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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9日星期四

薄熙来大儿子李望知网站的首页文章 大陆酷刑的见闻与经历

【 阿波罗新闻网2012-04-18讯】  
(一)最恐怖的酷刑与时代

一九五七年笔者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极右份子”,三月十四日深夜遭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后来迫害升级,总共在二十多个不同的劳教、劳改所关押及强迫“就业”(俗称当“二劳改”),在专政机关的绞肉机里熬煎长达二十年,今将各种酷刑见闻及经历简述如下:

凡是被捕的嫌疑犯(称“未为犯”),与外界被绝对隔绝,由公安审讯员“预审”,实为秘密审讯。结案后才交监察机关起诉,法院判决,此制度至今未改,这是人们“失踪”的奥秘。

(二)最常用的酷刑

如 果嫌犯“不老实交代问题,”审讯员可用各种手段进行逼供,最通常的手段是给戴上手铐、脚镣、关入禁闭室(单人小黑牢)或布置众犯人批斗,高呼“不坦白死路 一条!”,震天动地,心脏病患者可当场吓死,必须指出,手铐的可怕,在于其戴法。遇上心狠手辣的狱卒,把手铐扣紧,铁齿吃入皮肉,流血与肿胀事小,触动腕 神经,痛得直钻心,才叫人谈铐色变哩!

六十年代,在北京第一看守所,我因拒绝死背“老三篇”给戴上背铐数月。直到调走,才解铐,在北京第一监狱,我只因写些外语单词,又成为“反改造分子”给戴上背铐,还吊起来,铁齿吃进腕神经,痛得我直叫唤。

第三种铐法,称“苏秦背剑”,从腰后和背后把双手铐上,形同背剑,极可怕,刘济昆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有如下描述:“使我的双手臂膀肿胀瘀黑,只有咬紧牙关忍痛。两天没喝水,却不停地流汗,小便就欠奉了,到了半夜,与其说我睡觉,不如说是昏迷。”

一九九九年在美国一劳改研讨会上,刘丹红作证,她于九十年代在武汉监狱目击一斯文的女死囚,用镣铐被固定在木板上,如同耶苏钉在十字架上,称“板子镣”,据说是最新的刑法。

还有叫“和手衣”和“猪嘴”的刑具,前者衣裤相连,袖口裤口都缝死,据说可吹气,后者形同防毒面具,戴上后,都可令人室息,不常用。

我只因“顶撞队长”一句,被禁闭一周,逃亡北韩引渡回来,禁闭四个月,有人禁闭一年,出来时我见他脸色苍白,精神恍忽,如同精神病患者,禁闭的痛苦,唯有亲身经历才可体验。

禁闭期间,每天只给三两七钱五的因粮(在北京相当于两个玉米窝窝头加上一块咸菜)只供囚犯呼吸的热量,不致于饿死。

此外,还有一种棺材式的禁闭室,囚犯只能躺下,不能坐立,最恐怖,外界似乎无人知晓。

(三)最简单而可怕的刑具与毒打

我未听闻公安使用老虎凳一类的刑具,然而,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绳,比什么都恐怖。在北京一监,同犯宋某只因小事,四肢从后面勒紧,仅前身著地,称“旱鸭泅水”。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运动时,在河北饶阳县看守所兼监狱,有些精神病的刘学文,只因骂江青一句话,被站岗的军人听到,判死刑。刑前把他五花大绑,整夜吊在院子中央的晒衣柱上,有意强迫四周牢房的囚犯观看,而那时是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酷寒季节啊!

调往衡水监狱,因在“犯罪原因”一栏里我填“逃跑北朝鲜”,不写“叛国”,结果,牢头一声令下“帮助帮助他认罪”,十几个囚犯立即蜂拥而上,把我毒打。

韩某被打成瘸子(跛子),一个医生被打断一条肋骨,都仅仅因为“不认罪”,有些劳改队打死人,牢头加刑,而“队长”的好官自为之。须知,这些暴行都是“队长”背后布置的,他们极少亲自动手打囚犯。

