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传教士1940年带领百名孤儿出太行记

作者：左效勤

　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在《六福客栈》中饰演艾伟德

从英格丽·褒曼到格里蒂丝·艾伟德

　　我喜欢山西，对山西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充满好奇和敬畏，尤其是那些鲜为人知而又震撼人心的事件，它让我兴奋不已，仿佛发现了一个湮没已久的古城。格里蒂丝·艾伟德（GladysAy lward）就是这样一个符号。

　　说来我是从英格丽·褒曼发现她的，由一个西方人又回归到山西这块故土上。

　　英格丽·褒曼对于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是家喻户晓了。我在少年时代那个封闭的环境了里就看过她的电影。这里不妨再介绍一下这位著名影星的生平和特征。褒曼1915年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孤儿出身，自小由亲戚养大，中学毕业后加入职业剧团，走上演艺之路。不久成为瑞典的大明星，后又享誉国际。她曾获得两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以主演《卡萨布兰卡》、《东方快车谋杀案》而嵌刻在大量中国影迷心中。

　　褒曼身高1.75米。星座：处女座。处女座代表完美之意。生死都在同月同日同一天，8月29日！ 国际社会公认她“以美丽、圣洁、自然而著称于世，是四十年代以来最受影迷欢迎的女演员之一”。1982年，因患乳腺癌术后淋巴并发症，逝世于英国伦敦寓所，存世67岁。身前她曾有过三次婚姻，四个子女。

原文发表于华声论坛
　　她的存在，无法用语言形容。让你不得不相信处女座的完美是存在的，是上天注定。完美真的存在过，上帝收藏了这朵玫瑰。

　　在2006年某一天，她出演的一部电影引起我的注意。这是1958年的老电影，《六福客栈》。在影片中，褒曼扮演女主角艾伟德传教士。之后，这部电影轰动国际社会，曾获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奖。让我惊讶的是，电影中发生的故事更加完美！而且发生地就在中国内地一个叫“阳城”的地方。

　　“阳城”？我的心中眼一动，我的故乡也有个阳城啊，莫非……接下来，我就明白了——正是这个被中条山包围的那个阳城。我兴奋不已。

　　冷静一下，我就思想，一个外国女子与这样一个闭塞的内陆小域能有什么因缘呢？从美国到中国，从英格丽·褒曼转换到这个艾伟德，再聚焦山西之阳城，真是超越时空的转换啊。这种文化反差让我充满了强烈的探索欲。从文化的视觉看，我隐约觉得里面一定埋藏着令人心动的东西。

“小麻雀”由伦敦来到中国

　　1930年12月底，一个28岁的英国女子做出了改变其一生的决定：到中国做人道工作。她叫格蕾蒂斯·艾伟德。在中国人眼里，至今仍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

　　有关其简历是这样：

　　格蕾蒂斯·艾伟德，女，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没有机会上高中，而是作为侍女，去照顾年迈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夫妇。侍女，在伦敦又被称为“客厅女仆”，在中国叫保姆。

　　从这个女子的情况看，她不能代表英国人，英国人在我们印象里，身材牛高马大，文明程度很高，而她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体重仅仅七八十斤，显然发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签，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给熟识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伟德与内地会》）

　　然而，历史证明她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

　　她在27岁信仰天主后，首先申请参加内地会，对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历而拒之。——内地会为英国医生戴德生（1832—1905年）于1865年创办，专门负责对华传教，是当时最大的同类的组织。后来，她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还是被淘汰。

　　于是，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生存，一边攒钱。1930年初，她又靠近卫理公会。在一次聚会中，她听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肯去接替她。艾伟德听了立即写信给她，希望接替她。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她呆的地方。

　　依据我们今天的思维，很难理解，这些英国人为什么要不远万里来中国？

　　这就需要阐述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近代以来，西方人把中国作为宣教的目的地，而20世纪初以后的中国、山西缺宣教士，亟需补充。这种情况与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有关。

　　1900年，义和团运动开始后，国人与在华的西方人矛盾激化，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西方人受到威胁。山东巡抚毓贤（字佐臣，属汉军正黄旗人）仇洋人最烈，等他调任山西巡抚，立刻推行极端的“仇洋政策”，与义和团搞到一起，很快就发生“庚子教难”，全世界的目光就聚集在山西。

　　情况是这样：同年6月27日，毓贤鼓动团民先将太原洋人办的教会、医院烧掉，毓贤在衙门登高观看后，兴奋地说：“天意也。”营官准备施救，毓贤不许。而后，毓贤看守城门，禁止教士出入，把避难于抚署的教士及家属儿童控制起来。次日，毓贤在巡抚衙门西辕门前，命人对这些寻求托庇的西方人大开杀戒，在场的西方人无一幸存。计有男女老幼30余人，仆役20余人，包括包括11名幼童。而后，毓贤命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馀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诸女遍饮……（见近人笔记《拳变余闻》）”

