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我看薄熙来案件

迷雾重重猜薄案

由于中共的黑箱操作，薄案甚至比林彪案件还难猜。可以说，在这个案例上（仅仅在这一点上，of course），胡中央比毛中央的透明度还要低。当年林立果同志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的活动等等，还是向全国人民及时传达了的。人民大众都知道，林彪是为了暗杀毛主席阴谋破产才跑掉的。真假不论，这说法至少能完美解释伟大领袖为何要把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及其死党拿下来，而如今敬爱的党中央推出来的对为何整肃薄熙来的解释，只怕只有台湾专出的愚而好自用的白痴才会 take at face value.

这是为什么？这说明了现代中共中央领导是何等虚弱，对自己能够稳住大局是何等缺乏信心。毛泽东不怕承认其权力斗争对手试图发动政变，甚至敢将“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头上，还通过中央红头文件传达到每个人那儿，而胡锦涛则根本不敢这么做。歪？

毛这么做，非但不必担心会引起党内动荡，甚至刺激其他野心家起来效法，还深信这些罪状将是一劳永逸结果政敌的WMD，抛出去就足可使对方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只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他那边，实际效果也基本如此。然而如今哪怕党内真有人策划暗杀胡锦涛，胡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绝不敢声张出去，遑论如毛那样将此作为彻底结果政敌的手段。

这是因为“谋害毛主席＝谋害上帝”，必然要引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而“谋害胡主席＝普通的homicide”，类似于普通的民间谋杀案，无非是干掉一个60年代才入党的积极分子罢了。借用孟子的话来说，便是“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这在奉暴力为天宪、坚信“狼羊律”的共产党人看来完全是小菜一碟。而若光是夺了他的大位，那就更是不值一提了。薄就是发动了政变又怎么的？共产党人不是从来坚信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么？只要薄“代表了历史潮流”，“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他就算是践踏了党内的潜规则，动用非常乃至非法手段取得大位，照样伟大光荣正确，是不是？起码坚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贾府里的焦大、老而不死是为贼的王希哲同志是这么认为的。

光从这小小的对比来看，任何客观中立的观察家，都不能不佩服斯大林同志的洞察力与发明力。他发明的个人崇拜（cult of personality，原意为邪教崇拜，中文翻译失真），确实是维持那极权制度高度稳定的最有效软件。去除了这个软件，则最高领导人便永远处于野心家的瞄准镜中。金家祖孙之所以能传三代，靠的全是这玩意。若是胡锦涛有这三根救命毫毛，那也就用不着如此战战兢兢，遮遮掩掩了。可惜他没有。因此，即使薄熙来倒台的原因确实是试图发动政变，他也绝不敢以此作为薄的公开罪名，he simply cannot afford it，否则很可能促发党内军内大乱，反而促成他的倒台。所以，他只能“外松内紧”，以别的罪名做翻平西王，而这恰是薄案的最突出的表观特点——公开罪名和理由，与处理的严峻以及党中央的极度恐慌之间，绝对不成比例。

那位说了，你凭什么不相信群众相信党？为什么不相信薄熙来之倒台确如中央所说，就是因为受到了薄谷开来谋杀案的连累？却要怀疑其后有政变的背景？

我当然无法得知真相，而且，我也不像某些海外媒体那样，声称有着国内高层的信息源。我只能靠官方提供的信息作逻辑推理，而正如已故高华先生以其不朽的巨著《红太阳》向世人昭示的那样，只要思维方法对头，靠公开的官方信息照样能相当准确地侦破历史的真相。

从已知官方信息来看，目前可以确定的几个事实是：

（一）薄熙来案件是89年以来中共遇到的最大的统治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八九风波”有过之无不及。
它体现在：

1）党政军警各部门各地方连续反复向中央宣誓效忠。在历史上，这种事只在毛逝世与“八九风波”之后发生过。

2）《解放军报》接连发表文章，承认“历史经验表明，每当党和国家面临大事，每当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刻，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往往更加尖锐复杂，影响稳定的因素也明显增多”，要全军“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袭，不为噪音所扰，不为流言所惑，不为暗流所动，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反复强调“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这种事，在我记忆中还没出过。

3）铁腕整肃惩治“传播谣言”的网站与个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副局长赵志国于昨日（12日）宣布，3月中旬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会同通信、公安等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已达21万多条，依法关闭的网站已达42家。如此大规模封杀言路的行动，在我记忆中只有“八九风波”后有过，其时有位沈阳的肖某（？）因为“散布谣言”被判重刑。林彪事件后照样谣言满天飞，民间都说，林是被导弹打下来的，多数人相信的也是这个，还从未听说有谁因散布这谣言倒了霉。

