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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5日星期日

陳子明:要求走民主憲政的人比從前思想更成熟

《新史記》記者柯宇倩/2012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3周年,就在紀念 日前2個多月,媒體披露溫家寶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中,試探性提出重新評價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消息。中國學者、異議人士陳子明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表 示,此消息是有意放出的風聲,想觀察外界對此作法的評價。陳子明說,20多年前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主軸是憲政民主,如今知識界有了分歧,學生對政治的關注度 也降低,但要求走民主憲政的人比從前更堅定、思想更成熟,陳子明相信六四終會平反。

陳子明為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學研究生畢業,曾擔任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為積極的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參與者,倡導中國民 主憲政。1988年出資接辦《經濟學周報》,任報社總經理,1989年後成為政治犯,被中共指控為“六四黑手”。目前居住在北京。

當今學子更重視個人利益

許多中國民運人士將方勵之稱作“精神導師”,方勵之的逝世,令平反六四與讓海外民運人士返回中國的話題再受重視。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六四鎮壓本來就是一件錯事,就算是下決策者,心裡也有數,知道將會是自己歷史評價上的一個污點,至於協同者就更清楚這一點。

1989年,胡耀邦的猝世引發了學潮,參與者高喊自由、民主、反貪污,但《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將學潮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招來學生更強烈的反彈,最終導致官方的鎮壓行動。

陳子明表示,現在的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我被長期看押時,看押者有的是下崗工人,他們說,當年學生讓我們罷工,我們沒去罷,現在如果有學生起來,我肯定要上街。所以從客觀上來說,現在的形勢比當年有利。”

但從主觀上來看,現在要爭取民主、要反貪,卻不一定更有利。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現在學生的思想狀況、心理結構都與當年有所不同:當時的學生在社會上 帶有一點貴族色彩,有些天之嬌子的心態,對政治的關心度較強,對就業等個人問題看得較淡,而現在的學生在總人口中佔的比例,與當年相較多了好幾倍,畢業後 的前景不明朗,因此對個人利益的考慮也較多,真正關心政治、願意在這方面有所付出的學生,與23年前比起來少了些。

中國的知識界在這23年間也發生了變化。陳子明表示,1989年春夏之交前夕時,中國知識界要求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態度已經比較明朗,當時像《河殤》那樣嚮 往發達國家所代表的“藍色文明”,是壓倒性的,1988年底到1989年,民間的知識界開過幾次幾百人的會議,幾十人的會議舉辦得更多,這些會議上的主 調,都是呼籲中國走憲政民主的道路。

知識界的行動在當時也獲得學生的支持。1989年1月6日方勵之發表了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方勵之在信中寫到:“今年是建國的第四十年,又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著這些日子,一定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過去人們可能更關心未來。

為了更好地體現這些節日的精神,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建國四十周年的時候實行大赦,特別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樣的政治犯。無論對魏京生如何評論,赦免他這樣一個噎服刑十年的人,總是符合人道的精神的。
 
今年又是法國大革命的二百周年,由它所標志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尊重。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以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謹祝近祺!”

方勵之的信在1989年上半年引發知識界的三波簽名簽名行動,近百名知識分子聯名支持,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要求釋放魏京生,就是希望當局實現當時北京之春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這些活動當時得到學生的大力支持。

陳子明指出,現在的思想較當時又更加深化,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對於諸如如何走世界化、民主憲政模式的作法、階段性、在各個領域的子目標、總目標,都有更清楚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中國模式派在近20年來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下逐漸成形,所謂的中國模式,泛指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模式。陳子明對《新史 記》解釋,20多年前,大家都要“過河”,不管怎麼改,每個人都覺得中國必須到達“彼岸”,現在的中國模式派不想“過河”,他們認為中國模式是最好的。

陳子明表示,中國模式派實際上沿襲毛派、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潮流而下,在現今知識界的分歧下,知識界對學生的影響也不再只是一元化的,如今的學生不像當年的學生那樣齊心,與此有關。




陳子明。(陳子明提供明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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