　　另一资料显示，毓贤将这46人尽数杀害，毓贤亲手杀死。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山西巡抚毓贤杀害内地会58名传教士和21名儿童，有的家庭甚至全家被灭门，连襁褓中的婴儿也难逃大劫。据说，毓贤曾亲手“手刃数人” ，其中有天主教山西北境教区正主教艾士杰。有的母子被推入火中烧死。这次屠杀加上本土教民据说死人数千，为祸最烈的地方，计有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等地。山西成为“基督徒流血最多的地方”。

　　有关义和团运动，国内、国际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几乎是对立的，有待历史检验。但不论如何讲，残杀西方妇幼是残忍的暴力行为，套用今天的观点，那是政府恐怖。主谋和组织者应该受到严惩。事实上，“屠夫”毓贤后来也受到清廷惩罚（迫于国际压力）——先是发配新疆，等走到甘肃时，又被改行正法收去性命，毓贤无疑成为了替罪羊。据说他临死时，自嘲：我杀洋人，洋人杀慈禧，慈禧杀我。

　　这次“庚子教难”，损失最大的是中国内地会。这个组织是19世纪末中国规模最大的传教团体，于1865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办。在1850—1950年一个世纪中，共派出超过6000名传教士到中国服务。1964年以后称海外基督使团。在这种情况下，内地会的戴德生，仍然坚持信仰初衷，不放弃、不离开、不申诉。还登报声明：内地会放弃对中国的索赔。这一声明震撼了英美两国的基督徒，受他的影响，更多的传教士继续深入中国。到了1914年，以传教士人数来算，它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差会。1927年到1932年间，他的继任者何斯德在英美发起“200人专案”活动，从1200名申请人中挑选了203名传教士分三批抵达中国，1934年内地会势力达到高峰，共有1934名传教士。在1929年1月，艾伟德到中国的前一年，中国内地会的宣教站达到840个。这时正是它的鼎盛期。山西的宣教站在中国可能是最多的，早期分布在以下13个地方，洪洞是1886年山西省总部,到1933年上半年，已有38个县的教区。

　　1930年10月，正是带着宣教的目的，艾伟德这个28岁的英国女子来到中国。

　　经过简单筹备，她从打工获得的积蓄中购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启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带著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着一本圣经和衣物，另一个是食物和煮饭的酒精炉），还有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2英镑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她们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而后她告别亲人，单独乘上了开往俄国的列车。

　　欧洲人到中国，当时最好的路线是选择坐船到天津，但是费用要比陆路贵两倍。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铁路。她的旅行路线是：沿铁路东行，穿越东欧，经过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

　　结果呢，这一旅程很不顺利。本来她是计划直达中国东北的，但事与愿违，火车被迫转道莫斯科后，才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旅行。一天夜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列三等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要继续东走，必须自带行李，翻山越岭地步行到下一站，一个叫赤塔（Chita）的地方。

　　这是西伯利亚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艾伟德摊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抵达赤塔时，发现车站到处是荷枪戒备的军人，还能听到稀疏的枪声。地方官员在检查了她的护照后，不准她上车，她不会俄语，只能打手势，对方用生硬的语言答复说：到中国东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儿来哪儿去。——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

　　在旅馆里，一个懂英语的妇女，在仔细看过她的护照后，为她解了迷。她指着护照的工作栏说：问题出在这里。原来“宣教士（missionary）”被误写成“机械师（machinist）”。由于当时苏联非常需要机械师，所以当地官员就粗暴地把她强行扣留了。

　　艾伟德恍然大悟。那个妇人警告她要赶快逃走，否则会被强留在西伯利亚。艾伟德双手一摊，面露难色，她说她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讲，怎样能离开这寒冷的大西伯利亚呢？那个妇人说会有人帮助她，说：“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坐火车到海参威，回头有人会安排。”面对这个神秘妇人，艾伟德她无法判断真伪，只能是半信半疑。之前，她遇过一事，一名地方官员在为她办交涉时，突然欲奸污她。因此，苏联留给她的印象很恶劣。

　　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跟着他，上了火车。经过长时间行驶，火车抵达苏联的最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一个美丽的小城。下车后已是黑夜，旅资已经所剩无几。她结识了车站附近一名妇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带她去码头。对方帮助了她。她终于登上一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日本商船，船长被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免费载她去日本神户。几天后，她又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

　　等艾伟德弃船踏上中国大陆后，已身无分文。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当洋车停泊在一个大门前时，她看到一个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样时，她异常惊喜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从伦敦到中国，超过1万公里，一趟多么艰辛的行程呵。她终于完成了。

连结中国与国际的“八福客栈”

　　艾伟德在天津休整小住了几个月。其间，靠着宣教中心，她找到了内地会差会办事处。她熟悉了有关阳城的情况，知晓从天津到那里，少说也有1700里啊，还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脉。1931年春，一个路姓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晋城，答应带艾伟德前去。于是，她们先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后，又换乘长途汽车抵达豫西北重镇焦作，而后开始北上太行山。汽车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颠簸数小时之后，终于穿越太行天险，行进于山洼之中。艾伟德到达晋城后，暂住于内地会宣教站，对于她这等于找到了组织。

