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

核心提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7月11日刊载贝淡宁的文章称，薄熙来被免职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中国人还未到不能接受共产党政权的程度。另外，林培瑞（Perry Link）去信给《纽约时报》，称该报刊登了贝淡宁鼓吹儒家宪政的文章不过是专制的新外衣。

薄熙来被免职是中国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这种观点存在的假设是：中国人不满该政权。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一党执政。不过，仍然危机四伏。文章称，薄事件令一个看上去似乎相对稳定的政治过渡体制陷入混乱。“六四事件”后，类似中国政治体制崩溃的各种预测就一直不绝于耳。但是，这一体制过去没有崩溃，现在也不会。

文章认为，这种（中国崩溃）悲观预测尤其被西方看重，其关键原因在于，它们认为非民主政权似乎缺乏执政的合法性，人民必须选择自己认为道德上显示公正性的政体。而中国政治领导层则是自我选择的精英。正如阿拉伯革命所展现的，这种统治模式是脆弱的。

但是，这种观点是假设人民不满政体。而实际上，多数中国人支持一党执政结构。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学者就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调查，至今他们基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政体的合法性非常高。这种调查时刻都会被调整，以防被调查者说谎。但无论如何结果总是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调查者有不满的地方大多数是针对下级政府。而中央政府则被视为是中国政治机构当中最为合法的部分。

文章称，在对中国领导人不实行自由与公平的差额选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是如何努力实现高度政治合法性的呢？无论这听起来对西方来说有多么地矛盾，中国政府通过总结“非民主合法性”的各种来源，已经取得成功。这种来源主要有三点：

政绩合法性。即政府应该优先考虑人民物质福利问题。这一观念扎根于中国：孔子曾经说过，政府应当要让人民富裕；中共同样将消除贫困至于其最高政治议程地位。所以，政府为公民提供物质福利的能力或多或少决定了其合法性的高低。中国政府大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并在改革时期取得历史上可能最令人钦佩的扶贫成就，700万人脱离贫困。

精英政治。这种观念要求政治领导人应该“品学兼优”，能够做出符合道义的、明智的政治决策。这同样在中国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在中国帝国时代，士大夫在公开、公正的考制中证明自己能力，从而他们赢得不同程度的尊重、权威和正统性。而各种政治调查也显示，中国人仍然支持的一个观点是：与其为了确保人民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某种程序性安排而烦恼，还不如拥有那些关心人民诉求的高水平政治领导人。在近几十年，中共通过将自己打造为由更多精英组成的政治组织，同时重新将考试与教育作为政治领导人的衡量标准，其合法性得以提升。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在教育系统、政治演讲和公共政策中所表达的某种理念，一个政体都希望，人民能够认可其“道德上的合法性”。中共当然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原则，但问题是不再有很多人信仰这一共产党理想。因此，为了确保“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共愈趋转向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在中国帝国时代，政治精英倾向于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这种幻想在18世纪中叶被破灭，当时西方开始对中国实行殖民入侵，中国在列强手中遭遇“世纪之辱”。1949年中共建国，象征性地结束了外来列强欺凌蹂躏的历史。中共之后也一直提醒中国人其作为国家保卫者的作用。

简言之，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共是合法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惊奇的，除了不可预见的事件外，没有理由相信中共逼近崩溃。但是，这里的关键词是“逼近”(imminent)。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长期来看，中国保持政治合法性的这些“非民主来源”就有可能不会持续下去。

首先，“政绩合法性”因不同经济状况而异。中国灾难预言者们同样认为中国经济遭受重创，中共政权就会陷入困境。但是，这种看法可能不正确。倘若中共领导人在危机时期（反而）仍被视为能够娴熟管理经济，那么他们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增加的。实际上，一旦中国成功在全国消除贫困，那么真的麻烦就有可能发生。根据儒家思想，政府在消除贫困后就要注重教育，这就意味着要为人民提供道德与智力发展的条件。人类认知的最高模式在于将家庭教育中所得的爱心与职责传递到整个社区。在实践中，这就意味着可以有更多机会通过公益精神方式参政，包括政治言论自由。

其二，精英政治中所指的统治者不仅仅指的是“有能力的人”，而且也可以指“美德超乎平均水品的人”。在过去，凭借对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理解，政治领导人有道德上的合法性。但今天，政治领导人被广泛认为存在道义上的贪腐，并且完全不能恪守伦理学中限制私人欲望的承诺。当前，大多数公众怨愤都集中在下层腐败官员。但是，薄熙来案则指向的是“高层腐败”。而且，中国领导人通常被认为要对整个国家的道德状态负责。如果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提高对道德沦丧广泛蔓延的认知，就可能就无法抵抗要求全盘更换领导层的声音。所以，需要加大对官员以及全社会的道德教育。

第三，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具有一定优势的全球大国，那些利用憎恶情绪强化国家的民族主义形势是没多大意义的。强化国家权力的整个道德点就是要确保整治稳定，以便人民过上体面的生活，不用担心遭遇物质剥夺以及身体上的不安全感。当中国贫穷积弱、受外来大国欺凌的时候，可以在其他因素的成本上，强化国力。但是，现在很难证明中国有理由、有能力欺凌其他国家。不过，民族主义仍然是有合法地位的，但是必须以更具人性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者”一直以来在呼吁重振儒家传统价值观，如社会和谐和怜悯。正如美国人以自由和民主这样的“美国价值观”感到自豪，中国也以“中国价值观”为豪。而一如既往所面临的挑战将是缩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但是，任何正派社会都需要某种理想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