不仅如此，这次整肃还与六四后的整肃有个明显区别——中央竟然“挥泪斩马谡”，封杀了“乌有之乡”。须知如今国内的自由派与毛左，颇有点像文革期间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官僚集团看来，前者是不可信任的“野种”，后者是可以信赖的“嫡出”。连“嫡出”的喉舌都要封杀，说明这些人有可能卷入了平西王的夺权密谋。

以上三条，说明中南海处于极度惊恐中，而这绝不是罢免放纵家人卷入谋杀案的某高官可以引出来的冲击效应。

（二）王立军案难以自圆其说。
1）王立军为何不顾一切逃入领馆？迄今官方的解释根本就毫无说服力。王并不是某些媒体上渲染的那个无头脑的“彪子”。此人有勇有谋，胆大心细，否则也不会备受平西王的赏识了。而且，他身居高官，何以舍得在旦夕间视荣华富贵如敝屣，抛妻弃子，化装逃入美国领馆，申请政治避难？那只可能是：

A、他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而且还是immediate threat，也就是“危在旦夕”。

B、这危险不能以逃往北京解除。最安全的救命方案，是逃入领馆。

C、他有相当把握美国会同意他政治避难。此为甲案。若被否决，则乙案就是通过领馆——使馆——外交部等薄熙来无法控制的中转环节，直接向中央举报，让中央派人来将他护送出虎口。

D、他之所以敢于拟定甲乙案，并敢于自愿走出领馆，前往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疗”，是因为他深信他手中的干货足以使薄熙来倒台，而他能因立此大功而获得中央赦免。

很明显，官方所谓他掌握了谷开来谋杀案的证据或线索，去向薄熙来汇报，而薄熙来立即撤了他的职云云，并不能满足上述A点与B点。而举报谷开来谋杀之功，则不能满足上述C点与D点。政治局常委中就算有巴不得薄熙来倒台的人，无非也就是一两人而已（请牢牢记住，先后到重庆去为薄抬轿的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就有七名之多，其中还包括了皇储习近平），那些人会因为一个英国人死于非命就坚持原则，舍薄护王么？由此可以导出下面一点：

F、王立军手上一定捏了足以制薄熙来于死命的“政治错误”，换言之，他拿到了薄针对大多数政治局常委的阴谋活动的证据，而这超出了后者的容忍限度，使得他们必欲将薄拿下而后快。

我在前文中说：“毛泽东不怕承认其权力斗争对手试图发动政变，甚至敢将‘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扣在其头上，还通过中央红头文件传达到每个人那儿，而胡锦涛则根本不敢这么做。”“如今哪怕党内真有人策划暗杀胡锦涛，胡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绝不敢声张出去，遑论如毛那样将此作为彻底结果政敌的手段。”

有的读者无法理解此话。其实，是大陆人都该知道毛共与后毛共的区别。毛泽东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是绝对的，所以他的特点是“穷折腾”，到后期完全是在窝里反，专讲“路线斗争”，专门对自己人动刀子：“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最恨的就是“和谐”（这彻底违反了他的“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斗争哲学”）。他就是无事也要穷折腾，无端兴大狱，动不动危言耸听，声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把捧了他几十年的马屁精刘少奇打成“中国赫鲁晓夫”，何况是据说是有真凭实据的暗杀计划的林彪？即使是没有“政变计划”也要捏造出一个来。

但后毛共就再也没有了这种绝对的权威与控制力，党已经被毛折腾得五痨七伤，四分五裂，继任者再无毛的权威，只能当“箍桶匠”，拼命箍住迟早要散开的党。其特点就是“不折腾”，专门粉饰太平，专讲“和谐”，以“维稳”为“重中之重”。而所谓“维稳”，最主要的还是维持党内的稳定。因此，无论党内何等四分五裂，对外都必须打肿脸充胖子，死装出精诚团结的模样来，再也不敢提什么“路线斗争”了。赵紫阳是以“分裂党”为理由被整肃的最后一人。从那以后，党魁都只敢以刑事（贪腐）而非政治理由整肃政敌。就连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那些疾言厉色的话，也没敢挑明了“我们和薄熙来的斗争是路线斗争”。

因此，若是薄熙来真有暗杀胡锦涛的计划（虚拟语气），胡有那个尿脬敢向党外宣布么？笑话！胡不过是个争取熬到明年光荣退休的“维持会长”，敢公布这种必然给党的威信带来致命打击的噩耗，从而戳破“党的团结”神话，通告百姓党已经分裂到性命交关的严重地步，以致连党领袖都得提着脑袋过日子么？小胡再傻，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他还是懂的。若薄真有暗杀计划，他也只敢顶多让政治局委员知道，作为说服他们赞同严惩薄的有力理由，但连对一般的中央委员都未必敢泄露，对外宣传绝对只会按普通刑事（亦即不涉及篡党夺权）老路去处理。