　　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轻时号称“剑桥七子”之一，后长期在晋东南泽、潞两地传教，且很会经商。这剑桥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妇。她曾多次向英国总教会申请，要求派人来阳城接替珍妮，现在终于遂了愿。

　　对于远道而来的艾伟德，她非常欢迎，向她介绍山西及本地情况，指出注意事项，她告诫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遂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和行装。一个月来，艾伟德第一次体尝到了温暖。休息几日之后，艾伟德在同道的引领下，乘坐骡车、抬轿，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了命运安排的圣地— 阳城。——70年后，泽州到阳城仅仅需半小时。

　　阳城是座山中小城。教会的条件比艾伟德预想的还要差。教堂租住着一处民房，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从这里来来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个大院里，大院座东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还雇有一个当地厨子老杨。让她吃惊的是，房子不算小，里面堆着成堆的脏物，工人们正在清扫修建，仅有一个房间比较整洁。

　　73岁的珍妮在中国居住了已经50年，从风华正茂已到风烛残年。但她的口音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味，有时候搀杂的中国土语，让人觉出她在中国久居的印记。由于长期独处，她的性情有些怪癖。但见到她时，目光里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拉着新人介绍说，这是新租下的房子，当地人说这里“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别低廉，每年仅1英镑。她们相视一笑。对于这两个西方信徒，闹鬼有些滑稽，她们不信那个。

　　面对这样一个落脚地，艾伟德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但经历漫长的旅行后，也顿觉轻松下来。对于做过女佣的她，整理清洁是看家本领。她立刻投入了建设家园的劳动之中，几天后，全部房间已经整理得一尘不染了。

　　在阳城，她或者与珍妮办了两件事。一是协作珍妮，借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骡夫住宿，叫“八福客栈”。二是在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这在西方传教士里是第一人。

　　我们重点回到八福客栈来。

　　面对空旷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这个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骡夫住宿，厨子老杨正好可以给他们供应饮食。这样做，既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还能筹措传教经费。艾伟德连连称好，说正好可以把福音传播到四方，而后珍妮透露，准备将客栈取名八福客栈。“八福”？ 艾伟德明白其用意，八福与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关，原文有“八福”训导。这就是后来轰动西方的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

　　客栈办起来了，让她们发愁的是无人住宿，生意惨淡。——她们分析中西方还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当地人对她们这些外来者不理解甚至仇视，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当面就喊她们“洋鬼子”，怎么肯来与她们交往呢。怎么办呢？珍妮想出一个办法：让年轻的艾伟德站在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

　　艾伟德勉为其难去做了，但能否胜任她也没有信心。起初她是好话说尽，加上语言不通，累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骡夫们嘲笑着路边的她，吐着秽语，摔着鞭子扬长而去。这颇让她感到难堪。渐渐的，偶尔也有骡夫下车来看，当看到客店整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就动心了。

　　当偶有人住宿后，她们竭诚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进进，忙上忙下；艾伟德则是里外关照，试着与他们学习本地方言。她们想出的一个办法是——晚上给旅客讲圣经故事听。骡夫们也不关心细节，只是将其当成开心有趣的神话故事。就这样，随着天长日久，客栈人气愈来愈旺，生意愈来愈好。过了一段，客栈常常爆满了，连骡棚里也是骡子满员。

　　对于这两个外籍女士开设客栈，在当地颇有些争议。山西有句俗语：“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内涵是说有几种行业让人看不起，譬如车船店脚牙，其中“店”就是开客栈的；“脚”是行脚的，就是运输业者。连中国老百姓都看不起，而这两位高贵的英国女士，怎么能开起这种“下贱”的招待骡夫的客店呢？——79年以后，对于此举，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乍看“八福客栈”此名，还以为是哪位地下党弄的接头点，或者绿林好汉做的人肉铺子呢。

　　然而，此事出现就出现了，后来反而习以为常。这就是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其中的奥妙不得而知。过了一段，住宿的这些山野骡夫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吸食烟酒、高声喧哗，不再说脏话，哼唱黄色小调，而是学唱西方圣歌。文明的氛围弥漫于这座山地小城之中。

　　就这样，后来国际上颇为有名的“八福客栈”在阳城出现了。艾伟德用此来收留孤儿，救护伤员。1958年，那部好莱坞影片就以此为片名。稍有区别的是，《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国际上颇为有名。

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劳生的死亡。具体细节不详，我看到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二是传教时，从楼梯上失足，三天后不治而亡。总之，珍妮·劳生都是死于意外。这样，29岁的艾伟德成为八福客栈的新掌门。老杨仍在她身边服务。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练习中得到提高，中国话也基本能够运用了。这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

　　由于艾伟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响力在增大。有一天，连县长都光临八福客栈了——这位县长叫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解放妇女的缠脚），他准备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户宣传检查，以正风气。艾伟德经过考虑，答应替政府做事。而后，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帮助妇女放脚，借机传播西方文化。县长还发给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骡子，并派两名卫兵保护。
　　这样一宣传，阳城一带都知晓来了个矮个子的英国女人。后来，就连附近的典狱官都来找她。原来是监狱突发暴动，形势极为紧张，双方僵持不下。狱方想出一招，请她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平息对峙。艾伟德就以“人道身份”请出暴动领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再加罪。这样，监狱骚乱就平息了。

