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崩溃的十字路口

作者：丁咚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出于对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失控的恐惧，中国试图走一条实行政府主导型混合式社会市场经济主义模式的道路，这一模式的核心是要同时保持集权主义体制和市场经济手段，并在两者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这一体制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民利益受到盘剥，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如无有效应对之策，将有可能使经济全面崩溃，造成灾难性后果。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中国2012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连续第六个季度下滑，跌至7.6%，考虑到社会稳定以及不无存在的虚报数据因素，官方公布的数字应该相当保守了，实际情形可能更为严重。受此影响，中国股市也在9月下旬跌破3年半以来的最低心理点位2000点关口，由此成为全球股市中除塞浦路斯外表现最差的市场。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经过三十余年的高歌猛进式的增长后，首次呈现出持续疲软态势，引发国际经济界和舆论界关于中国经济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硬着陆”的担忧。美国goodseek网站甚至在一篇评论中写道，虽然中国经济整体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其“奇迹”跟前苏联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大发展差不多，时过境迁才发现只不过是个“大骗局”。

尽管上述结论不无武断嫌疑，却真实反映了对中国经济前景最为悲观的预计。诸多迹象已经或者正在显示出中国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矛盾性和脆弱性以及外界对其未来的不信任情绪。中国股市的低迷表现正是经济发展现状的生动写照。在全球经济普遍困难的背景下，攸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等三个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趋势。

从消费层面说，高储蓄率、低消费欲望、消费结构严重畸形、多数人消费能力不足是面临的主要问题，虽然政府采取了降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试图刺激消费的一系列措施，但对经济不景气的担忧和对收入增长的保守预期还是对民众的消费趋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导致内需持续不振。

从投资层面说，从2011年底以来，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连续10个月下跌，工业产出增长速度落至3年来的最低点，除此之外，受劳动力价格上涨以及经济降速影响，不少外资从中国抽离，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而从国内来看，由于商业环境的恶化、投资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摇摆浮动，对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的未来安全普遍产生担忧，因此新富阶层纷纷寻求移民海外，从而推动形成了2010年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潮，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经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与此相应的是国内投资的大幅减少，投资中唯一的亮点是政府投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后，中国政府出台了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但也存在投资效率低下、国私企业间分配不公以及权力寻租等诸多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对市场经济公平秩序的破坏和腐败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等恶劣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由此带来的投资收益，尤其是政府投资集中于房地产业等非生产低效产业，本质上是一种泡沫，增加经济风险。

从出口层面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市场动荡不安，中国渐失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优势，出口订单和国际贸易均大幅减少。在上述经济增长的几个指标上，中国都失去了动力、需求或者活力，引起经济总体放缓。虽然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实施“保增长”政策策略，不过在短期内能否扭转局面，再现以往高增长的势头，前途确实堪忧。

在投资、消费、出口全面下行的情形下，中国必须深刻反思真正的问题和原因，进行正确的诊断，并据此实施有效的改革，消除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否则现状就难以改变，不仅“保增长”的目标很难实现，而且即使实现经济增长，也只不过是短期行为，终将为更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买单。

回顾改革历史，中国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适应式”改革阶段；二是主动因应挑战，重点加速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三是“摸石头”上瘾，改革陷入瓶颈难以自拔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两大思路下，从农村到城市，边试边闯，集中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和以“经济特区”为主要切入点的城市经济改革。在这一阶段，国家体制和机制随着改革提出的需要进行审慎的有限的变革，致使20世纪80年代末期，各种矛盾积聚到临界点上，却无主动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矛盾得到了恶性发展，造成激烈的社会冲突，并在此后约两年时间里使改革陷入沉寂期。

第二阶段，经过短暂的社会共识凝聚，执政者在对改革的政治后果进行反思的同时，面对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重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为标志，再次启动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这中间又以强化政府经济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但有意疏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相协调的目标。

第三阶段，受益于江泽民时代经济体制改革成果显现效应以及中国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后外国投资和出口剧增，中国经济持续实现高速增长，这时候，一方面客观上各方面矛盾累积到必须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的阶段，一方面主观上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显成效后也积聚了相应的实力，可以腾出时间将经济目标扩展到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了，于是“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致力于解决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生成的复杂社会矛盾和问题，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最后都受阻于政治体制这个核心障碍而无所延伸和拓展。

纵观二战后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的进程中都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长期徘徊不前，其中以拉美和东亚最为典型。在东亚，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迈进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

