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一种倾向，总把中国工人看作是纯粹的受压迫者，没有权利，没有工会，没有希望。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什么都要采购"中国制造"产品的世界各大品牌有责任帮助中国工人提高生活质量。《中国劳工通讯》创始人韩东方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应成为全球工会运动中心。这篇文章就认为，上述这种看法大错特错。
文章回顾说，2010年夏天，日本公司本田(Honda)在中国南方开设的一家工厂的数百名工人发起了一场具有开创意义的罢工，从此以后，就没有人能说中国工人都是受害者了。本田这家在华工厂的工人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涉及其它多家企业的罢工潮，表明中国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决心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工资、福利以及工作条件。
文章说，中国工人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也越来越有决心保护这些权利。过去，如果职工因为组织罢工而被解雇，只能就此作罢，重新找工作。但现在我们看到，被解雇的人把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复职，从而能够继续投入为得到更好的待遇而开展的斗争。
文章说，一些工人愿意、也有能力制定计划，民主选举自己的代表，与雇主展开对话，以此解决自己的不满。他们的阶级意识越来越强，他们从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出发，认识到只有通过集体行动，团结一致，才能达到目标。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政府现在似乎认识到了，允许工人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符合政府自己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问题在于，官办工会的领导和企业老板（往往是同一群人）却落后了。
企业所有者和管理层长期以来我行我素，他们不愿意改变或许不难理解。很多企业老板根本就不愿意与工人进行有实质意义的对话，在罢工行动迫使他们与工人谈判时，他们也只会做出很小的让步。
即使管理层同意坐到谈判桌上，以尊重的态度与工人平等对话，其结果大多也仅仅是一次性的解决方案。这比什么都没有强，但也绝不是长远之计。
显然，下一步必须构建一种稳定、长期的、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集体谈判机制，以缓解紧张关系，让员工和管理层都受益。但工人们需要一个他们可以依赖的工会，一个属于他们自己、致力于维护工人权利和利益的工会。
目前，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有些举棋不定。总工会试图跟上最新发展趋势，找到今后要走的方向。有一些迹象显示，总工会——至少是其中的个别部门——开始采取一种更加亲工人的立场。但总工会也必须欢迎普通工人，向他们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支持，使他们能够成长为有效率的工会干部。总工会也需要来一场重大的结构改革：目前总工会的组织结构与政府部门相仿。然而，总工会需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会，能够代表其成员开展集体谈判。
这可能有些一厢情愿，但看到中国工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和决心，我确信，他们将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提供变革所需的火花和推动力。毫无疑问，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工人运动，明天中国将发展出强大的工会。
作者认为，这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影响将不仅限于中国，还将对全球经济、对国际劳工运动产生深远影响。近几十年来，北美和欧洲有数百万工作职位转移到了中国。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中心，顺理成章地，中国也应该成为全球工会运动的中心。
中国一名前银行官员因使用伪造证件在北京累计购买40多套房产，日前被判处三年监禁。这是又一起受到高度关注的判决。与此前多起案件的被告相似，这名前官员的财富和特权也激起公众的愤怒。英国《金融时报》刊出米强的文章：中国"房姐"案刺激公众神经。文章说，龚爱爱一案——她的绰号"房姐"知名度更高——在网络上引发了各种批评，因为中国大城市中心地段的房价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现年49岁的龚爱爱曾是陕西省一家小型农村银行副行长，使用假身份证在北京购买了总价值超过人民币3.95亿元的公寓和商铺。
中国检方近一个月来颇为忙碌，忙着瞄准"老虎和苍蝇"——分别用来指代高级别和低级别的腐败官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展了一起大范围反腐运动，承诺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
对于中国精英阶层中相对次要的人物的审判，同样吸引了公众关注。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位知名歌手的未成年儿子上周因强奸罪被判处10年监禁。现年17岁的李天一两年前就因卷入一起打人事件而声名狼藉，当时他殴打了一对夫妇，并对围观群众叫嚣谁敢报警。