　　艾伟德还乐衷于收养孤儿，从事慈善事业。最早一次，她在阳城街上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妇人，而后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栈。此后小女孩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九毛钱就能买一个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性灾难呵！

　　美恩就逐渐成为艾伟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议下，艾伟德又收留了一个8岁男孩，特起名“少少”。接着，她收养了第三个孤儿，为之取名“宝宝”。收养的第四个女孩是8岁的“兰香”。而后，她收留的儿童、难民愈来愈多。后来，她计划建立一个饥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战争也从华北平原蔓延到了僻远的山区阳城。不幸的是，一天下午，两架日机轰炸了县城，投弹24枚，其中一颗炸弹竟然炸中了城边的八福客栈。正在房间中祈祷和平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等她被救出时，仅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然无恙。——这日本飞机如果有制导炸弹，大概不会轻易轰炸大英帝国的宣教站吧？

　　随后有信息传来，日军马上就要占领阳城了。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为了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几位孤儿和几名基督徒，转移到了到山区的北柴庄。她利用一孔窑洞，及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连续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她和难民们才又回到小城。

　　艾伟德的这种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官民。在场的中国人对她及属下有了更深的理解，连县长也用宴席款待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他请她坐在首位，并当着同席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一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伟德听说日军主力已经暂时撤离泽州，回到大城市过冬去了。她专程跋涉到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负责宣教站工作。身处战乱时期，他们得以相见，相互间欢喜异常。但一件突发事件却使她蒙上了阴影。

　　一天夜里，几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闯进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撒酒疯。艾伟德去交涉时，不想头部被一日兵用枪托重重击中，当场就昏倒在地。半天后才醒来。——这是日军对她的第二次伤害。

　　不久，戴维斯送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走了，他们要从烟台坐船回英国，这样艾伟德就暂时代为看守宣教站。几天后，卫立煌将军的国军进城希望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当时，教会的政策是严守中立。前来拜访的是一名情报军官，叫林南（译名）。这位上校谈吐文雅有礼，给艾伟德留下了良好印象——大概这就是后来影视所演绎的一段恋晴吧？他们在一起谈论善恶，林南指出日军是恶的象征，而中国的抵抗是“义战”，劝她助善拒恶。艾伟德也受到触动，饶有兴趣地同他谈论，两人还多次在泽州城的街道上高谈阔论。

　　还有一个人让她改变了中立立场，这就是欧洲人雷将军（General Ley）。她在深入山地时遇到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领袖，让她惊讶的是，雷将军原是天主教神甫，而现在却持枪成为抗日英雄。——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雷将军就是比利时人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天主教传教士，1901年来华，曾创办《益世报》，1928年，雷鸣远加入中国籍，1933年热河发生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抗战爆发后，雷鸣远极力主张抗日，率领教友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雷将军的经历让她受到了触动——他能这样，我为何不能呢？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放下戒律的艾伟德用英语回答说：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军暴行。除了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外，她还把所知的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国军，她说她是中国人，虽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暴行。——这些经历，在过去的地方史料里你很难看到。这个大胆的举动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成就了她的辉煌。

　　本来，在泽州看守阶段，她的一个任务是救助战争难民和孤儿。她们收容有200余名孤儿，1000余名难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她的临时助理晋本光（），率领100余名孤儿转移到了西安，那里有她们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儿，艾伟德建议将他们迁往阳城山区。回来的戴维斯表示同意。此时，艾维德本打算暂留泽州，继续照顾宣教站的难民。

　　但一个不好的消息让她改变了主意。正在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再次迫近泽州，路程仅有一天。情报员手里拿的一张告示让她震惊，上面用汉文、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这日本人情报够灵敏的，但他们有些太小气，区区100美元，就要捉拿这位国际知名的英国女子？！

　　艾伟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处在日军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不禁有些紧张。在权衡一番利弊后，艾伟德当天就带100名孤儿逃往了阳城。在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被猛击一拳，摔下马来，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她作了简易包扎后，逃回阳城。她与属下简单分析了敌情，感到形势万分严峻。面对日军的逼迫这样残酷的现实，艾伟德深感她本人无法在晋东南立足，只能远走陕西关中，那里有她们的基地；回头，她又舍不得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时刻，她不得不做出决策：带领这些孤儿出阳城，出晋东南，于是就有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大迁移。

　　时隔70年后，我们回过头来分析，艾伟德为何要带100名孤儿出太行呢？

　　因为她要躲避凶恶的日军追杀，西安是大后方，有她们的基地。那么，为何日军要追杀她们？因为她要抗日，为何她要抗日？因为她是中国人，出于正义的目的。而这一切开始于她在泽州的经历。也就是说，泽州改变了她的一切。

