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谈“六四真相”传遍全中国

(香港《前哨》2013-4-1)

严家祺

二十四年来，中国大陆内地的报刊、书籍和所有媒体，在谈起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时，称之为“反革命暴乱”、“政治风波”，从来不承认“六四”是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大屠杀。李鹏、陈希同坚持称“六四”是“反革命暴乱”，前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一九二一至二0一一)》仍把“六四”称为“反革命暴乱”。

有人把“六四”称为“六四民运”，事实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可以称为“八九民运”，但“六四”绝不是什么“民运”。北京官方长期以来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称为“动乱”，而把“六四”称为“暴乱”。如何看待“八九民运”与如何看待“六四”是相互联系但又有不同， “六四”事件过去二十四年了，它的全部真相要经过中国的权力机构成立的专门的委员会调查後才能有一个正式的结论，但“六四真相”的中心问题是，“六四”是一场“反革命暴乱”，还是对北京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屠杀”？

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写的《邓小平时代》在北京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发行了，书中以单列章节“北京：一九八九”近三万字，详细描述“六四”事件经过。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版本相比，北京的版本删节了近一万字，删节掩盖了六四屠杀的全貌，但仍然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叙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至四日，不是什么“反革命暴乱” ，而是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过程。由于这本书在中国不是“禁书”，香港版本和它的电子版已经大量流进了大陆内地，北京版本的删节不能挡住香港版在大陆内地的传播。

“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一直在北京。六月四日後，他对中国军队在天安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采访并写成了一本书《Quelling the People》，傅高义在研究卜正民和其他许多有关“六四”的著作後，系统地叙述了“六四事件”的过程。

对“六四事件” 戒严部队的作为，傅高义的书谈了七点：

一、“总数大约十五万人的部队已经在京郊集结待命。”“军队来自七大军区中的五个”。

二、“在六月二日即星期五，进城士兵的数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渐集结到了天安门广场以西约四英里的军事博物馆，这里将成为部队和装备的重要集结地之一。很多受过特别良好训练的部队也开始通过地下通道到达天安门广场傍边的人民大会堂内。”

三、“六月三日凌晨二点五十分，他（邓小平）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六月三日下午乔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场的最后方案。杨尚昆把方案交给了邓小平，立刻得到批准。”

四、 “他（李鹏）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乱’的说法，这意味着要像对待敌人那样对付抵抗者。” 傅高义引用了《李鹏六四日记》中的话。李鹏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去镇压首都这场反革命暴乱。我们对付这一小撮暴乱分子不可手软。授权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公安必要时运用任何方法去对付阻扰这项任务的人。”

五、“六月三日各集团军司令也在北京军区司令部开会，研究了进攻计划的细节。”“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发生在六月三日夜晚到四日凌晨天安门以西四英里的大街上。”“夜里十一时，仍然无法前进的部队开始直接向人群射击，使用的是每分钟能发射九十发子弹的AK-47自动步枪。”“解放军的卡车和装甲车也开始全速前进，压过任何敢于挡路的人。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了大约四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大约四英里的路程。”
六、“在部队开始进入广场之前，广场上仍有大约十万名示威者。”“抗议者没有想到士兵会用真枪实弹对付他们，当一些被打死或打伤的抗议者被抬走时，剩下的人才变得恐慌。”“到凌晨两点时广场只剩下几千人。”“大约三千人跟随着侯德健匆匆离开了广场。”

七、“遇害人之一的母亲丁子霖后来试图搜集当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二00八年为止她总共搜集到近两百个姓名。”“认真研究过这一事件的外国观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的估计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约在三百人到二千六百人之间，有数千人受伤。”“当时在北京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根据外国武官的估计以及来自北京所有十一所大医院的数据报告说，这些医院中至少有四百七十八人死亡，九百二十人受伤。”

傅高义的书是在肯定邓小平“改革开放”前提下，客观地叙述“六四屠杀”过程的。傅高义的书也没有回避谈胡耀邦、赵紫阳，对他们两人在改革开放中做出的贡献作了肯定，也对赵紫阳反对“戒严”的前后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

据《亚洲周刊》报道，“内地版《邓小平时代》一月十八日在北京举办首发式，全国各大书店同步发售。平装本首版五十万册，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两天内，就由经销商订购四十九万八千册，浙江省新华书店一次就发了十万册，发行重点城市是北京、成都、深圳。《人民日报》十六日在要闻二版刊登《邓小平时代》出中文版消息，六天后，即二十二日，发表记者对傅高义的三千字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一月十八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可以说，傅高义谈“六四真相”通过北京版和香港版流入内地，已经传遍了全中国。
我并不完全赞同傅高义对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评价，但我赞同傅高义在他书中认为“六四”是“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的说法。李鹏、陈希同看到傅高义的书，无法公开在报刊、电视、广播中去“批判”傅高义关于“六四”的说法，因为这本书是一位“外国人”写的，这样，李鹏、陈希同就只能听任“六四是一场大屠杀”的真相，在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到时候，“六四”必将在中国大地上正式平反。