2）王立军为何与薄熙来翻脸？据官方说，那是因为他向薄熙来汇报了海伍德（Neil Heywood）之死与薄的家属有牵连，招致薄的强烈反弹。

这就怪了。须知海伍德案乃是结案，不是悬案，也就是说，那案子早就结了，case closed。海伍德是去年11月死在重庆的，死后官方先是说他饮酒过量，酒精中毒而死，但通知其家属却说成是心脏病发作。海伍德的遗体未经尸检就火化了。既然是在重庆死的，又是涉外案件，当然这结论与处理方式一定会得到王立军的批准。

最重要的是，海伍德死后，并未在英国引起什么反响。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他的英国亲戚，都认为是正常死亡，都没有向中国政府提出深入调查的要求，遑论对中国政府施压。相反，不经尸检就火化的要求，正是家属提出来的。据英国《卫报》，海伍德的亲戚还驳斥了他死于非法行为的说法，认定他死于心脏病（Heywood's relatives had previously dismissed suggestions of foul play and blamed his death last November on a heart attack.），与他爹是一样的死因。后来听到海伍德是被谋杀的之后，他母亲还极度震惊，声称完全没想到（"I'm horrified. This has come as a total shock." ）

所以，经过王立军批准、在去年11月就结了的案子，在毫无来自苦主（包括遗属以及其祖国）的压力的情况下，王却又于今年1月间去主动重新启动调查，并于1月28日向薄熙来汇报，说他相信海伍德是被毒死的，而谷开来与此有关。这种怪事要发生，其前提是王立军乃是好莱坞电影上的司法英雄，毫无私心杂念，不顾一己安危，只有为正义献身的满腔热血。哪怕是蠢如绝代双白，也不至于会相信伟大的“洋共”、尤其是其烂污司法战线中会有这种英雄吧？

基于同一理由，王立军也不大可能被迫启动对海伍德案的调查。海外有媒体说，中央曾催逼王立军调查此案，而王正是为此被迫去重新调查该案的。此说似无可信度。

上面已经说过，此案虽是涉外死亡案，但最关键的一条，是苦主方面并无压力。英国政府是迟至今年3月份才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重新调查该案的，而英国驻华使馆虽然声称他们在本年初向中国当局 “转告了对案件的某些推测”，但同时更声明：“当时死者家人对案件的处理方式感到满意，而且也没有理由不相信警方的调查结果。”

这一条非常关键：连死者家属都满意，谁还有理由去怀疑警方调查结果？中央怎么会皇帝不急太监急？要中央插手此案，除非作案人员中有人向中纪委自首。但若真是这样，则中纪委根本就不会去催王立军，只会绕过他独立调查，因为他本身就有涉案之嫌。所以，王迫于中央的压力重新调查该案的可能性似可排除。

根据同一理由也可导出，海伍德案不可能是大多数政治局常委决定倒薄的理由。诚然，王立军到北京接受“休假式治疗”后，有可能将该案和盘托出。但那七位曾到重庆为薄熙来抬轿的常委（尤其是迟至3月7日还特地到全国人大的重庆组去吹捧薄熙来的周永康，人家可是主管政法工作的）若决心保薄，完全可以以此作为拒绝理由，反指王立军诬陷。即使他们同意重新调查海案，除非他们对薄已怀必去之心，否则绝不会仅仅根据一个叛国犯的一面之词，就同意免去薄熙来的重庆职务，并同意温家宝在招待会上作那番发言，要重庆政府“反思”。更何况这种案件必然非常复杂，黑幕重重，彻底查明真相需要时间，因此，除非政治局大多数常委除薄的决心已在此前下定，否则不可能光是凭王的举报，便迅速认定谷开来涉案，在短期内即向全国宣布，并加重对薄的处分。

（三）关于海伍德案的其他疑点
网上盛传，海伍德是英国间谍机构MI6的雇员，但据《纽约时报》，海伍德的熟人说，这神话本身就是海伍德自己造出来的，其实他不过是个牛皮匠。一个认识他的中国事务专家说，海喜欢故作神秘，装成是在许多重大事件幕后操作的情报官员，但他真正的唯一本钱，只是他与薄家的关系罢了。在他是英国间谍的流言传开后，他的一位朋友说，海伍德本人就喜欢想像自己生活在密谋中，不过他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这不是事实，他只是喜欢浪漫冒险，因此进入了谁也没去过的领域，最终却因为无力控制局势发展，断送了性命罢了。换言之，这只是个某人喜欢扮演007，却为此最终真的掉了脑袋的黑色幽默活剧。