带领100名孤儿开始千里大迁徙

　　那场举世瞩目的大迁移，是艾伟德留给山西，留给世界最令人震惊的一页。她用她的人性的光辉照亮了山中小城。从这点考虑，我们不能用任何的观点否定它，否则你就是与反人类者同道。

　　关于迁移路线，有多种说法，我的分析，南下王屋山，西进西安比较可信。

　　看一下地图，阳城处在晋豫交界处，周围遍布大山，他们到陕西扶风，只能翻越中条、王屋大山，跨越黄河后，西行过崤山入潼关，才能安全起来。从这里到西安大约需走480公里山路，这样一支年幼队伍，她们能够走这么远的路吗？而靠身材矮小的弱女子艾伟德、1.45米和几个随从护理，能完成吗？

　　——写到此，我不禁想起了《圣经》描述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圣经里最为壮观宏伟的场景，摩西（Moses）领导60万壮丁加上家属后代，约在二三百万人，他们为了摆脱埃及法老王的奴役，冒险离开埃及前往旷野，开始自由的新生活。

　　后面是法老王的大批追兵，在红海边，他们陷入了绝境。现在，艾伟德为了摆脱日军的迫害，也在3000余年后，从阳城带领百十个幼童徒步辗转于山中，前往西安扶风去。虽然从规模上，无法相比，但所处的困境和体现的献身精神都极为相似。这也是艾伟德最为感人的一幕，她的壮举在1950年代震撼了西方世界。

　　让我们回到故事中来——

　　考虑到日军针对她的“斩首”行动，艾伟德决定立刻动身。关于其出发的细节我无从知晓，只知道她带着约100个孤儿，他们主要是晋东南人的后代。其中最大的一个是被解放的婢女素兰，较大的有她收养的美恩、兰香、少少、宝宝和另两名男孩子；而最小的一位只有四岁，需要有人抱着才能前行。

　　从这里到西安大约需走480公里山路，这样一支年幼的队伍，她们能够走这么远的路吗？而靠身材矮小的弱女子艾伟德和几个随从护理，她们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使命吗？知情人都在担忧。

　　然而，命运的安排是只能进，不能退。

　　行前她去向县长告别。已是基督徒的那位县长听说此举，担心说：“啊呀！那要攀山越岭，还要渡过黄河，很麻……”

　　“但我不能不走！”

　　县长见无法阻止，就关切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

　　艾伟德表示感谢。临别时，县长说：“以后，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艾伟德说：“我也为你祷告。”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行进于中条山中了。队伍是这样布置的——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38岁的艾伟德前后视察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县长委派的几个人，扛着几袋小米，目标是将她们送到黄河边。

　　为了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疲倦了就集体休息，饿了就从骡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营。经常有小孩子哭着要撒尿，行路就得时断时续；经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脚也磨肿了，行走艰难，哭着喊着，又现出无助。看上去，他们的衣服破烂，就像一群小叫化子。

　　只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支几十人的国军游击队，他们留给孩子们一些食物，这让他们欢喜了好久。一路上，她们没有遇到追兵，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常常连疲累也忘记了。

　　他们在艰难地登上一座高山后，前面的孩子开始欢呼雀跃起来，连连呼喊：“黄河！黄河！”对于这些山中的孩子，她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河流啊。艾伟德赶过来一看，果然是黄河。从阳城到黄河岸边，骡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领着这些幼儿竟然走了12天，总算是蒙神的佑护。

　　她们在休息一番后，又兴奋地往山下走，又是好长时间，她们才抵近那条著名的大河。此时，送行的几个人告别之后，就留下一匹拉粮食的骡子返回去了。

　　在河边，艾伟德集合起队伍来，鼓动说，过了黄河，就能坐火车到达西安，很快就会安全了。想到就要坐火车了，孩子们异常兴奋，发出了欢呼声。他们长期生活在山里面，甭说无人坐过火车，就是见都没见过。

　　然而，宽阔的黄河横在眼前，却没有一只渡船。如何能够渡过呢？艾伟德不禁焦虑万分，只能不住地祈祷。

　　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们望眼欲穿，粮食也接近告馨。就在第四天，从河南岸划来一只木船，而后下来几名国军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在没有发现危险后，才过来帮忙。等到接洽后，只见一名少尉，从包里取出一面大镜子，借着阳光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用相同方式回应。很快，就有一艘较大的木壳渡船驶来。此刻，孩子们开始叫嚷、欢呼起来，而艾伟德此刻连欢呼的劲也没了。

　　借助这艘大木壳船，这百十人分三次渡过了几百米宽的黄河，等到艾伟德最后一批上岸，她才如释重负，她知晓这里是国军一战区的防区，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

　　经当地军人的帮忙，孩子们在豫西搭上了运货的火车,可以由陇海线（大概走的是靠“庚子赔款”新修的灵潼线）直抵大后方西安。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孩子们都十分兴奋，竟然忘记了疲劳和恐惧。火车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时常，他们也根据火车的节奏下车去难民救济站吃饭。在挨近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边，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再前进了。西去西安的路，只能是继续徒步。