“天安门母亲”的呼声

为恢复“六四真相”，“天安门母亲”怀着无尽的痛苦，二十四年来做了极艰巨的努力。二十年前，在最初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上，记录了十六位罹难者。一九九四年十月，由丁子霖编著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在香港出版。在这本书中，已记录下了九十六位死难者和四十九位伤残者。一九九五年，“天安门母亲”第一次以联署的方式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要求公布调查结果；要求向死者亲属作出个案交代。到二0一一年八月，《天安门母亲》网站公布，已经记录下了二百0二位死难者姓名。

张万舒从一九八三年到一九九二年任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一九九二年後任新华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他在二00九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中写道，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谭云鹤说，整个“六四”事件中共计死亡了七百二十七人，军队十四人，地方（包括学生和群众）七百一十三人，每一具尸体都经过他检验过。

正义自在人心，在许许多多中国人心中，二十四年来，始终认为把“六四”称为“反革命暴乱”是扼杀正义。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事件”，不是毛泽东来否定自己是说法，而是在毛泽东去世後由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来否定毛泽东说法的。恢复正义，是要在中国大地上、面对全中国人民来恢复，要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通过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姚监复在上一期《前哨》杂志上说，“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和亲属，不会要求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和天皇政府为三十万死难者平反。”请问，今天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是向“日本侵略军司令官”要求的吗？今天李鹏还活着，有谁向李鹏要求“平反六四”来了？

天安门母亲二十多年来，一次又一次要求“恢复六四真相”。今年两会前，天安门母亲的致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公开信说，“二十三年来令世人瞩目、年年都会提上台面的八九‘六四’问题，却在漫长的岁月里，被一届又一届领导人牢牢地压着，拒不作出公开的交代。”

公开信要求“新的一代领导人”能弥补以往领导人的错失，果敢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处理：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做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不要把水搅混

“平反六四”或“为六四翻案”是一种概括说法，香港民众每年“六四”集会的诉求就是“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责任”，完整准确的诉求是“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天安门母亲”公开信说：“我们还曾多次申明：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不能按任何党派、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由政府单方面采取‘平反昭雪’的做法。我们意识到，属于我们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包括死去亲人的权利和尊严，应该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和维护，不能靠他人的施舍。为此，我们提请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通过相关的决议，以求‘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这个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我们认为，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这就是要求在中国大地上“平反六四”或“为六四翻案”的涵义，姚监复在上期《前哨》文章《中共真的会为“八九民运”平反吗？》中，谈“六四”平反时，提到“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和亲属”，“不会要求日本侵略军司令官和天皇政府为三十万死难者平反”，“战犯没有为受难者平反的资格和权利”。这不是有意把水搅混吗？天安门母亲的目标明确，在公开信中一次又一次作出表达。姚监复主张成立一个“扩大的天安门母亲”，把“大饥荒二代”、“右二代”、“文革二代”等“同类项合并的社团”都包括进去，形成“几千万游荡在北京上空的冤魂的亲友们与后代的“天安门之魂”的“台风眼圆圈”，造成什么“惊涛骇浪和政治海啸”。这不是有意把为“六四”翻案或平反的水搅混吗？最近，“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说，“今天，新的一代领导人上任了，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一致要求他们能弥补以往领导人的错失，果敢地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处理。” 姚监复说，彻底平反“六四”，就得承认“六四”後的“接班人也是继承了非法政权。” “天安门母亲”没有认为“新的一代领导人”是“继承了非法政权”。姚监复这样说，完全是有意把为“六四”翻案或平反的水搅混！

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对今天所有对“六四事件”有所了解、有正义感、想活下去的中国人来说，始终存在“平反六四”的希望。“六四”死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二十多年来时时刻刻处于痛苦中，轧伟林于去年五月二十五日遽然自缢身亡。他是感到平反“六四”遥遥无期、绝望之余选择了自杀的。姚监复大概不知道轧伟林也是“天安门母亲”的一位成员，姚监复怎么没有多想一想一个人的绝望会有什么后果？

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由杜导正写序、鲍彤写导言，放在全书第一位的不是他当总理时的政绩，而是“六四”事件。赵紫阳在十六年“软禁”中最大的“心愿”，与天安门母亲一样，是为了寻找正义、恢复真相，就是希望尽早看到“平反六四”。

姚监复说“没有实现民主化的中国，是不可能为‘六四’平反的”。“民主化”说得好听，实际上，姚监复是要说，“平反六四”是“幻想”，你们不要做梦。“六四”不平反，流亡在美国的王军涛，在他父亲去世时，都不容许回到自己祖国看他父亲最后一面。而姚监复自己既能多次会见、采访“刑期未满”的陈希同，又能自由来到纽约、布达佩斯并发表演说，姚监复怎么不会将心比心，想一想“天安门母亲”的痛苦，想一想轧伟林多年中的绝望，想一想许许多多现在仍然被视作“暴徒”的人今天艰难的生活，想一想在“六四”被压断双腿方政是怎样渡过二十四年的，想一想许多与王军涛一样不能与将去世的父母告别的痛苦，姚监复就不会再到处说“平反六四”是“美好的幻想，跟童话一样”，“平反六四”要等到“遥远的未来”，“要一百年”这样的话了。 (201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