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中央恐房产泡沫与债务危机共振

8月1日，审计署开始对政府性债务全面审计，包括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摸底。

早在2011年，审计署曾经对省市县三级政府债务做过一般性审计摸底，但结果至今没有公布。到底是没有摸清事实，还是不敢揭开盖子，无法确定。不过从政治角度看，要是没问题，早就当政绩宣传了。

在审计署启动债务审计前，美国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境外舆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步底特律政府后尘。此后中国迅速启动债务审计，这一方面意味着地方债务问题令人担心，另一方面也表明新政府想搞清家底，分清责任，避免不黑不白。从情况看，中央政府对债务情况心中无底，对现有统计数据更是不信任。此前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推算过地方债的大致规模，但差别很大，数据相差最高达三倍，凸显地方债务结构的复杂性和隐蔽性。

按照中国现有政治制度，地方政府破产可能性近乎为零，但地方债理论违约概率会很高。如果地方债出现大规模违约，必然牵扯到银行流动性管理，即便地方债可以展期，借旧还新，仍可能影响到银行的资产配置和资金链，导致银行系统出现支付危机。

中国经济集聚的两大危险点是地方债和房地产，不幸的是，地方债又和房地产联系密切，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进行还债，这也意味着，一旦土地财政枯竭，或者是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到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那么地方债危机就会全面引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房地产问题也是无可奈何，既担心泡沫破裂殃及地方政府和银行，又担心泡沫继续膨胀引发社会不满，导致政权危机。

因此，化解地方债风险和消除房地产泡沫成为新政府的两大难题。由于上半年经济增速放缓导致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这让地方政府雪上加霜。如果说，维持一定增速有“十八大”政治要求的话，那么经济上也需要维持一定增长，以保证地方政府获得稳定财政收入。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强调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基调，把“稳增长”放在首位，这是现实主义的政策选择。历史经验看，无论政治制度如何，政府都会把经济稳定放在第一位，这往往与执政地位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结构调整二十年动静缓慢的原因，也是“4万亿”政策出台的逻辑基础。

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心在增加，很可能延缓结构调整步伐，也对房地产调控心存忌讳。政治局会议没有提到房地产调控，强调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这被房地产界认为是大利好，此种看法实际很短视。从中长期看，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银行去杠杆，总体上流动性偏紧，因而房地产长周期调整即将到来。目前政府不提房地产调控，实际具有功利主义想法，因为政府担心房价下调不仅影响银行，而且助推地方债出现支付危机，二者共振导致银行系统出现大的风险。从更深层次看，新政府不想为房价崩盘买单，由市场自己刺破泡沫，那么成本自然由市场承担。

当然，如果银行出现支付危机，依靠增发货币也能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但政府真正担心的是居民预期逆转。如果银行支付问题严重，要依靠央行救济支撑，那么在美元QE退出背景下，可能引发全民性的兑换美元热潮，从而诱发银行出现真正的崩盘危险。

现在中央政府和学界都担心地方政府缺乏还债意愿，由于干部安排制度存在缺陷，地方权力首长只考虑短期经济利益，而不考虑未来偿债能力，甚至根本就想让中央财政买单。他们深信，政府不会破产，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信心比黄金还要珍贵。

如果中央政府能够逐渐消解债务风险，也就不会惧怕房地产泡沫破裂，而是让市场自己去抚慰伤口。在这个过程中，恼人的问题是，因为货币超发造成要素价格扭曲，实体经济没有吸引力，因而政府要增加财政收入还得靠投资驱动，但民间投资启动困难，政府可能忍不住又要拿出那只闲不住的手。

作者刘杉 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南开大学国经所客座教授
来源：IB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