　　让艾伟德愁烦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越崤山小径，才可以到达潼关。而这条传说中的山径，队伍中无人清楚，打听一番当地人，结果连当地乡民都没走过。她从地图上发现，这崤山高山绝谷，自古以险峻闻名，历来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这么大个山体，谁又能说清楚呢？！

　　无奈之下，她只能凭靠信心，选择往前走。可是，走了没有多久，孩子们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已经失去信心了。半个月的行军，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艾伟德预感他们遇到了出太行最大的困难。

　　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想躺在路边不想管了。同行的仅有几个成年人，他们一手也救不了几人。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于是，哭声震天，哭过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她坚持的底线是：“一个也不能掉队！”在最困难的时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

　　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势渐渐开朗起来，终于，发现前边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筑，有人惊呼：潼关！艾伟德对照地图，确认肯定后，说：我们有救了！

　　潼关是陕西东大门，就在黄河拐弯处，距离西安至少有135公里。抵达这里，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徒步穿越崤山之险。在那里，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客车，抵达了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最后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突然就昏过去了。

　　等她醒来，发现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她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直到听到安慰，她才放下心来。

　　有人会问：怎么会有这么多伤病呢？这个我来解释：脑部受伤是日军用枪托打的；营养不良是饿出来的；伤寒、肺炎是路上引起的……哇，人们很难想象，这么多伤病，这么弱的身体，这么远的路程， 在缺乏足够食物和钱情况下，艾伟德以伤病之体带着100个3—16岁的孩子，从山西阳城逃出敌占区来到陕西，辗转跋涉大概480公里。她竟然能支撑下来。真是一件奇迹呵！

死也要留在中国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个孩子已去了陕西扶风，那里是最终的目的地。而后，艾伟德在兰州和成都，帮助救助贫困人和麻疯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伟德的身体又快累垮了。司陶卫医生劝她回英国休养。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18年了的英国。令人惊讶的是，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的天伦之乐。但想到内战中的中国，她时常为这个她的新国家而忧伤，此时，她从灵魂深处早已离不开这个多难的东方古家。

　　这时，伦敦记者瑞德悟（Hugh Redwood）闻讯后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从此艾伟德被国际社会发现；英国广播电台（BBC）的记者柏格斯（Alan Burgess）读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此书出版后，很畅销，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195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同她签约，把她在阳城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绎，使这个小妇人在欧美国家的民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艾伟德在英国修养一段后，一直想重回中国——中国成了她的祖国，英国反而让她找不见感觉了。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当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陆未成后，就找到了她收养过的一个孤儿，在香港救助大陆难民。因为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决定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着大陆，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情难以抑制。

　　1957年艾伟德赴台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1959年，美国展望会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那个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接着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再次报道她，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宫访问，并筹集资金帮助台湾孤儿。

　　1970年元旦，艾伟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到孤儿院后就一病不去。医生诊断是流感转为肺炎。两天后，艾伟德去世。她的死，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却不为大陆所知。但这不影响她成为20世纪人类值得深刻铭记的历史人物。

　　如今，她的墓在台北县淡水镇“Christ’s College”的校园内。碑文有蒋介石手书“弘道遗爱”。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头朝大陆，表达了这个英国人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八福客栈曾经唯一的遗迹：一口枯井，如今，这里已被住宅小区取代
　　寻踪六福客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艾伟德与中国、与山西的这段特殊经历和缘分，让我目瞪口呆，之后又感慨深深。首先是当这位富有牺牲精神和大爱的小妇人“感动世界”的时候，我们却一无所知，中国大陆不知道，山西不知道，阳城不知道！而在欧美，据说她的名字近乎于雷锋，影响了西方整整几代人。不仅如此，阳城这个山中小域也被西方人所熟知，如同中国人知晓朝鲜的上甘岭，知晓法国诺曼底一样。我不禁要想，我们的文化和导向究竟缺失了什么？是什么导致我们如此闭塞，如此麻木？

　　除了遗憾，我们只有感慨。我们的文化有问题，我们的观点是“父母在，不远游”，过多地关注自己及本族的事情，而对外面的世界，则显得有些被动、小气！一度时期，我们的价值判断有问题，我们的思维太狭隘，除了关注内部的事情，我们对海外太隔膜了。即使对内部，我们的关注点也有问题，像国军在晋东南的抗日，像“控烟狂人”卓祥表1985年走上长治街头……等等，我们一直是茫然不觉，或者熟视无睹！关于这位加入中国籍的英国人，在1950年代已经是世界闻名，而中国却懵然未知。

　　那么，中国人当时在干什么？作为一个民族的“先知先觉”的文化人又在干什么？历史记载，大陆所有人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反右。当时与世封闭的社会极少有人知道奥斯卡金像奖为何物，也不会去抄心此等咸淡事。再说，中国大陆当时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与西方社会融到一起。半个世纪啊，这桩足可以与“辛德勒的名单”媲美的故事竟然被雪藏了这么久！因此，面对过去，我们需要内省。

