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為筆名“江南”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在美國遭黑道份子刺殺身亡的案件，當時，台灣竹聯幫首任總堂主陳啟禮率吳敦和董桂森二名殺手，找到住在加州的劉宜良，持左輪手槍朝劉宜良頭部、胸部、腹部開槍。
劉宜良死亡後，中華民國情報局被爆為幕後主使者，美國因為自身公民遭國外情報機構派殺手到美國本土刺殺而勃然大怒，台美關係緊張，要求台灣政府交出幕後元兇，當時時任總統的蔣經國次子蔣孝武被指涉案甚深。
1985年1月，蔣經國下令逮捕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並取消國防部情報局。李成對《大事件》表示，“江南案”最終 讓蔣經國意識到，必須解決黨禁、報禁的問題，因為國民黨在此事件中已經失去了道德的至高點，政府也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
“台灣政治的一個轉折點就是江南案，重慶事件可說比江南案嚴重得多，也許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也是這樣的一個轉折點，所不同的是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很多問題，而且謠言滿天飛，所以中國最高領導層在處理這問題上有難度，但是給人民一個交代是必須的。”李成說。
重慶模式不會持續
薄熙來下台後，他一手打造的重慶模式能否繼續？李成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把重慶模式看作打黑唱紅，由於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這個模式已經失去它的信賴 度和勢頭。”李成對《大事件》補充，雖然唱紅打黑已經結束，但中國政治菁英不斷尋找機會、不斷出現自發性的政治宣傳模式，這樣的趨勢不會改變。“地方領導 人在政治上推銷自己，尋找新的政策和方式，這種模式還只是剛開始。”
薄熙來展開唱紅打黑後，便不斷有說法指中央高層對薄熙來的“文革”路線持否定立場，此次薄熙來被拉下馬，難免有人揣測是否中央有人製造這一事件。李成則持不同看法：“薄熙來的失敗不是中央決定的，更多的是這個戲劇性事件的發生，才造成重慶模式的失敗。”
馬克思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霧月十八日》一文中寫道：“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說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笑劇出現。” 李成對《大事件》表示，馬克思的這段話用在重慶的唱紅打黑上再貼切不過了，唱紅打黑本身就是對法治、法律建設的蔑視，與歷史的潮流相違背，而文革第一次出 現時是悲劇，第二次再出現就是笑劇。
李成認為，王立軍事件反映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發生很大的變化：更多部門會將觸手延伸至公眾領域，尋求他們的支持，這些部門也會打出一些蠱惑人心的口號。而重慶的打黑本身是對法治的一個極大挑戰，但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必須緊密聯繫在一起，尤其是中國的憲政建設。
李成對《大事件》說，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會停止不前，而是不斷會有新的變化，並非一些人說的20、30年後才能見到轉變。“我同意何頻先生的觀點，變化應該 就在未來的10年，那本書（《可以確定的中國未來》，明鏡出版社出版）寫得非常好，社會變化了，中國的政治結構變化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政治地位變化 了，人心也變化了，這是誰都阻攔不了的。”
李成認為，文革第一次出現時是悲劇，第二次再出現就是笑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