以中等规模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发展历程为例，我们可以一窥堂奥。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87年超过3000美元，仅用了8年，到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战后李承晚政权建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通过土地改革、处理没收财产以及接受外援等措施，缓解了韩国的粮食和物资困难的境况，但是资金和原材料以及技术不足、过多地进口粮食等造成了农业和本土产业的崩溃，大量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小企业由于被排除在财政、金融援助之外，过于依赖高息民间贷款，陷入经营困境。此后，李承晚政权制定了包括培育中小企业政策在内的产业开发三年计划；张勉政权继而发展为建立自主、自立经济和反垄断的“制订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和“五一六”军事政府的计划方案；军政府成立后，又公布了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动员国内资金发展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以及基础产业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工业，利用外资发展以第一产业和轻工业为中心的出口导向工业，建立两者结合的自立经济体制，由此实现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GDP年平均8.9%），出口急速增加（年平均41%），人均GNP快速增加（21倍，从80美元增至1640美元）。韩国经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长是通过国家控制内外资金的筹措和分配、向财阀提供优惠条件实现的。但韩国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的动员和国民的牺牲（低工资）为前提的，出现了垄断强化、过剩、重复投资、外债增加、贸易赤字激增和近一半企业陷入亏损等不良状况，同时，政治与经济相勾结导致腐败丛生，生产效率也随之降低，其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脆弱性。

在此进程中，韩国之所以能够超越自身困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是因为在朴正熙执政时期制定了“维新宪法”，为逐步结束军事独裁体制创造了有利条件。韩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是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根本和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和韩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鼓励地方进行改革实验和摸索，还是发展到后来有意识地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都是采取自上而下动员的方式，政府对经济的计划都占主导地位，在资源的调配中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使其逐渐摆脱困局，广大民营经济也以顽强的成长精神依赖民间高利贷获得长足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出口导向战略，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国资本和市场的依赖度越来越强，以低工资吸引外国高污染、高能源消耗的重工业、化学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的转移，拓展外国市场，扩大出口贸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两方面从数量以及质量上都获得积极正面结果，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民族产业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得到很大提升，外国高附加值产业也在逐步落户中国，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好，使中国经济延续高速增长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由此带来的环境和资源破坏遗祸万代。

在国民消费欲望低迷的背景下，中国为了维持经济和财政高速增长，重点培育房地产、教育、医疗等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市场，推高房地产、教育和医疗等价格，等于是变相盘剥国民收入。事实上，除了国有企业改制直接导致大批工人下岗承受改革“阵痛”等“肉眼”可见的现象之外，政府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政策以及在房地产、教育、医疗等行业实行的高价策略，都使得国民在改革和发展中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就连近些年来强调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其根本目的一方面当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令其放心消费。正是由于上述出发点，因此迄今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弊端和隐患。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出于对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失控的恐惧，中国试图走一条实行政府主导型混合式社会市场经济主义模式的道路，这一模式的核心是要同时保持集权主义体制和市场经济手段，并在两者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当经济和社会出现风险倾向时，集权主义就会抬头，并在政府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引发经济和社会紧张；当经济和社会风险降低时，市场取向就会和集权主义体制保持某种和谐局面。在社会市场经济主义模式条件下，集权主义体制的根本保证是国家掌控经济、行政手段以及与其相匹配的资源，并在经济运行中进行领导、组织和监督。

除了这一体制下将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国民利益受到盘剥，扩大两极分化和贫富分化以外，它还会引发以下结果：如果缺少必要的制约机制，权力寻租就会成为常态现象，政府腐败将无所不在，政府官员以及其亲近收获大量利益，腐蚀政权肌体，动摇其合法性基础；对经济发展形成束缚，特别是为民营经济发展制造人为障碍，造成经济不平等，不利于培育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环境，“国进民退”现象可为例子；政府投资效率低下，引起过度、重复投资、产能过剩和国有经济生产率水平降低，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权将无法有效确立，受制于政策摇摆因素。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由于外国投资和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更依赖内需和国内投资，这一体制衍生的诸多弊病，将深刻影响国民信心特别是富人阶层的信心，导致内需不振和国内资本外逃。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如无有效应对之策，将有可能使经济全面崩溃，造成灾难性后果。

现在，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能否突破既有格局，更进一步开辟新天地，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取决于执政者能否顺应历史大势和国民需求，最大程度地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借鉴外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展现政治勇气、智慧和决心，攻坚克难，在改革的关键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