导人已经有意在上台后推动政改的消息。这些消息似乎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抚慰人们骚动的心。
在此，我不想八卦，讨论习近平先生是否会推动政改。我想指出的是，判断中国民主变革的关键是看其能否实现结社自由，允许独立政党存在。
当代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领导人的换届会激起很多人的希望。
渐进还是转型？
1989年以来，中国盛行渐进改革主义。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从较小的、不触动现行制度的大原则、不影响共产党统治地位的事项改起。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提出尽快开放党禁的要求，更没有提出在近期内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
在这些人看来，重要的是说服领导集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要求所提出的要求不能太高，不能对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否则便不可能被领导集团所接受，是不现实的。
然而，一个明显的道理是，如果连开放党禁、全国大选的要求都不提出来，那些重大的变革便更加不可能发生。由于不要求尽快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他们所主张的渐进主义实际上将民主转型推迟到了无限期的未来。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提法。追溯一下历史可以发现，这是由官方80年代初设定的一个提法。在官方看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不能改的，能改的只是某些方式、方法，所以，他们使用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表述。
今天， 应该超越含糊不清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明确要求民主转型。民主转型包括自由化、民主化两个阶段与维度。所谓“自由化”，也就是开放言禁、党禁，核心在于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民主化指示的是自由、直接选举政府。
替代性力量
有些人在论及中国政治转型时，经常感叹没有可以替代统治党的反对党，因而认为一党制仍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观点的矛盾、混乱是显而易见的：不存在替代性政党，正是一党专制造成的结果，以此来论证一党专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是典型的专制主义的自我证成。
在过去近30年中，全世界差不多有70个国家民主化。在那些国家，只有很小一部分，例如巴西、乌拉圭、韩国等，得益于历史遗产，在转型开始前存在比较强大的反对党——它们是曾经有过民主、重新民主化的国家，军人政变推翻民主制度后并没有彻底铲除政党组织。
其他大部分国家，例如我们所熟悉的东欧诸国，在转型开始前普遍不存在有影响的独立政党，也许波兰的团结工会(如果将其视为政党的话)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可以产生民主政党的萌芽和雏形，但是，独立政党的快速发展要等到开放党禁后才有可能。1988年，匈牙利颁布了新的结社法，不同的政党便涌现了出来。1989年，保加利亚删除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反对党也迅速组织了起来。
1986年9月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布成立、蒋经国政府没有镇压而是默许其存在，被视为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
开放党禁是民主转型的起始阶段——自由化的核心。只有愿意接受多党竞争并承担可能失去政权的风险，民主转型才有可能真正发生。东欧国家在转型后，共产党普遍改组成了社会民主党，与从反对派组织发展而来的政党形成了轮流执政的局面。台湾，我们知道，也是如此。
结论是再明显不过的：衡量政治变革是否在中国发生的关键，是党禁是否被取消或冲破，是独掌权柄已经60多年的共产党是否与其他政党平等竞选。直面开放党禁的问题，而不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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