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一个符号的伟大

 财新记者高昱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29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7月23日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耄耋之后，他再为中国走向现代民主国家鼓与呼

　　7月18日上午11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多功能厅，一场主角缺席的生日宴会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前农业部长何康，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等200多人，站在硕大的蛋糕前。整个宴会厅内济济一堂，人声鼎沸，“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环绕。

　　此时，主持人要求与会者安静，然后朗声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王岐山同志刚才来电，说因公务实在繁忙，不能亲自到会为杜老祝贺生日，他表示抱歉。同时，他祝贺杜老百岁生日快乐，祝他健康长寿。”

　　被称为“杜老”的生日会主角是杜润生。生于1913年7月18日的杜润生今年99岁高龄，按照中国传统“庆九不庆十”的风俗，正届百岁“期颐” 高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两年多。近年来，随着听力渐渐衰弱，虚弱的身体也不允许他亲自到会，再与昔日的同事和学生辈谈笑风生。

　　生日会前，举行了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

　　杜润生当年所称的“年轻人”陈锡文，代表专家评审委员会向杜润生颁发了“特别贡献奖”。杜润生正是该奖项的主要发起人。

　　陈锡文在“致敬词”中说：“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是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锡文在致辞中指出，被认为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新经济理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正是杜润生和他领导的农口团队所贡献的。然 而，杜润生自己在九十寿辰时曾谦虚地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 子。”

革命者和“小脚女人”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人，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北平 师范大学上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往太行山区加入抗日游击战争，并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担任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行署 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北局秘书长。

　　1949年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并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毛泽东肯定。

　　1953年初，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 合作化运动。由于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不赞成毛泽东的大干快上，力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稳步推进，且主张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 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受到点名批评，邓子恢和杜润生一起被毛泽东称为“小脚女人”。

　　随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遭解散，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吴镕向财新记者回忆，中央先是准备把杜润生贬到海南岛去工作，后来 正好筹建中国科学院，杜润生调去当副秘书长。“当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杜润生与张劲夫等一起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吴镕说，“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 明瑜曾告诉过我们，当时杜老以自身经历教育他们那些年轻人，在运动中要沉得住气，可以检讨，但千万不要自杀，也不要乱咬人。这些训诫让吴明瑜‘一辈子不忘 怀’。”

圆融无碍的改革老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迫害的杜润生得到平反，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70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1979年-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 得了合法地位，“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被认为是非 常高明的易为各界接受的表述。

　　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原农业部部长王郁昭评价说，“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 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郁昭、吴镕、杜瑞芝等已经退休的农业改革亲历者，王岐山、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

　　吴镕回忆说，“每年一、二月份，领导同志出题，我们下去调查；五、六月份汇报一次，初议文件大纲，再下去调查；到九、十月份间，集中讨论起草；十一至十二月间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年底前经政治局通过作为次年的一号文件发出。”

　　在领导一系列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杜润生善于协调折冲、化解难题的智慧和长处得到了充分展现。

　　吴镕说：“当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满争论。万里曾说过一句话, ‘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陈锡文则总结了杜润生在“穿针引线”中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论：研究问题“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 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 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

　　“这些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陈锡文说。

　　要在圆融折冲中化障碍于无形，还需要善于吸取众人智慧。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和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有一次为推动基层民主直接选举，中央有动议划小乡治，以大队建乡，公社范围建区，小乡的好处被总结是“哪家吃干吃稀，哪家黄狗白狗，一目了然， 便于直观乡干部，利于直选”。但吴镕等人当即明确反对，认为这样在政府体系中又多了一层，增加大批“吃公粮的”。“那次是在香山饭店起草‘一号文件’，杜 老要我把反对意见说清楚，我讲了五条。”吴镕回忆说，“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回来笑着说，你们胜利了，但不要骄傲，耀邦最欣赏你们的一条理由是：‘乡镇范围太 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

　　思想理论创新得以产生，制度创新得以落实，靠的是上下互动，部门协调。杜润生的办法是邀请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座谈会，而且经常要吴镕、杜瑞芝等 地方同志参与，向中央的部门进言。有一次为农村金融问题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对话。陈慕华在当年被称为“铁娘子”，但那次对话极为顺利，陈对建立 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问题也破格同意。只是对“大跃进”年代那些“绞关化”之类浮夸的贷款无头老账，陈慕华不同意“一风吹”，说银行不能开“借钱不还”的先 例。但地方农口的与会代表坚持事隔多年，确难清偿。陈慕华最后同意做“挂账”处理。

　　陈锡文评价道：“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 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 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陈锡文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直接 还是间接，一批批在事业上、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在终极关怀上都受惠于杜老的人们，把‘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改革与民主寄望来者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先后被撤，杜润生离开工作岗位。但与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 销后一样，杜润生并未退出思考，他思考的领域更宽了。九十寿辰时，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 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为一棵改革的“常青树”，他也一直在探索中国的改革和民主之路。

　　晚年的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 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他悟出了中国的改革，说简单些是要过好两关：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2007年1月15日，他还在一 份文件上写道：“现代民主国家，既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现在已经有工会、妇联、青联、商会，唯独农会缺失，理应及时 补救。我有一个心愿是农民还要进一步组织起来，要发展公民社会。有些事我恐怕来不及了，要岐山、锡文等你们年轻一代来做。”

　　杜润生

　　1913年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原名杜德，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喻为“中国农村改 革之父”。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太行山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中央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参与组织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历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 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顾委委员，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


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张木生的文章


2008年11月28日 21:19 本文来源于 caijing

　　 杜老总说他只是一个“符号”。参来悟去，这个“符号”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时间如白驹过隙，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28年过去，如穿越了时空隧道，弹指一挥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识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 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群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 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 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说：“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 是表扬。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 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 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我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呈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 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 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 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 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 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 形地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 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民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 -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 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 落，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 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地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 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 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 机，最稀缺的是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 分寸。笔锋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 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 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 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

　　对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从手头的《炎黄春秋》中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 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 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 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 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 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 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

    杜老老而弥坚且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 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 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 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公产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 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 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犹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联有 ‘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作者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积极参与政策建言的青年学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