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的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之殇

“逆城市化”这个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提出来的。它指的是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越来越严重之后，大量城市人口开始往郊区或者农村流动。美国“逆城市化”的时候，第一步，富人先搬出去，因为他们很有能力，有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搬出去之后，附近的一些基础设施就建起来了。 第二步，中产阶级搬出去，因为富人搬出去之后，相关配套设施也慢慢出来了。更多配套设施出来了后，一些工厂也搬出去了，到最后形成一个具有多项功能的小城镇。这小城镇交通不拥挤，环境优雅，治安良好，工厂、公司又都在附近，慢慢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依附于大城市的小城镇，这就是一个富裕社会发展到最后的必然结果。

　　而我在《财经郎眼06》中就指出，中国的“逆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根据2010年8月15号新华网的报道，浙江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我这还有一个数据，杭州、义乌、桐乡等地有200多名公务员把户口迁到农村了，我们平常说的是“农转非”，现在这个词叫“非转农”。为什么会出现“非转农”？其实就是土地的利益。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争夺补偿分红。你看在我们“城市化”快的地区，农民即使什么都不干，靠租土地一年坐收几十万。这种现象太有意思了，难道这代表说我们的“逆城市化”是我们富裕的开始吗？

　　我们的“逆城市化”其实就是基于严重的分配失衡，它是由利益或者是土地诱惑所催生出的，并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土地现在越来越值钱了，透过土地可以拿到很多高额的回报。这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注脚，就是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需要不断地征用土地，所以你有农村户口，就有够享受土地增值的红利。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的，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是亟待突破的，一个是我们之前说的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的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个情况之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学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你晓得什么结果吗？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涨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千。

　　现在东部沿海的问题只是当下中国“逆城市化”的一个潮流，还有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潮流，就是很多白领已经害怕了城里的高房价、高成本、交通堵塞、高污染、能源不足这些问题。之前媒体炒作一个概念叫“逃离北上广”，就是白领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进入二线城市，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之所以说要逃离北上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城市化”有很多病，而且有很多的误读。其中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工业化”。这非常糟糕。你晓得什么叫“工业化”吗？“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让更多的人聚居在城市，这样就要开发房地产，房地产开发好了之后呢，转而要消耗工业用品。那我问你，“城市化”完了以后呢？不用更多房地产的话，那像钢筋水泥这样的工业产品谁消费？这个后果太可怕了，所以这个趋势一定要打破。

　　其实中国这个思维是延续了美国的旧思维。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确实是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你晓得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80%的增长来源于钢筋水泥，20%来源于劳动力的投入，到最后我们发现，城市没有任何技术进步。更可怕的是，只要“城市化”一停止，什么都停摆了。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非常可怕的，是错误的思维。那我请问你，美国是如何应付这个问题的呢？美国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地把工业转移出去，变成服务业了，所以美国的服务业是工业的3倍。我们不可能在10年之内搞一个像美国一样庞大的服务业群体出来。而如果没有服务业来支撑城市的发展，房地产又拉不动了，到最后就是一个解体。

　　最近媒体，包括各大机构在争吵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何时见顶？这个话题跟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社科院最近出了个报告《宏观经济蓝皮书》，它说中国将在2013年左右结束高速“城市化”过程。他们总是非常乐观的，我总觉得非常地可疑。

　　我们看看发达国家，它们都是按照人口的自然流动的规律来发展城市的，我这里有个数据，巴黎只占2%的国土面积，却产生28%的国内生产总值；德国汉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每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德国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福利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住在汉堡也好，住在东北部也好，福利是一样的，整个配套也是一样的。像美国那样子土地肥沃而广阔的国家，一共有51个州，但一半以上人口集中在5个州，80%的美国人居住密度区的面积从1900年的占国土面积的25%，降到如今的17%。日本的东京呢，居住人口占全国的41%，国内生产总值占18%。韩国首尔呢，人口占全国25%，国内生产总值占24%。那么中国呢，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占4.4%。我们和这些国家相比差得太多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

　　但“城市化”当然是人进来才有“城市化”对不对？问题是这些人进入城市后做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讲，城市就是一个暂时打工、暂时居住的大工寮，我们有几个城市在谈到城市化的时候，让农民工进城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的就业配套？那我请问你，你城市的特色是什么？未来城市发展很简单，就是工业化必须转向服务业。那么怎么转向？政府必须要有一套好的规划，而不是到处盖高楼大厦，搞招商引资，这不是我们关切的话题。要让老百姓生活更美好，不是搞硬件建设，不是搞工业化，而是要把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问题解决了，治安问题解决了，交通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这才是我们各级政府应该干的事。

　　所以，中国也还根本就没到“逆城市化”的阶段。其实邓小平是非常睿智的，他当初说沿海地区城市优先发展，这个发展确实造成了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我们不能否认，而且他提出的这个策略和欧美国家是一样的，就是说大城市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目前中国就是大城市发展的阶段，因为只有它的配套是最好的。配套不是说光盖高楼大厦，用工业化拉动城市发展，而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譬如我刚刚讲的治安、环境、垃圾，还有就学、住房，让大城市更完美，让城市居民的生活更美好。然后呢，一些有钱人就会像欧美国家一样，慢慢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也就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就会有很多的公司、工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