值得注意的是海伍德的另一位朋友，我的洋本家芦先生（Mr Reed）的证词，洋老芦曾在海伍德死前与他多次共进午餐。海伍德告诉他，他已经有一年没见到薄熙来了，与薄瓜瓜也只是有偶然联系。海说，薄熙来的圈内人怀疑他对薄的影响，因此离间了他们的关系。他一度为此担忧自己的安全，甚至考虑过离开中国，但这种担忧不久就消退了，海伍德开始过上了与薄家无关的生活，云云。如果这些证词可靠的话，那它们提示薄家似无立即除掉海伍德的紧迫理由。

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每日邮报》于13日登出的消息，声称海伍德的遗孀王露露希望从使馆得到英国签证，能够带两个孩子逃到英国。据信，中国当局要求王在警方仍然调查她丈夫死亡案件期间不要离开中国，目前她家门口有军人守卫，去看望王的访客都被下令离开。王露露的朋友说，他们对王的安全感到非常担忧，而王也担心害死他丈夫的凶手有可能追杀她和孩子，云云。如果这报道可靠，则它说明苦主并不认同中央宣布的调查结果——已经失去自由的薄谷开来及其同伙怎么还可能去干这种事？

这当然不是说，海伍德不是谷开来谋杀的。不能排除王露露只是想借此机会移居英国，因而危言耸听。我的感觉是，此案因为涉外，若真是谋杀案，英方人员必定要旁听法庭审理，因此，薄谷开来及其勤务员有望获得近似西方的公平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当局不大可能为了倒薄就制造出个冤案来。我的看法是，即使薄谷开来真的暗杀了海伍德，此案也不大可能是导致薄熙来倒台的真实原因，只不过是个官方借口罢了。上面已经反复说过了，若是政治局那七名常委铁了心要保薄，要成功压下此案毫无困难。在中国，比这更黑万倍的案件都压下来了，一个叛国犯举报的算什么？

这一推测与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相符。3月14日，在中央宣布罢免薄熙来的重庆职务的前一天，温家宝召开记者招待会为此“提前吹风”，实际上是给出了对中央为何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但他只字未提海伍德案，说的却是“路线斗争”，亦即含蓄指责薄熙来违反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在此前谈政改时，他还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而在谈王立军事件时，他又偏离主题去讲中共的“弯路史”，很明显是影射薄试图推行文革路线，而这才是拿下他的真正理由。

由此可见，政治局常委决定拿掉薄在前，刨出海伍德案作为口实在后，符合后毛共把政治案“做成”刑事案的一贯作法。

（四）“唱红打黑”不是“路线斗争”内容
薄熙来倒台后，自由派同声相庆，以为那是毛左遭受的重大挫败，中国向左转的危险极大地减小了，而向西式民主法治社会和平演变的希望大大增加，许多人因此寄望于胡温或是下一届领导习李就此启动政治改革。反过来，海内外毛左尤其是那“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土匪司令王希哲哭声震天，也是因为误以为“右派”得势了。

我觉得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化。薄熙来并不真是“文革派”，而他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也绝不是他此次倒台的原因。

实际上，现代中共领导，无论是太子党还是团派，对毛泽东都非常崇敬，有着一种难割难舍的错综感情。首先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没有毛泽东以及他建立的极权制度（他们太无知，不知道那是斯大林的发明，却把那套归功于他们的伟大领袖），就没有他们今日为所欲为的无限权力以及子子孙孙受用不尽的富贵荣华。其次是国内尤其是党内风靡一切的成功崇拜、权势崇拜、谋略（＝厚黑学）崇拜，决定了他们对毛泽东这千古一痞必然五体投地，哪怕是父母备受毛迫害的太子党也是敬爱多于怀恨。这就是今上为何尚未登极时即去西柏坡朝圣，在“建国”60周年时的游行队伍中还要特地弄出个毛泽东方阵来。就冲这错综情结，指望现任中共领导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的中共领导同意否毛就是一厢情愿。前段辛子陵弄出个“政治局决定”来，声称胡中央行将与毛切割，完全是腾笑天下。

所以，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唱红”毫不反感，事实上，官方媒体大规模“红化”，影视中充斥了大量“红色垃圾经典”，恰是在胡锦涛上去后发生的。“打黑”对那伙毫无法治观念与人权观念的匪徒来说就更不在话下了。

总之，多数中央领导人对所谓“重庆模式”并无反感。就在上个月开两会时，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还盛赞：“重庆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锐意进取，扎实奋斗，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城乡面貌发生了新变化”，就连皇储习近平本人，也曾在2010年年底亲自光临重庆调研，不但肯定了“唱红”，更“高度评价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政治局常委中，只有胡锦涛与温家宝不曾去重庆为薄熙来抬过轿，温家宝可能倒真是出自内心反感，胡锦涛不去则绝无可能是意识形态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其庸主的“持重”本性所致，觉得薄熙来过于张扬，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有违邓小平确立的党内潜规则。

