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的新书，题为《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作者为原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姚监复，从去年初开始，姚与陈有过十几次面对面的对话，以此为基础，姚写成这本书。
关于“六四”，外界盛传，身为邓小平亲信的陈希同，曾向邓“谎报军情”，夸大学潮严重性，导致邓做出镇压决定。对此，陈辩称：“邓小平耳目众多，他怎么可能被骗？（“谎报”的说法是）低估了他。”陈还表白“半次都没有去过邓家。”
这段辩解，固然有一定道理。作为政治强人，邓小平决定确由己出，并不受他人支配。但陈时任北京市长，身在前线，他对邓的汇报、以及他本身的强硬派立场，不可能对邓全无影响。
陈希同否认自己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总指挥”，说：“到2010年看了《李鹏日记》才知道我是总指挥，89年时李鹏为什么不告诉我？有机会见李鹏的话，得问他，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此说令人惊奇。要说陈在这里撒了谎，倒不像；要说李在他计划出版的《日记》中撒了谎，也不像。或许，邓小平和李鹏炮制了“戒严指挥部”并分派了职务，却并没有明确通知？最合理的解释：当时，连邓和李两人，对戒严和镇压能否成功，都没有十足信心，故而含糊其辞；又或者，当时中共内部一团乱，连究竟谁被委任为“戒严总指挥”，都成了一笔糊涂账？
“六四”镇压后，陈希同曾以北京市长兼国务委员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认定学潮是“暴乱”、当局镇压是“平暴”。该报告曾印发100万份,传达全国城乡，无形间，对陈希同“六四”元凶的历史定位，更是铁板钉钉。对此，陈解释：“中央让我做报告，我不能不做，（对这份报告）我一个字也没有参加讨论，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改，但是我承担责任。”
在这里，陈所说，应该是实话，只是想辩明，他决非主要责任人。重要的，却不在此，而在于，从陈的语气中，听得出，陈并不认为当年的镇压是一件光彩的事，这与李鹏《日记》里那种理直气壮、舍我其谁的气焰，全然不同。一句“但是我承担责任”，流露出陈一定程度的忏悔。
姚问陈：“你作为市长，你的市民无辜死掉了，你有什么感觉？”陈的回答是：“作为市长，我感到难过……假如处理得当的话，一个人都不应该死，而事实上，那天死了好几百人。”姚监复指出：对“六四”事件的认知，陈并未摆脱“执政者的思维定式”；但对话过程，体现出陈“人性的复苏和挣扎”。
同为当年的镇压者，谈“六四”惨剧，陈希同表现出与李鹏绝然不同的语调。这大抵与陈的遭遇有关。作为镇压“功臣”，“六四”后，陈高升至北京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但不久，却在与江泽民的权争中失势，以“贪污罪”下狱，被判刑16年。从显赫高官到阶下囚，重重摔落，一摔到底，陈希同从中品尝的人生杂味、人生无常，决非李鹏所能体会。
至于“贪污罪”，陈希同一口否认，强调他“受到不公平审讯，是文革以来党内最大冤案。”然而，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中共各级官员利来利往、利益均沾，尤其“六四”后，全党腐败，糜烂透顶，更是不争的事实。陈否认自己涉贪，毫无说服力；实际上，陈想要说的意思是，对比中共高官的集体贪腐，他“那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的确，仅对照江泽民家族电讯领域通吃、李鹏家族电力行业垄断，陈希同那点“以权谋私”，实在就是小巫见大巫！
众所周知，陈希同下狱，因与江泽民权争失败。在与姚监复的对话中，陈没有明确承认这一点，并否认“曾（在邓面前）告江泽民的状”。但陈揭露：“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中，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对手会用一切卑鄙手段去夺取权力。”指控的，就是江泽民。实际上，从2004年的“保外就医”，到如今“十八大”前出书，陈的动静，又事关另一场权力斗争：胡派与江系。被打倒的陈希同，并未完全作废，却成为胡江博弈的一颗棋子。
陈希同要求姚监复推迟出书，说自己正在“上诉”，希望推翻对他的贪污定罪。但上诉已经两年，并无结果，也没有等到他巴望的“回答”。这说明，不少中国人，不论普通民众，还是共产党员，都机械而天真地以为，共产党那套制度，能为他们“解决问题”；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如果没有与权力沾边，或者，一旦被甩出权力圈子之外，则哭告无门、伸冤无路，不论平头百姓如陈光诚，还是达官显贵如陈希同，都概莫例外。曾为中共高官的陈希同，竟也天真如此，依然令人唏嘘！
（2012年5月29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陈希同（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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