　　然而，大陆还是解冻了。先生是有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位英国女子的图书《八福客栈》，接着，近几年，郑州大学的一帮中外客人上到太行山，辗转阳城，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怀着朝圣的心情”，寻访格里蒂丝·艾伟德的遗迹。太行日报以《寻找六福客栈》为文，对此事进行报道，有文章披露，客人“不仅找到了艾伟德的残存到只剩下一眼枯井的八福客栈，还见到两个孤儿的后代”。打破这种雪藏的仍然是外国人。

　　2007年秋，我也根据网上资料对八福客栈进行寻踪。很遗憾，这个建筑已毁，其位置应在阳城县东关明月小区内，原址已经被一幢新家属楼覆盖。遗址向北隔一胡同，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四合院，门侧砖墙上仍然留有“基督教堂”的字迹。这就是70余年前珍妮·劳生和艾伟德传教之所。一个令无数西方人景仰、追寻之地。而我的感觉，震撼之后却异常复杂，真的想不到晋东南这块崎岖山地中，竟然栖息过这样一颗卓异的灵魂，我不知是该觉得这位传道者伟大，还是感到晋东南的神奇呢？！

　　也许都有。

　　另外，牵动世人浓厚兴趣的还有那些孤儿的下落。现在，已经很难调查清楚。仅知散落在阳城的两个孤儿里，其中一个就是演礼乡台底村的成敏贤（1935——1997）。他原名叫成张虎，9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他走。在信徒帮助下，他被送到八福客栈，后来迁徙西安后上了几年学，脱离教会当了国民党兵，后被俘虏投入解放军行列，随军占领大西南。复员后，成敏贤根据他儿时的记忆，重新回到了故乡以种地立身。并在这里结婚生子，直至去世。现遗有老伴及三子一女，皆为平常百姓，与普通人没有两样。其妻是聋哑人，比成敏贤小七岁，在老屋里孤独度日，唯有一串串辣椒相伴。儿女们忙于生计，对于父亲的传奇，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对那位英国小妇人的了解。

　　此外，晋城遗有艾伟德用过的书房，她的个别学生还存世，已届耄耋之年。想起她，我总是感慨不已。在我看来，晋东南虽然名人无数，但这个异族人却尤其让人惊叹。在其身上，我们看到了本土人所匮乏的超然大爱，看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辉；而这些都与其信仰有关。因为有信仰，她才能远涉重洋，才能够救护孤儿，才能反抗日军，才能眷恋中土……这是许多凡夫们所很难做到的。

　　我由此想到许多外国人曾经帮助过中国，二战时期，他们从异国他乡来到晋东南，其中有美国人韩丁，有朝鲜人陈光华和石鼎，有日本人崔清志，有印度人柯迪华等等……已知和未知的还有很多，他们身上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我们不能因为对方的外族血统而将其遗忘。山西人应该学会感激，这如同犹太人对中国在二战时期的上海保护他们心存感恩一样。好在艾伟德的事迹重又被我们所记起，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愉悦的！

　　记住格里蒂丝·艾伟德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意思，她是民国时代内陆山西与国际社会交流的一个极好范本。由她，封闭的阳城、晋东南、山西可以跟欧美联系起来，可以跟英格丽·褒曼、英国女皇、蒋介石联系起来，可以跟二战、游击战、内战、联系起来，可以跟台湾、香港、西安、成都、晋城联系起来……这么多的文化历史元素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实在是不多见的，我们理应为山西接纳过这个异国女子而欣慰，也为这个英国人帮助山西而感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想到什么呢？

上帝来过阳城——艾伟德与阳城六福客栈的传奇故事

　　关于格拉蒂丝·艾伟德的传奇故事，说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撕毁英国护照，志愿当中国人的女传教士艾伟德，经过重重困难，来到山西晋城的阳城县，开了家“八福客栈”（电影改名为六福客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收养了一百多名孤儿，后来为了躲避战争，又翻山越岭带领这一百多名孤儿从阳城逃难至陜西西安，途中饱受饥饿、疾病和各种危难，却坚持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动人事迹。

　　格拉蒂丝·艾伟德的传奇故事后来被英国记者写了书，书名为《小妇人》，还改变成了广播剧，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又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使艾伟德在中国阳城的故事广为传播，《太行晚报》的《寻找六福客栈》的文章，就是记叙21世纪的今天，一大群在郑州大学的外教，来寻找格拉蒂丝生活过的阳城，以及她开办的“八福客栈”。

　　小资青年的惊讶，在读完大量关于艾伟德的故事后，这惊讶就变得枝枝条条，像一棵从春天进入夏天的树，依着故事情节的养料，迅速繁盛起来。先是对这个故事背景的狠狠惊讶，我没想到这个可以和《辛德勒的名单》相似的感人故事竟然发生在我们的阳城县，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传奇又感人的故事，我们却浑然不觉，我们这一“浑然”，就“不觉”了七十五年（格拉蒂丝从1930年来到中国），到了1958年电影《六福客栈》热遍西方的时候，我们又茫然无知了将近半个世纪，如若不是这帮老外来阳城寻找“六福客栈”，我们也许还会让这个传奇继续雪藏下去。

