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腾讯财经
长沙市长张剑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银行存贷比全世界最高,所以中国的银行效益全世界最好,全国人民都在给银行打工。市长痛斥银行暴利并非一
时冲动,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偿还银行旧债,一方面新项目又急需用钱;而银行这个曾经的好伙伴,重要的资金提供方,如今居然翻脸不认人!其实市长与其指责银行
暴利,不如下决心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摆脱对投资拉动经济的依赖。
背景 今年上半年,16家银行业上市公司全部实现净利润正增长,实现净利润5452.29亿元,同比增长18.25%,是全部A股上市公司净利润的53.98%。不少人认为,银行和实体经济一个利厚一个利薄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迫切需要改变。
地方政府现在也难承担高利息之苦
“中国的银行全世界效益最好”这句话是否属实暂且不提。自08年危机,银行大规模放出贷款支援地方搞基础项目建设以来,地方政府开始陆续进入贷款偿付期。
●地方债务压力大,收入增速下降
审计署去年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超过了十万亿元,这一债务总额占2010年GDP的1/4,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
而外界根据央行报告推测,2010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上限可能在14.4万亿。
即使以十万亿计算,政府面临的利息成本也是一道沉重的压力。更何况今年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开始出现大幅度下滑,以长沙市为例,其去年财政总收入668亿元,同比增长30.67%。到今年上半年结束,这一增速迅速降至了24%。
而为了减缓经济下行,长沙不久前推出了8292亿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急需偿还银行的旧债,一方面是新项目又急需用钱,这怎么能让市长不去抱怨“全国人民都在给银行打工”呢。
●更坏的是,银行收紧对地方放贷
沉重的利息成本还不是最让人恼火的,最让人恼火的是曾经的“好伙伴”——银行,在地方眼下需要用钱的时候,突然不愿意给地方放贷了。
与四万亿刚一出台,银行争相放贷不同,眼下银行对于政府融资平台放贷不再那么积极了。
多家银行高管均认为,今时不同于往日,上一轮投资的后遗症,银行消化起来已经很吃力了,如果大举投放,不但可能不赚钱,风险高,而且资本消耗严重,所以银行对于地方的项目并不热衷。
市长痛斥银行暴利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曾经的好伙伴,重要的资金提供方,如今居然翻脸不认人了!
●银行已经不再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
在以往,银行承担了政府刺激经济的最重要财源角色,而且官员也并不把未来的偿还责任看得太重。据媒体报道,一位财政局官员询问地方政府官员“借这么多钱怎么还呢?”而对方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考虑。”
对于许多地方官员来说,怎样偿债是下一任考虑的事情,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干快上。
但现在形势有所变化了,对于新一轮地方版四万亿,银行开始爱惜自己的羽毛,“地方版的四万亿,甚至是十几万亿,一定程度上只是自娱自乐,说说而已经。”媒体报道了一位银行高管的看法。
虽然银监会一再要求银行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增长,但在某种程度上,银行同地方政府间,已经貌合神离。在当下,银行也早已经告别不良贷款双降的时代,将风险约束与减少资本消耗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
银行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刻开始,发生了变化,其不再是地方政府的亲密战友,这是大环境变化下的结果,官员眼看形势已经无法改变,终于开始斥责银行:全国人民都在给你打工。
与其痛斥银行暴利,不如反思增长模式
在以往的逻辑里,地方政府觉得可以通过向银行争取大规模贷款,即使最终出现风险,中央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管,最终会为偿付风险买单,在这个逻辑里,最重要的一环是银行的配合。
如今,因为大环境的变化,银行的态度不再那么暧昧,它开始旗帜鲜明的收紧对地方放贷,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还能寄望像以前一样,毫无节制继续扩张吗?
●地方政府仍希望通过投资拉动增长
官员痛斥银行暴利时,为何不能从另一方着手,减少本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呢?
但现实与此相反,2011年以来,地方项目投资增长高位运行,地方项目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了94.1%,成为了投资增长的绝对主力。
这一趋势在2012年变本加厉,宏观经济内外受压之下,各地政府正在为稳增长加紧宣示投资计划。在已公布前6月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28个主要城市
之中,增速超过20.4%的达到了21个,其中贵阳增速高达57.9%,兰州、海口超过了40%,东部沿海的宁波、福州,投资增速都在30%以上。
从西部的贵州,到中部的长沙,到东部的广州,数以千亿计的政府投资计划相继曝光。
●政府应当从其主导的低效率投资中抽身
高额的支出导致了地方对银行的依赖,为了减轻这种依赖,政府就必须痛下决心,减少支出。政府应当从其主导的低效率投资中抽身出来,一方面是给自身减轻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将资源配置的权力交还给市场,使得经济更富有效率。
除此之外,政府减支的空间巨大,包括三公消费、低效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所形成的财政补贴,都是减支的很好对象。通过对支出的减少,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将得到减少,对银行的依赖自然下降。
当然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以三公消费而言,中央在2011年给省级地方政府提出的公开三公经费的期限是两年内,目前,北京、上海、广东、新疆、
四川、湖南等省份都已经开始对外公布相关的数据,但在市县一级政府,以及政府财政控制的国有机构,仍然没有公开的时间表,更没有提到减支。现实之中,政府
财政支出的减少很难依靠主观决策来执行,其只能指望一些制度上的变革。
●也应构建地方政府市场化的融资机制
对银行高依赖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融资渠道的缺失,这也是当前大部分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只有构建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才有望化解地方的融资压力,而从当前来看,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出现。
进入今年8月份,有80多只城投债得以发行,规模达到了973.6亿元,环比大增了50%。发债融资成本低,而且其受到的限制被大幅放开,因此受到了地方平台的青睐。
虽然从募集资金用途来看,并没有经济转型和调结构的迹象,但债券市场客观上能起到一个良好的作用:通过债券市场的监督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加强对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
然而从长远来看,按照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的观点:只有从根本上建立强化的预算约束机制,才能控制住地方政府无度的支出。
结语
市长痛斥银行暴利,表面原因确实是银行靠利差赚取了不少收入,激起众愤。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当地方政府面临沉重的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压力时,不想控制支出,老想着继续依靠大量外部融资,依靠投资行为来刺激经济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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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8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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