所以，这次薄被拿下，根本就不是因为他在重庆搞什么“唱红打黑”。中央比谁都清楚，薄即使掌了权，也只会在铁腕治党治国上效法毛泽东，顶多以暴力“为民作主”，搞点“国进民退”的“均贫富”，乃是某些小白激赏的“洋共”领袖，绝不会搞毛泽东那套愚昧治国，更不会在中国重演文革的暴民政治。正如普京并非斯大林的简单拷贝那样，薄熙来也绝不会是毛泽东的逼真复制品。两者继承前辈的，都是其意志、魄力与权术，并不是在政策方针上作简单模仿。温家宝在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哭诉“弯路史”，其实是指东打西。薄上台当然要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但引起大佬们惶悚的也就仅仅在这点上。若认为中央与薄的斗争是反文革与文革之争，那就是书生之见了。遗憾的是，就连张鸣先生，似乎也持此天真看法。

写完上文后，我看到了《多维》网“独家新闻”中的这段话：

“对于薄熙来在重庆进行的‘唱红打黑’运动，自始至终中央都没表示否定。表明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如果撇清其薄熙来个人的政治因素及运动式的处理方式，‘唱红打黑’本身并无不妥之处。反而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后所面临的现实情况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唱红’符合中共的基本属性，既能继续保持中共作为一个崇尚社会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又能对今天已经极度‘物质崇拜’的民众进行道德教化。而‘打黑’则更是应民所愿，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黑暗面进行清扫，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可持久性。”（【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2-04-13/58701990-2.html，下同）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多维有中共背景，实际上是中共用来在海外“吹风”的传声筒，代官方媒体说出不便直接说的话。这段话与我的独立思索完全一致，由此可见以上分析确实说出了中共领导人的心思。

（五）倒薄实出于不得已的非常决策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我曾写了篇文章在海外杂志上发表，预言此事终将不了了之，理由是胡锦涛并非毛泽东、邓小平式的大独裁者，不但是弱主，而且是庸主，最大特色是对百姓凶狠，对大佬庸懦，典型的团干部积极分子的作派。他公开宣布的国策是“不折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好“维持会长”即可。

当然，小胡也曾拿下方面大员陈良宇，但据《明镜》网披露，那其实是江泽民的决策。就算是胡的乾纲独断也罢，那是在他甫执政之时，非此不足以立威，无以令行禁止，但明年他的任期即将结束，又何苦去高调处理王案，把藏在壁橱里的骷髅刨出来，当众细细翻检那“建国”以来仅次于林副叛逃的最大的政治丑闻？这么做，必然给党的威信带来沉重打击，有碍于他在历史上的“维持会长”地位，更不用说在即将卸任前还去毫无必要地开罪有关利益集团了。

然而令我跌破眼镜的是，王立军案非但没有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反而“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狗扯羊肠，越扯越长，拉出无数好家伙来了。拉到现在，中央居然通过海外传声筒放风，说有可能处决薄熙来：

“有消息表明，中共已初步掌握了他数额惊人的海外资产，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最大的贪腐案件。目前有证据显示其个人亲自指示或参与了几起涉及命案的刑事案件。此外，个人‘狂妄自大’蔑视中央权威，甚至挑战和威胁中央领导层。根据中共高层对薄熙来以上‘罪责’的初步定调，这位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不仅政治生涯已经结束，甚至其生命也将因此终结。”（引文出处同前）

在我党历史上，还从无以刑法处死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先例，刘少奇、贺龙等人都是“被迫害致死”的，并非法庭处决，其妙处在于谁也不用负责，甚至可以赖到国民党头上去。而江青同志虽给判了死缓，但后来还是减刑了，最后是她自己上吊死的。而如今不但以庸懦著称于世，更以其表观上的四分五裂、党内大佬互相公开挑战、互不相下吸引全球眼球的胡中央，却居然有这魄力要去开这个先例了！

而且，这竟然就发生在现任党魁即将卸任之际。谁都知道，十八大是党领袖集体换班之际。现代中共党内权力交接是唐代“推举藩镇”的现代版，与西方政党选举毫不一样。正因为野心家们无法如西方那样以制度化、程序化的方式去满足其权力欲，只能暗斗，绝不可明争，所以权力斗争更加暗流涌动，凶险四伏。于是在接近集体换班之际，行将卸任的党魁都只会竭尽全力压住惊涛骇浪中的扁舟，避免翻船，可偏偏就在此敏感时刻，胡温却不怕引起党内权力斗争公开化，白热化，招致党的分裂，去“从重从快”大办薄案，甚至放风要处死他！

这说明什么呢？我上次那个预言，是依据常理作出的。而它所以落空，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了常理能预见的范围，乃是所谓的“非常事件”（extraordinary event）。若不以非常手段快刀斩乱麻，就有可能引出全党无法承受的严重后果。换言之，不处理或是从轻从缓处理薄案，给现任中央领导带来的危险，要远远超出了从重从快处理的恶果。正因为此，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常委才能达成共识，不但先同意罢免薄的重庆职务，后又批准公布谷开来涉嫌杀人案，对薄实行“双规”，继而又在海外放风要以重大刑事罪名处死他。

