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民主政治而不是伟人政治

作者：寒竹

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成败并不寄托在伟大的政治人物身上，而是有赖于进一步深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只有通过民主政治，普通民众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把自己的利益固化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

最近，一篇署名为童大焕的文章《薄案警示  中国亟需伟大政治家》在网上广为流传。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民众的自我意识日益强烈，把中国未来寄希望于伟大人物的政治说教已经很少。这篇直接呼唤伟大政治家出现的文章在今天这个时代确实有些少见，所以笔者禁不住仔细读了一篇。不过读后感到比较失望。文章似乎有些文不对题。文章标题颇为夺目：“薄案警示  中国亟需伟大政治家”，但文中内容却缺乏事实和理论的支撑。薄熙来一案与伟大政治人物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薄案警示中国需要伟大的政治家而不是民主政治？为什么说中国未来的进步和发展亟需伟大人物而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通读全文，找不到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论述。但鉴于这个标题广为转载，笔者还是对中国亟需伟大政治家这个命题做一些分析。

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堪称伟大的政治家。但是，我们今天在谈到伟大政治家时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所谓伟人，就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和体现民众利益要求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所有取得伟大成就的政治家都不是在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顺应历史潮流和民众意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是在谈伟人，而是把伟人神圣化。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能够体现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意志和要求。所以，在今日之中国，与其说是迷信某个伟大人物出来开拓历史，不如认清当今的时代潮流，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什么是今天的时代潮流？当今中国为世界之一部分，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与世界潮流息息相关，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如此。从全世界范围看，这是一个大众化、平民化的时代。政治权力从少数精英手中逐渐转移到普通民众手中是世界一百多年发展的基本主流。

在西方世界，选举权从少数拥有恒定财产的男性公民逐渐扩展到每一位成年公民手中，民众直接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越来越多。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向社会大众利益倾斜的社会改革成了一个基本趋势，过去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开始一点一点向社会大众转移。

到上个世纪末，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进入改革行列，一些国家在改革中因失序而崩溃，一些国家在改革中获得重生。在当今世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民众的觉醒和和成熟是一个普遍现象，民众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是一个普遍趋势。由少数王公贵族、军事强人、资本财阀、革命精英主宰社会公共事务的时代逐渐成为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日之世界，伟人政治正在逐渐被平民政治所取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潮流，作为人类的个体，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潮流，不能不说童大焕的伟人情结似乎还留在上个世纪中叶迷信伟人的那个时代。童文讲中国需要一个大智大勇的伟人来改造中国，永绝后患。这真的是薄熙来一案给中国社会的警示吗？中国真的只有靠伟人来开拓道路么？靠伟人来永绝后患吗？是不是没有出现一个大智大勇的伟人，中国社会就会“万古如长夜”呢？难道十三亿普通的中国人就无法进行改革，在世界上走出一条新路来吗？

童大焕确有此担忧，他担心没有伟人抱着牺牲精神来开拓道路，民众有可能会形成“多数人暴政”。按照童大焕的说法，薄熙来一案给出了警示，中国社会亟需伟大的政治家排除一切障碍，强力推行宪政，因为没有宪政保障，一人一票的民主只能导致“多数人暴政”。所以，中国应该先由政治伟人强力推行宪政，在宪政基础之上再行民主。

关于宪政与民主的关系，中外学者都有很多论述。的确，民主需要宪政的保障，中国的民主政治也必须在宪政的框架里实行。但是，主张在中国实行有宪政保障的民主，并不等于说是必须先由少数伟大人物来强力实行宪政，然后才由普通民众进入民主政治。宪政制度和民主机制都应该建立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之上。宪政的实施和修改并不是少数社会精英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公民都拥有的权力和责任。

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几百年前那个少数精英决定一切的时代。三百多年前的英国精英主导的“光荣革命”，二百多年前美国社会精英主导的大陆制宪会议都是民智未开时代的产物，即使在英美两国，今天也不可能再现。在当今绝大多数的国家，无论修宪还是制宪，都不可能由少数精英关起来门在书斋里决定。童大焕没有意识到，产生世界各国产生“国父”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今天这个大众化、平民化的时代，期盼“伟大的政治家”或“国父”来决定中国的未来，有一点像梦中的呓语。

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系列个人的行为共同铸造，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能力的人对历史发展的轨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意愿所决定，这就是古人讲的“人心向背”。

西方学者常争论，历史是否有规律？这个问题其实很难有非此即彼的答案。要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种内在规律，并由此推断出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轨迹确实不太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具有向自然界那样的严格规律。但是，历史也并非像有的人讲那样是“无定向的流水”，完全由偶然事件和个别人物的意志来构造。与西方这两种非此即彼的观点相比较，中华文化中讲到的“势”这个概念更适合用来解读历史。从过去经验确实很难推导出未来社会的模样。但是，从过去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是可以看到历史发展的基本大势，或者说历史趋势。所谓时代潮流，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历史，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在一之夜间崩溃，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构成了社会大众的共识，构成了民意的基础，这个理念就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里实行市场经济。这个在三十多年间形成的民族共识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潮中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这个历史大潮面前，无论是以西方国家为模板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理论都不可能在中国站住脚。中国不可能停止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 继续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主轴。同时，中国也不可能抛弃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机制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解决市场经济产生的社 会分化仍是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主题。

这是一个大众化、平民化的时代，而民主政治正是这个时代的符合历史需要的政治形式。在这个时代，伟人已经逝去，再期盼新的伟人已经不合时宜。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大家都是匆匆过客，但正是这一个个渺小的个体构造出中国这个十三亿人的超级大厦。朝未来看，中国亟需的是能够发挥出每一个个体潜能的民主政治而非少数人主宰世界的伟人政治。

薄熙来案确实给了中国社会一个严重的警示，但这个警示与童大焕讲的相反，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成败并不寄托在伟大的政治人物身上，而是有赖于进一步深化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只有通过民主政治，普通民众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把自己的利益固化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