龚爱爱为她和她女儿所使用的假身份证支付了人民币30万元，她所面临的最高刑期可达10年，但检方仅建议判处两年半至三年监禁。很多网络评论员以及官方媒体对龚爱爱的资金来源提出了质疑。她坚称房款来自她从煤炭业挣得的合法收入，或者来自朋友借款。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在其网站上登出了龚爱爱的照片，她身穿一件亮橙色的犯人背心，站在两名女警中间，听取靖边县人民法庭宣读对她的判决。
龚爱爱的资产规模凸显出了中国富人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鸿沟，她办理多个身份证（户口）的能力同样刺激了民众的神经。在中国，农民工家庭通常无法在他们工作的城市取得这种居住许可证。而没有它们，这些家庭就不具备申请医保的资格，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就读当地学校。
在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临近之际，户口改革呼声日益高涨，但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反对。地方政府指出，地方财政担负不起将社会福利的覆盖面拓展至农民工家庭的成本。
"中国的"打老虎"运动" ——这是荷兰学者、历史学家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的题目。
自1949年10月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后，这个新政权的行刑队已经处死了数十万"敌人"，当时正值毛泽东发起党内反腐运动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解释道，不仅要拍"苍蝇"，还要打"老虎"。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鼓励下，各地的"打虎队"你追我赶，都想超过对方。
今天，习仲勋的儿子正掌管中国，他再次谈到了对中共合法性构成威胁的"苍蝇"和"老虎"。在习近平治下，官方媒体几乎每天都传出中共官员接受调查的新消息。
如今，反腐行动也与一场"整风运动"同时展开。正如1951、1952年一样，民主、自由和宪政这类不怀好意的思想必须剪除。就在几周前，据报道，有几个人仅因在网上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而被捕。
在1951、1952年时，除了少数得以宣传的政府腐败案，企业界也持续遭到打压。不听话的企业家连续多日被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偶尔被拖出去，到"批斗会"上接受工人批判。批斗会上，他们会遭到呵斥、羞辱，有时还会挨打。恐惧让一些人相互检举揭发。当时的财政部长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说，一些行业领袖站在台上吓得瑟瑟发抖，拼命相互指责揭发。仅上海一地，两个月内逾640位商人自杀。
如今，国家压制商业的运动不那么血腥了，但正如《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大量首席执行官在华成了人质"。针对企业的"反腐败"调查骤然增多，其中有很多是针对外企。曝光的最大的外企是英国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它被指控为提振药品销量向医生行贿高达30亿元人民币。所有企业都开始对照数不清的法规进行自查，尽管其中很多法规以前从未执行过。
1949年，中共"解放"了中国，到1954年，中共遭遇了党内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逝世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清洗了高岗。这位曾颇有权势的官员被疑与苏联关系过于密切。毛泽东把矛头转向高岗及其追随者，成功地把其他高级领导人拉到自己一边。薄一波就是打压高岗的人士之一，或许他是打心底讨厌高岗，也可能是为了仕途晋升。他的儿子薄熙来如今站到了审判席上。高岗受到秘密审判后几个月，试图开枪自杀，但子弹打偏了（后来他服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后开始了一场政治迫害，其他领导人受到指控，以反党罪被送到政治犯集中营。对薄熙来的审判是公开的——或者说近乎公开。但他的追随者一个接一个落马了。这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如出一辙，并不出人意料：毕竟，这就是一党制国家防止分裂的方式。
习近平曾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敬仰。2012年7月他参观了西柏坡村，1949年中共就是从那里向北京城发起进攻的。习近平站在这片"圣地"上，誓言要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一些外国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对毛泽东遗产的捍卫仅仅停留在言辞上，旨在安抚党内的保守派。但观察一党制国家的领导人时，明智的做法是，按照字面意思，而非推测演绎，去理解他说的话。习近平看上去从历史上吸取了不少经验，或许我们这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像习近平一样，认真研究中共政权的早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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