由此可见，薄案性质极其严重，给中共统治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构成了89年以来我党遇到的最大的统治危机，以致引起了中南海的绝大恐慌，迫使它不得不采取89年以来、甚至建党以来仅见的非常措施。

这就是为何出现了上文列举的一系列怪事，诸如党政军警各地纷纷宣誓效忠、《解放军报》一再呼吁军队效忠中央、铁腕封杀言路等等。这些怪现状根本不能用薄家刑事犯罪的严重性来解释。

我深信，中央行将公布的薄家的罪行都是真实的，毫无夸张之处，但我同样深信，绝大多数政治局常委至少是一样不干净，或许薄家比起他们来要自愧弗如也未可知。以为百姓会相信中央发此空前雷霆之怒，只是因为薄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最大的贪腐案件”，完全是对草民智力的放肆嘲弄。After all，即使中国人以其惊天动地的愚昧享誉全球，但如坚信“洋共上层是清廉的”、崇拜其“打黑英雄”的台湾小白一般愚昧的大陆人，还真是找不出来。

（六）我的假说

以上所说，是已知事实以及根据它们导出的推知事实。根据这些事实，可以提出一个假说来圆满解释它们。这假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真相，但在我看来，它符合事情真相的概率最高，舍此而取其他假说，就不能解释上述怪事。为构建此假说，我采纳了海外媒体发表的某些“内部消息”。

上引《多维独家新闻》中列举的薄熙来的一系列罪名中，我觉得真正令他倒台的原因是这条：“个人‘狂妄自大’蔑视中央权威，甚至挑战和威胁中央领导层。”

上半截是尽人皆知的废话，耐人寻味的是下半截——它说的是“中央领导层”，而不是“中央领导人”。这就是说，大多数政治局常委都受到了薄的“挑战和威胁”，以致他们都同意把薄从重从快做掉，而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胡锦涛那弱主根本不可能一意孤行。

那么，薄怎么个“挑战和威胁中央领导层”法？综合海外媒体传闻，薄熙来曾伙同周永康，使用窃听装置，对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汪洋、贺国强、吴邦国、李长春等很多领导人的私生活和经济犯罪进行秘密调查，搜集证据，建立秘密档案，准备在中共18大筹备期间发动突然袭击，夺取中央领导权。这个计划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安全力量逮捕习近平，以及在2012年春节后进行舆论抹黑和攻击，薄熙来还为此雇佣了200多记者和学者，云云。

窃以为，这些传闻虽然惊世骇俗，但大体可信。这是因为：

第一，舍此不能解释上述一系列咄咄怪事：诸如以软弱分裂为其最突出特征的胡中央突然一改常态，雷厉风行，异常迅捷狠辣地作出反应，施以空前雷霆手段，不但将薄妻定为杀人犯，而且竟向海外放风要将薄熙来本人处决；封杀国内大批网站包括乌有之乡；命令全国党政军各地各部门尤其是军队警特赤诚效忠，等等。

第二，它符合薄熙来的志向、性格与能量。从薄在重庆的表演可以看出，此人野心之大，还不是党国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可以满足的。他要当的是毛泽东那样的万民拥戴、万古流芳的“人民救星”。文革中他饱经磨难，备受歧视，甚至一度系狱，锤炼出他残忍无情的性格，而因为他的太子党背景，在党政军警特中有着广泛的人脉。如果他确与周永康那中国贝利亚联手，再加上枪笔两杆子（后者如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乃至海外“民社党”小喽啰），其能量绝不容小觑。

第三，它瞄准了现政权最薄弱之处。薄熙来乃父薄一波搞阴谋诡计的天资甚高，当年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却能单枪匹马在山西打天下。阎锡山被他忽悠得拱手放权，出钱出力出人，让他自主练“新军”，最后养虎贻患，被他在短期内就把整个新军以及山西几十个县都变成了共党的本钱。正因为他有着这些汗马功劳，毛泽东才在七大之前力排“红区党”异议，让他作了中央委员。

薄熙来大有父风，绝非胡温等庸人可及。他敏锐地察觉，改革开放造出的深重民怨将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他要像他的精神导师毛泽东那样，不但要利用民心把他送上大位，而且将以拨乱反正、为民作主、杀富济贫的人民大救星青史留名。这不是说薄熙来要亦步亦趋地机械模仿毛泽东，而是说他看准了“民心可用”，准备以“弱势群体救星”的身份闪亮登场，做中国的普京。而这一手确实对现中央构成了致命威胁。