　　第二个狠狠惊讶于格拉蒂丝在阳城的经历，格拉蒂丝从晋城下车后，辗转两天才来到阳城，人地生疏，加上自己又是个单薄的外国女子，她被当地人称作“洋鬼子”，她投靠的罗森传教士到中国已经五十年了，“原本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加上不自觉搀杂的中国话”，使格拉蒂丝几乎无法听懂她在说什么，也难怪，变异的英语加上怪异的阳城话，她能听明白才怪，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格拉蒂丝立足了，她把罗森遗留的房子改造成了客栈，而且把投宿的粗野的过路骡夫（相当于今天省际公路上的货车司机）竟驯化的彬彬有礼，“他们不再聚赌喧闹，不用脏话吓斥骡子前进，也不唱那些淫秽的地方小调，而是哼着诗歌。”

　　这样稀奇的事情连当时阳城的县长也注意到了，亲自来拜访了格拉蒂丝，还请她帮助政府推行“天足运动”，即说服当地的女子放弃缠足，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滑稽又为难的事情，但格拉蒂丝却坚持着去做了，只是她得答应县长，“只能讲圣经故事，不能传教”，县长是儒家文化里走出的传统官员，一时无法接受基督文化，是不会让这个奇怪的“洋鬼子”讲经布道的，然而没过多久，格拉蒂丝把县长的信仰也改变了，事情的起因在于，有一天，阳城的监狱发生暴动，一个犯人发疯似的砍死了几个同犯，谁也不能降伏，县长请来格拉蒂丝，没想到她用几句话就说服犯人放下了凶器，乖乖接受了管教，这让县长更加尊崇，经过一次长谈，阳城的县长也入了基督。

　　最为小资青年值得惊叹的是格拉蒂丝在阳城收养孤儿的善举，起先是有一天，格拉蒂丝在路边看到一个妇人在路边出售自己的孩子，于心不忍的她掏出仅有的九毛钱买下了这个孩子，到后来，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阳城，也炸塌了她的八福客栈，格拉蒂丝在瓦砾中爬了起来，重整家园，把客栈改成救护站，收留了因轰炸留下的40多名孤儿。1939年2月，日军闯入了传教士大卫在晋城办的孤儿院，企图强奸那些小女孩，偏偏是那样凑巧，格拉蒂丝那天正好在晋城，就用自己的身体阻止这些残暴的日军，又偏偏是那样传奇，日军一个下级军官数次用枪托砸这个弱小的妇人，却数次没有砸倒，换枪扣了两次扳机，却都卡壳了，格拉蒂丝教导那些惊慌的女孩子祷告，而日军还以为是她们的魔咒，在愤怒和讶异中收队离去。

　　回到阳城，格拉蒂丝决定离开这里，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后方城市西安，当她要把带一百个孤儿去西安的想法告诉县长时，县长无比惊讶，觉得这简直在做一件傻事，但格拉蒂丝坚持，这一百个都是神赐给她的孩子，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苦劝无效，只好多为她预备一些粮食，并派了两个已信了基督的士兵跟她一起上路。

　　就这样，在1939年，格拉蒂丝带领一百名孤儿上路了，从山西阳城到陕西西安，历经了半个多月的磨难，终于到了西安，她把这些孩子全部交给了宋美龄办的孤儿院。

　　故事到此，本也结束了，但我相信各位看到此，会和小资青年一样，要热切追问格拉蒂丝后来的消息，籍此，我也就简单叙述一下“小妇人”的命运：1941年，大病一场的格拉蒂丝出院，随后在1944年和1945年，去了兰州和成都救助麻风病人，1949年春，格拉蒂丝回到英国，BBC很快把她的故事写成书，书一出版就非常畅销，BBC还改编成广播剧，让格拉蒂丝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然而格拉蒂丝一直想回中国，但当时的新中国不承认她的身份，也拒绝传教，期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六福客栈》，伊莉莎白女王，还邀格拉蒂丝去白金汗宫面谈，格拉蒂丝后来辗转到了香港，又通过关系来到台湾，她在台湾开办的的孤儿院却被合伙人所骗，但格拉蒂丝并没有绝望。1970年元旦，格拉蒂丝患上恶上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孤儿院后就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性感冒转为肺炎。两天后，格拉蒂丝死在她所爱的中国另一块土地上，按照她的遗愿，她的头的方向朝着中国大陆，朝着我们的阳城。

　　《寻找六福客栈》报道了从郑州大学来的这帮老外寻访阳城的事情，他们是忠实“格拉蒂丝”迷，当他们踏上这个传奇故事发生的土地时，激动异常，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不仅找到了格拉蒂丝的残存到只剩下一眼枯井的八福客栈，还见到两个孤儿的后代，文章中说，他们几乎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的，然而在这之前，这无比宝贵的八福客栈，“阳城不知道，山西不知道，中国也不知道，那个无比宝贵的八福客栈不知什么时候被毁掉了，如果它还存在，或者被我们宣传出去，外国人也许会忽略掉郑州、太原、而直奔阳城。”

原文发表于华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