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薄谷事件以来，中国国内从官方到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均开始反思“重庆模式”及“唱红打黑”。早在薄案之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对此有很多争论。可以说这也是中国自49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左”“右”，“极左”“极右”）大范围，公开并且异常活跃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尽管左右言论均受到压制，但是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利用网络平台，尽可能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这些人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学者还是商人，他们对事物的思辨和质疑，分歧和争论，冲破了“思想统一”的藩篱，为中国争来难得的言论空间。在今天专题节目时间我为各位介绍荣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荣剑1957年出生，是一名知识分子兼商人。他的商人身份并没有妨碍他的社会批判精神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思考。近来他写过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中国还将跌到在哪里”“为了避免恐惧的自由”“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等。在今天的关注中国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摘录荣剑的文章“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重庆模式提前拉上帷幕文章指出：“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 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但更深层次的 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人们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 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 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 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

“新左”的出现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 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 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 “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 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 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 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 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 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 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 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 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 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重庆执政者重视话语权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 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 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 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 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 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晒一晒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崔之元 李希光

清华大学教授 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 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 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 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 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 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 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 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 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 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 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 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 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 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 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 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 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 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 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 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温铁军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 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 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 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 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 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张维为 杨鲁军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 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 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 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 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 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 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 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 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 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 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 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 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向重庆”的原因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 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

冲某人去的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 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 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 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 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

价值观一致

有共同信仰，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 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利益驱动

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 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 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 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 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 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 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 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

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 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 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 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 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 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 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只说好话不说坏话没有是非观

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 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 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 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 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 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