我在《薄熙来：夭折的中国普京？》中指出，江泽民、朱镕基的改革与叶利钦的极为相似，都是官僚集团对全民财产的疯狂掠夺，都造出了空前的贫富悬殊。普京正是利用这一点，上台后搞“国进民退”，使出流氓手段来，做翻了好几个金融寡头，从而赢得了广大俄国人民的衷心赞颂，成了俄国历史上最得民心的总统。比较普京的做法与所谓“重庆模式”，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惊人的平行之处。

不难看出，这才是对现中央的致命威胁。王立军案发前，毛左喉舌张宏良写了一篇声势汹汹的檄文，指“改革”为官僚集团对全民财产的大规模掠夺：

“当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打着产权改革的幌子，把数百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划归极少数官员和亲友所有，造成九千万工人下岗，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是打着房地产改革的幌子，把从农民那里几块钱一平米强占的土地，盖成房子再以几万元一平米卖给市民；是打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幌子，把外国人和富人几毛钱和一两块钱购买的股票，与普通股民十几元钱购买的股票，强制在一个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让极少数富豪从上亿股民账户上直接划走了十几万亿现金资产；是打着法制改革的幌子，宣布下岗工人、拆迁户和股民不受法律保护，法院拒绝接受这三类人的诉讼…… 如此改革，不仅人间有‘争议乃至非议’，甚至连鬼神都感到震惊和愤怒，真正达到了人神共愤、天怒人怨的极端地步。”

任何一个敢于尊重客观的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这些话说的基本是事实。更有甚者，张宏良还指责，《人民被日报》2月份发表的《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文章，是“骇人听闻的政治谎言”，是“1%对99%的政治宣战”，是官僚集团继朱镕基所谓“改制”之后第二轮对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抢夺。张宣称，官僚集团试图瓜分总价值150万亿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万多家地方国企，其具体盘算是“在18大之前就把垄断行业——123个大型国有企业中121个（只有2个没纳入垄断行业）——解决掉，只要最后100多个大型国有企业落入外资和私人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18大怎么变化，都将永远是资本的天下。”

如果他说的确实是官僚集团的谋划，那么薄熙来在18大召开前以此发难，指责胡温等人企图再度大规模抢劫国家财产，同时抛出他们的贪腐犯罪事实，以薄既有的高度的党心与民望，同伙周永康对警特机构的控制，再加上其广泛太子党人脉，不难一击成功，一举端掉现领导，并将他们打进秦城天牢。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除了痴情深信“中共高层清廉”的台湾小白外，是个正常人都知道，政治局内谁的屁股里没有屎？比起来，薄三公子兴许是最干净的也未可知（这不是怀疑薄将是揭发出来的中共史上最大的贪污犯，而是与拿捏他的大员们相比而言）。

第四，它能圆满解释为何温家宝最初对薄的指控与后来官方宣布的罪名不一致。前已述及，温在记者招待会上含蓄指责，薄熙来违反了党的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试图重搞文革，势必将让国家再走上“弯路”。然而此后中央却是以“杀人案”将薄双规的，中共的海外喉舌还澄清，“唱红打黑”没错。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提示薄确有可能以党内造反方式发难，而且其借口就是现领导打着“改革”的名义大规模抢劫全民财产。这在敬爱的党中央看来，当然就是否定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就是要搞文革。只是后来他们才意识到，这非但无法用为薄的罪名，而且只能自暴其丑，因此只好走“反腐”的轻车熟路把薄干掉。

第五，它能完美解释海内外毛左在事变前后的高度一致、高度亢奋的反常表现。事变前一段时间，毛左空前活跃，开足马力，大肆攻击改革开放，无耻吹捧薄熙来，不但张宏良写出了声讨《人民被日报》以及其后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大义凛然的檄文，就连张木生也撰文指着温家宝的鼻子骂。而事变后毛左则气急败坏，如丧考妣，哭声震天动地，大骂“反革命政变”、“右派政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与“胡温右派法西斯政权”作殊死斗，堪称“举国尽孝子，红歌应继魏忠贤”。

耐人寻味的是，毛左打的竟然是一场貌似有着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的“国际战争”，竟然连在海外也有其喉舌。这些人中，不但有过去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土匪司令王希哲，更有自称红黑通吃、与共特大头目熊光楷以及FBI特务头子都有特殊关系、每次回国都走总统通道、经常为政治局上课的梅威廉（草庵居士），以及多次在网上自供奉“军机处”、“上书房”的“摄政王”与“童贯”之命，由中共出资在美国开办网站，案发后赶在FBI追捕前仓皇逃回中国，以其童贯爷爷赏赐的大笔“遗产”，在“长三角”购得豪宅的胡安宁（余大郎）。这种种表现，不能不令人猜疑：余大郎过去时时挂在嘴上炫耀的后台“摄政王”就是薄熙来，而“童贯”则是王立军。