(四)最恐怖的酷刑与另类酷刑--挨饿

在 团泊洼劳改农场,有人只因拔些花生偷吃,嘴也被戴上嚼子(马具),现流亡美国的刘文波告诉我,他在河北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家农场参加过死刑公审大会,唯恐死 囚高呼“反动口号”,公安把木桩打入死囚的嘴巴(死因为国军汤恩伯将军的侄儿。)不比在枪毙前把张志新的喉管割断“仁慈”。

如今,公安,武警都拥有电棍,虐待囚犯最省事,最见效,无人不胆颤,西方财团只顾商业利益出售刑具给中共,应受谴责禁止。

长年挨饿和沉完没了的繁重劳动,这是另类酷刑。

在“预审”期间,把囚粮压得很低,利用饥饿逼供,无人不屈服。

一 九六0年我在河北清河劳改农场属下的“五八五”劳教分场劳动,最困难时只给我们吃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饽饽,因份量太少许多人都相继饿累死亡了。我因不甘于白 死,于六0年六月六日凌晨冒生命危险从于家岭分场钻出电网逃亡,在北京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多年后遇谭学文,他说“五八五”分场除他个别幸存,其余都饿死 了。已故包若望在《毛泽东的囚徒》一书中说“五八五”分场是“死亡营”,千真万确。

在饶阳县看守所,我们每年只有在中国新年吃到一顿肉,因缺蛋白质,人人身上都浮肿,邹某因不堪挨饿,抢吃爬进牢房的昆虫,中毒肚胀死亡。

在饶阳,中国新年那天有些高干子弟要求张所长允许囚犯买些糖果借此腹。张所长立即召开大会,怒斥道“给你们都吃饱了,你们还会怕吗?”一语道破当局逼囚犯挨饿的天机。

(五)没完没了的强迫劳动
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囚犯多,只有部分人参加劳动,加工塑料鞋。虽然属轻劳动,但当局强迫搞劳动竞赛,紧张得一分钟也不得停手。

在“五八五”分场,我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出工与收工,两头顶月亮;两人一副扁担,抬极沉重的混土上坡筑引水渠,一人突然倒下,鼻孔流黄液,奄奄一息,“队长”竟斥为“装病”,勒令两人左右把他架起来,继续抬重土,第二天他永远醒不来了。

我呼吁联合国及文明国家对中共施加压力,废除大陆各种酷刑的根源--劳改和劳改共产奴隶制度。

中国大陆必须建立文革及劳教、劳改酷刑博物馆,教育后代,永别酷刑。


韧锋小传
2001-7-23
我生于一九二八年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第四大城市棉 兰,与兄姐六人都是第三代华侨 ,故在家都说印尼话,兄姐都上英文或荷兰文学校,我排行最小,遇上战争年代,情况最特殊,上过英荷中文三种学校。

在日据时代,因深受反日左派老师的影响,公开反对奴化教育,遭亲日老师一个大耳光,从此罢学,组织秘密读书会,专读爱国与革命的作品(如《最后一课》和《列宁的革命故事》等)

战后读毛泽东著作,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共产党与印尼独立运动。我曾在新加坡上学和任教,加入马来亚(不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反对英殖民主义、“美帝”和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初赴香港报考中共办的达德学校,不久因遭当局封闭,我和一批南洋左派同学于同年被中共保送到北京(乘英国船)。中共中央为我们特设华侨青年训练班,以培养对外革命干部为宗旨。我个人后来转入华北军政大学,决心将来学成回南洋加入印尼共闹革命。

后 来因病退学,重返没上完的高中。这期间我因发现中共的暴政,于一九五二年决定出国。因不可能,于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本科(六年制)。一九五五年肃 反运动时无故遭迫害,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时因抨击肃反暴政,被打成全校学生中最大的“右派份子”,于五九年遭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因不甘于饿死,于六0年 钻出电网逃亡,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因判决书太荒谬,经上诉改判五年徒刑,但刑满后强烈“留场就业”,当“二劳改”。

六六年文革初期,当 局决定把“二劳改”都发配到新疆开荒,我因有病,与其死在沙漠,不如再逃亡。从北韩引渡回来后又判十年徒刑。七0年“一打三反”期间,当局决定把我和其他 一批人枪毙(原因仅仅我始终“不认罪”而已)只因查明我是归侨,才免于死。我得出结论:中共是世上最狡滑、最卑鄙、最残暴的政党、中共不垮,中国不会有自 由民主人权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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