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与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分别发表了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题目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后者的题目是《又见〈红色高棉〉》。
这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月发表，是巧合，还是特殊内涵，值得深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当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历时三年另八个月)，犯下了 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波尔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在我国的杂志上历数他的罪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为什么还要联系中国实际 来做文章，这就是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在赤柬掌权期间，一身毛装的波尔布特访问中国。(网络图片)
两文都比较长，这里只摘编其中有关值得反思的内容。为了醒目一些，小标题是笔者写的，但其主要内容则引自两文。
“波尔布特罪行馆”与“文革博物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陈述参观“罪行馆”之后，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何况又不是什么“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中共建政前在地下入党的党员)怎么也无法理解!
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两个有关重要情节。一是：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指波氏)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波尔布特属于同类。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中共与柬共达成的一份充满血腥的协议
作者透露了至今极为绝密的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读后令人痛心、愤慨，这是共党奇耻大辱！
在前一篇文章中，现摘录原文如下：
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 你们全交给我们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 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 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 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 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 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中共与柬共签订的出卖华人的协议，如果没有毛泽东授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国内毛泽东自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代劳了。
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可怜又可笑的闹剧。现摘录供欣赏如下：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迅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 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 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现象，是发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年半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怎么还会出现这一不可思议的蠢事、怪事!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幽灵不散!
这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月发表，是巧合，还是特殊内涵，值得深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当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历时三年另八个月)，犯下了 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波尔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在我国的杂志上历数他的罪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为什么还要联系中国实际 来做文章，这就是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两文都比较长，这里只摘编其中有关值得反思的内容。为了醒目一些，小标题是笔者写的，但其主要内容则引自两文。
“波尔布特罪行馆”与“文革博物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陈述参观“罪行馆”之后，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何况又不是什么“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中共建政前在地下入党的党员)怎么也无法理解!
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两个有关重要情节。一是：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指波氏)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波尔布特属于同类。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中共与柬共达成的一份充满血腥的协议
作者透露了至今极为绝密的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读后令人痛心、愤慨，这是共党奇耻大辱！
在前一篇文章中，现摘录原文如下：
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 你们全交给我们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 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 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 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 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 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中共与柬共签订的出卖华人的协议，如果没有毛泽东授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国内毛泽东自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代劳了。
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可怜又可笑的闹剧。现摘录供欣赏如下：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迅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 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七个 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晚报》)”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现象，是发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年半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怎么还会出现这一不可思议的蠢事、怪事!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幽灵不散!
来源：博客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