当然，这最后一点不过是我的educated guess，很可能猜错了。倘若此，还请余大郎之灵附在隔壁 “马路大”的身上发声指正，并向广大好奇革命群众说明，您吹嘘了六七年的后台老板“摄政王”与“童贯”究竟是谁，总不会是胡温吧？既然是“摄政王”，当然就不可能是今上。就算贵党铁的纪律严禁你泄露宫廷革命的机密，更不准说出上级的真实姓名，那请问你又是怎么在六年前就得知胡温必然要被推翻，由你主子“摄政”，为此在海外精心策划“诺曼底登陆”，待到薄熙来事败后又哭天抢地，口口声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涅？你心目中的理想中央到底是谁啊？

以上是我提出“薄熙来试图发动政变，一举打掉现中央领导”的假说的理由。那么，这个政变密谋是怎么暴露出来的？

据国内报刊报道，王立军在辽宁铁岭市公安局长的接班人谷凤杰，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于上月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他获刑者还包括王立军原搭档、铁岭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富晓东等多人。据海外媒体披露，谷凤杰在被审查期间，向中纪委供出了王立军的类似罪行。中纪委决定调查王立军，致使王向薄求助，却被王拒绝，王这才吓得逃入了美国领事馆。

窃以为，此说或有可信成分，但仍然不能解释王为何要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如果王只是为了逃避中纪委调查，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巨大权力，举家逃往国外。何必抛妻弃子铤而走险？

我的猜测是，王向薄求助不假，薄也拒绝了。但王此前已知薄谷开来杀人案，于是便以此隐约威胁薄，其目的是讽示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若进去了，免不得要把这事兜出来，不料立即引起了薄的强烈反弹——那也是必然的，以薄骄狂的性格，岂能受人挟制？王素知薄熙来心狠手辣，情知闯了大祸，性命不保，于是逃入美领馆避难。在被送到中央进行“休假式治疗”后立即供出了薄的政变密谋，使得胡温等人极度震惊，立即决定罢免薄的重庆职务，留在京中加以控制。

这就是温为何要在记招会上大讲“路线斗争”与“弯路史”。只是后来王立军又供出了海伍德案，常委们才意识到这才是整薄的最佳口实，并立即抓住它把案子做大做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王之所以要到后来才供出此案，是因为他深知那对他本人立功自赎毫无用处，敬爱的党中央绝不会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太太涉嫌杀人就与他破脸，更不会因为他贪腐就把他做掉。相反，若是他例外的清廉，反倒要引起上司和同僚们的深度疑忌，因而不能自安其位。只有台湾专出的惊天动地的小白，才连这起码的大陆官场文化ABC都不懂。别说是官员，就连我那当大夫的朋友，因为拒绝榨取病人钱财，还险些被同事挤出了那个三甲医院。直到他被迫与同事同流合污，这才一团和气，天下太平。

以上便是我对薄熙来案真相的一点管窥蠡测。它只是个假说，可能全部或部分符合真情，但也可能完全与真情不符。勿过，检验此说有个方法，就是看周永康是否随之倒霉。盖周入伙是“政变说”成立的必要条件——没个贝利亚参与，秘密调查政治局常委的贪腐罪行是无法操作的。

我可以肯定地作出的，只不过是过去早就反复说过的几个结论：

第一，斯大林的背时设计，只适合管理一个“一元化”的阶级关系单一的奴隶社会（略去官僚集团即可视为无阶级社会），无法用于管理多元化的阶级社会。因此，当社会从前者转入后者时，党内就必然要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绝无可能保持过去的宗教式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保持一元化的精诚团结，完全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

第二，斯大林设计出来的政体的“合法性”（＝精神权威）全靠“个人崇拜＋恐怖”产生。然而两者都无法传代。这是因为有个人崇拜就有党内恐怖，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把党魁捧为上帝的同时，也就使得他的同志们丧失了人身安全，赋予了党魁任意屠杀同僚的无限权力。因此，没有哪家共产党（北韩例外）可以把这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迟早要在大独裁者死后放弃。而一旦放弃了它，敬爱的党中央就立即变成连权位的安排与移交都没个最起码规矩的劣等土匪山寨，迟早要垮于内讧，并给全民带来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巨大灾难。

第三，战无不胜光焰无际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颠覆一切官僚统治的最强大的精神武器，因而构成了中共那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官僚统治自爆的核地雷。毛主席他老人家哼哼教导过我们：

“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薄熙来同志就是身体力行了伟大领袖这一光辉教导的坚强的反帝反修战士，而且我相信，只要中共不与他们的伟大领袖彻底切割，并彻底清算其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结束窃民自肥的官僚统治，那么，这样的好战士将在未来层出不穷，正是林思云十年前撰文号召的“革命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